最惨的一场高地战（被低估了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第五章 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直到1月20日前后，大家似乎一致同意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军事行动。陆军部、外交部和海军部的代表们似乎有同样的决心。战时会议已做出决定。这个决定确实并不是最终的或不可更改的决定。它只是授权海军部审察自己的资源和制定方案。如果这些方案在准备中出毛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向战时会议报告并停止进行。但是谋划工作依旧进展顺利，所有有关海军将领的意见显然完全一致。但是到了1月底，当时与法国和俄国政府的谈判已大大提前，当时许多工作凭费希尔勋爵授予的全权已经准备就绪，许多命令已经发出，许多军舰已在行动，但此时费希尔勋爵却开始对这项计划表露出越来越多的厌恶与反对。

此时，英国海军在北方海域采取攻势或两栖行动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总司令与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通信表明，他反对做进攻博尔库姆或进入波罗的海这一类的事情。这个部门提倡的海军政策的要点和实质是千方百计加强我们的海军力量，给大舰队增添新战舰，但保持一种消极期待的态度。同时，由于霞飞将军反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提前用武力在比利时海岸进军的计划，因而这个方案也宣告结束。显然，在北方战场上进行认真的海军进攻将是件遥遥无期的事，任何可能逐步完善这种进攻的计划都休想得到大舰队总司令的鼓励。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更迫切想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似乎是——因为其他选择已失败或被耽误——为我们剩余军舰和军火保留的出路。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有着切实可行的方案，该方案由参谋人员妥善设计，有海军和政界舆论强有力的一致支持。

然而，当总司令一得知战列巡洋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其他一些大型战舰要被调往地中海战场，他便再次开始强调他的舰队力量荏弱，调动的余地不足。现在他第一次找到了知音，那就是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突然讨厌起达达尼尔方案，这次似乎大部分由于，甚至主要由于他不愿采取炮轰和封锁泽布吕赫的做法。由于陆军已放弃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打算，这个行动现在尤其显得必要。战时会议、海军参谋部，特别是亚瑟·威尔逊爵士都强烈要求采取这个行动。1月4日，阿瑟爵士写道：“如果我们不封锁泽布吕赫运河，我认为我们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更多的军舰和运输船只。如果上次炮轰时就封锁运河，我们就不会失去‘敬畏’号。我们不可能把军舰全部关在港口内而不让它们锈烂。迄今为止我们的军舰由于积极参战而蒙受的损失微乎其微。”我由衷同意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最后我们不得不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在极困难环境下封锁泽布吕赫。第一海务大臣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孤立的，所以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他对泽布吕赫行动的厌恶之情不仅发展成反对达达尼尔计划，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反对任何没有大规模陆军配合的海军进攻敌人海岸的计划。他最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似乎反对在任何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海军干预。这可是一个大大的转变，与他早先和后来的态度迥然不同，这种转变引起了我的关注。

费希尔勋爵的论点没有采取批评这两个军事行动细节的形式。例如，他没有议论达达尼尔计划中的炮火配置或其他纯技术的问题，而任何有效的论据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否则就得放弃计划。他坦言他现在担心的是大舰队的安全与对敌人优势的差距。我对这种说法太熟悉了。难道两个月前在11月讨论中，我们没有和总司令一起对全部理由与根据进行过探讨？当时并没有出现我现在面对的忧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然而，在这种情况后面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费希尔勋爵经再次思考，考虑了某种激励因素或其他原因之后，才转而反对这个此前他乐意支持的军事行动。然而事情已经向前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仅仅因为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忧虑就取消这个行动是不允许的。取消行动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新的事实。

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对他那种真心的或佯装的担心做了回复。信中说：

第一海务大臣：

自任职以来，你对英国大舰队和德国公海舰队的相对实力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在11月，你建议从大舰队中抽调“皇家公主”号、“不屈”号和“无敌”号，外加8艘“爱德华国王”级，5艘“邓肯”级，总计16艘一流军舰，其中一部分用于执行临时重要任务，但是战列舰全部派往南方长期服役。这个部署得到完全贯彻。从那时起，总司令已经收回了8艘“爱德华国王”级以及“皇家公主”号；此外，他还得到了“大无畏”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黑王子”号、“格洛斯特”号、“雅茅斯”号、“卡罗琳”号、“加勒蒂亚”号、“多尼戈尔”号、“海怪”号，外加16艘驱逐舰以及——我估计——大约50艘拖船和快艇。他的力量已大大加强。约翰·杰利科的部队没有得到大力加强之前，我们尚且不担心，现在并没有出现新的情况，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增强，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费希尔勋爵没有争论这个基本论点，但是他再次指责驱逐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要求将整个小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回。我不能同意这么做，因为这会使达达尼尔舰队瘫痪，从而断送参谋部慎重做出的计划。与此同时，亚瑟·威尔逊爵士仍继续迫切要求对泽布吕赫采取行动。

这种双重压力使事态达到紧要关头。

1915年1月25日

海务大臣：

我不想在战时会议上继续徒劳地抵制我不能苟同的计划，但是我要求在下一次会议之前将附在信中的文件印发给会议的成员。

费希尔

他的备忘录的观点是：一直坚持舰队的“稳定施压政策”和保持消极态势，除非是要迫使敌人进行决战。段落摘引如下：

在所有的战略态势中，德国采取的海军防守战略最难对付，此战略普遍被人看成怯于作战，这很危险，正如交战一方在陆上如我们一样的软弱，另一方在陆上如德国一样强大。然而，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遇到过同样的局面。法国人在与我们进行的几乎全部海战中的策略，就是现在德国人采取的策略。我们今天的回答必须是与当时一样的回答，即满足于掌握对海上的控制权，节省实力，运用海上力量逐步施加压力，直到迫使敌人舰队在不利的形势下攻击我方。

在七年战争中，法国人保持他们的舰队五年不进行决定性战争。纳尔逊在土伦海外长达两年。与之相比，约翰·杰利科等待六个月是短的，何况这六个月里已有过几次交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敌人力量。

与过去相比，如今海上力量产生的压力也许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它更能迅速地使对方投入战斗；但是，这仍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到时候它几乎肯定会迫使敌人谋求海上决战，尤其当敌人意识到他们的陆地进攻已被粉碎之后。这是节省我们资源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海上战争的延长与陆上战争相比，占优势的海军强国由于激怒中立国，更容易招来新的敌人。要遏止这种趋势，只有使他国确信，行使海上权力的国家背后有压倒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海军力量。

如果我们贸然将战舰用于小打小闹，例如炮击敌人海岸，或没有陆军配合就进攻设防地区，那么我们就落入了德国人的圈套，因为如此我们将增加德国人以接近平等的力量与我们舰队作战的可能性。炮击海岸和让舰队去进攻设防地区（例如处心积虑地让我们舰队长期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迫使敌人在海上决战。迄今没有其他理由是正当的。

只要德国的公海舰队保持着目前的强大实力与高超的炮击效率，除非英国舰队认为极为重要和实际上必须，就不应采取破坏我们目前优势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便旧式战舰也不能用于冒险，因为它们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人员损失，而人员是大舰队的唯一后备力量。

我们的最大需要和困难就是保持消极态势，除非我们能迫使敌人放弃守势，并出动舰队进行决战。

……有人说，英国陆军的第一项职能就是协助海军取得制海权。在进攻泽布吕赫或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战斗中，陆军与海军合作有可能将德国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引出。这样的目的或许可以达到，然而，这一点现在显然做不到。英国陆军分明还要继续在法国的协约国前线分担一小部分战区，它在那儿不会比它在廷巴克图对海军更有帮助。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强大舰队能给予国家一切，我们就应该继续静静地安享这种有利条件，没有必要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

费希尔

在我看来，除了最后有特色的几句外，这份文件并非出自费希尔勋爵之手。文件是根据他的授意拟写的。当然，它与我的信念绝对相反。肯定没有人会希望“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这样写是为了规避问题。但是从最后这句话体现出来的海军策略，使我们注定毫无作为。无所作为的策略无疑就是在我离职之后总司令与海军部奉行的，这种策略直接导致了1917年严重的潜艇灾难。

***

26日那天收到俄国人发来的我向大公报告达达尼尔计划的电报的复电。他们的答复当然是赞成，但无助于事。爱德华·格雷爵士把电报给我时附有下面这些话：

这是俄国人关于达达尼尔计划的答复。它表明俄国人虽然不能帮忙，但是表达了他们对此行动的全部良好祝愿。大公认为它的成功至关重要。

可以让奥加尼厄^［1］了解这个事实，以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前进，要不然就会让俄国失望，并对陆军形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法国人和我们此刻都对它特别担心……

现在我将把注意力放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文件上，我把它连同如下答复转给首相，并将答复的副本给了费希尔勋爵。答复如下：

海务大臣备忘录

1915年1月27日

第一海务大臣文件的主要原则是无可争议的。我国海军政策的基础就是保持战列舰队及附属军舰处于安全的位置上，使她们能在任何时候在海战中击败德国的公海舰队，并保证这个目的高于和先于其他一切任务。这条原则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全面而严格的遵守。

英、德双方参加星期天战斗（多格滩）的军舰，就各艘军舰的质量而言，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在舰队大战中将要对峙的两国军舰的水平。这场战斗证明，我方占五比四的优势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军舰只会想到撤离，英国军舰想到的唯有进攻。德舰蒙受了惨重损失：4艘军舰中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遭重创。如果战斗打下去，其余军舰将难逃覆灭的下场。

我们现在已不再处于仅仅是猜测的阶段。双方航海技能和炮术的相对素质已得到验证，结果证明我方丝毫也不逊色，同时我们的13.5英寸大炮的优越性和较厚装甲的效果，现在已经基本明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国21艘最好的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可以彻底击败同等数量的21艘德国无畏级战舰。在这个数字上增加战舰必须看作是一种预防水雷与鱼雷造成意外损失的保险。

宣战之初，双方可用的领海内军舰的最高数目为：英国24艘，外加2艘“纳尔逊勋爵”级；德国，21艘。英国随后有下列一流战舰陆续加入舰队：“伊丽莎白女王”号、“爱尔兰”号、“阿金库尔”号、“本鲍”号、“印度皇帝”号、“猛虎”号、“无畏”号；第二个月又有下列战舰加入：“不屈”号、“无敌”号，或许还有“澳大利亚”号；与此相比，我们损失了“大无畏”号。此外，大舰队和哈里奇打击力量还增添了18艘巡洋舰和36艘驱逐舰。^［2］

同时德国领海舰队没有增添任何新生力量，反而损失了下列现代军舰：“布吕歇尔”号、“马格德堡”号、“科隆”号、“美因茨”号，以及10艘或12艘驱逐舰。

必须承认，舰型的不断改进十分显著，服役期超过12年的军舰只能在战争中起辅助作用。它们或许会由于速度限制而无法参加重要战争，除非同等军舰彼此作战；如果被最新式的军舰赶上，它们就难逃厄运。然而在这种前无畏级战舰中，我们也占有巨大优势。8艘“爱德华国王”号级已构成大舰队的一部分，而且2艘“纳尔逊勋爵”级^［3］和剩余的6艘“敬畏”级可以随时加入大舰队以增强其实力。这支舰队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整个德国前无畏级战舰组成的舰队。

展望今年，我们可以得到8艘战列舰加强海军力量，或弥补战争损失，这8艘战列舰中有5艘航速在26节以上，全都装备了15英寸大炮，由它们组成的中队也许可以单独敌过德国海军的两个最好的中队。自从战争爆发，8艘轻巡洋舰已在领海服役；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又会有8艘交付使用，再隔三个月还会增添4艘。所有这些巡洋舰无论在速度还是在火力方面都比德国现有的轻巡洋舰优越。今年里我们还将得到56艘驱逐舰，50到75艘潜水艇，24艘执行协助任务的小炮艇，还有其他各种辅助舰艇。由此可以肯定，原本力量就已很充足的大舰队现在已得到大大加强，而且还将继续增加。第一海务大臣制定的第一条原则已经获得最全面贯彻。

海军的第二个重大职责是保护贸易和控制海上交通。德国在国外的所有巡洋舰与炮艇或被炸沉，或被堵住，或被扣押，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和“德累斯顿”号。这两艘军舰躲藏了起来。“卡尔斯鲁厄”号已有将近三个月销声匿迹，其效率大可怀疑。据信，有两艘德国武装商船（“威廉王公”号与“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号）尚未捕获；其余42艘商船原准备武装之后，去贸易航道上放手搞破坏，但已全部被堵住、扣留、击沉或俘获……

同时海军的其他一些任务也都得到了履行，包括控制英吉利海峡及其进路，巡逻多佛尔海峡，组织小舰队巡逻东海岸，建立哈里奇特别打击力量。

除了上述事实，我们在满足所有海军要求之后，还富余下列战舰可供使用，这些战舰人员齐全，武器弹药等储备充足，它们是：

5艘“邓肯”级军舰。

6艘“老人星”级军舰。

9艘“威严”级军舰。

1艘“君主”号。

4月初至7月末这段时间，我们还将得到14艘装甲厚、吃水浅的重炮艇：2艘装备两门15英寸大炮，4艘装备两门14英寸大炮，8艘装备两门12英寸大炮，最后这8艘还将装备由“威严”号级军舰上拆下的炮塔。具备这种火力，有人便建议可以用她们执行特殊任务，如果必要，可以随时用于炮轰，以促成具有战略与政治重要性的目的，其中下列目的特别值得一提：

1.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行动；

2.支持陆军的左翼；

3.炮轰泽布吕赫；接着

4.夺取博尔库姆。

我们相信，只要谨慎小心和方法得当，损失可以降到最低程度，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比，损失肯定是可以忍受的。虽然军舰（除了“邓肯”级外）已不需要了，也不适合打仗，但我们不能说使用她们就违背了第一海务大臣为海军制定的策略和任何健全原则。由于担心军舰损失将引起的轩然大波，便不敢将它们用于需要的地方，这是错误的。如果在这些军舰上服务的皇家海军官兵中一定比例的牺牲可以达到重要的战争目标，可以挽救陆地上更多的我们的官兵和协约国官兵的生命损失，那么，我们决不应当从这个目标面前退缩。

W.S.丘吉尔

第一海务大臣内心不会担心大舰队的实力。他知道，我了解他对舰队是有信心的，他不打算继续虚假讨论，但是却表示不愿参加第二天（28日）召集的战时会议。这当然不行。我坚持他应出席会议，并安排我们两人在开会前一起于首相处私下会晤。费希尔勋爵同意这一点。

战时会议开会前20分钟我们如期来到阿斯奎斯的房间。这次讨论没有保留书面记录，但是谈话没有出现任何争议。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记录说：“除了要求使用确切语言这样意义不大的几点外，阿斯奎斯先生与费希尔勋爵向我们叙述了这次私下会谈中发生的事情。”费希尔勋爵非常简短地表示他反对泽布吕赫和达达尼尔这两个计划，并表示他宁愿在波罗的海打一次大仗，或者让陆军在海军的强力支持下沿比利时海岸全面推进。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费希尔勋爵“没有对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批评。他也没有向首相提到，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决他有辞职的念头”。这是完全真实的。我当时争辩说，泽布吕赫计划与达达尼尔计划全都应该执行，但是，如果二者必舍其一，那就放弃泽布吕赫计划，对于这个计划第一海务大臣似乎尤其反对。听完双方的意见之后，首相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决定放弃泽布吕赫计划，继续执行达达尼尔计划。费希尔勋爵总的来说似乎还满意，和他一起下楼时我的印象是一切都不错。

战时会议已经在等我们了，汉基上校记录了随后的讨论情况，它已公布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

丘吉尔先生说，他已向尼古拉大公和法国海军部通报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大公热情作答，并相信这（进攻）会对他有所帮助。法国海军部也发来赞成回答，并许诺给予配合。2月中旬开始行动，目前正在准备之中。他询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这个无疑包含某些风险的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会在今天提出。有关此事首相清楚他的观点。

首相说，鉴于已经采取了步骤，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基奇纳勋爵认为海军进攻至关重要。如果进攻成功，其成果相当于新陆军成功地打赢一场战役。这个方案的一个优点在于，如果进展不顺利，进攻可以中途取消。

贝尔福先生指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可以取得下列成果：

它可以将土耳其军队切成两部分；

它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它可以给我们获得俄国的小麦的好处，使俄国能恢复出口；

它可以恢复俄国的对外贸易，由于不能出口，俄国外贸下降，引起巨大困难；

它还可以打开通往多瑙河的通道；

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军事行动。

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它还能最终稳定保加利亚和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态度。

丘吉尔先生说，地中海的海军总司令曾表示进攻是可行的。他要求三个星期至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此任务。所需舰只已在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在回答贝尔福先生的提问时，他说，法国政府对他的要求作了答复：法国人相信，奥地利潜水艇不会来到达达尼尔海峡那么远的地方。

霍尔丹勋爵问，土耳其人是否有潜水艇。

丘吉尔先生说，他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他估计我们在实施炮轰时不会蒙受太多损失，但在清除水雷时难免会有一些损失。在外围堡垒被摧毁之后，真正的困难才会出现，所以有必要进攻狭窄段。他借助地图解释了进攻计划。

然而，这份记录并没有记载下全部过程。在战时会议开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传得沸沸扬扬。以下是费希尔勋爵本人所做的记述：^［4］

战时会议第9次开会，1915年1月28日上午11时30分。

（注：会议前首相与丘吉尔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一起讨论了拟议中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决定同意考虑这个方案，反对费希尔勋爵的意见。）

达达尼尔计划

丘吉尔先生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拟议中的无疑具有风险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应在这个会议上提出。首相清楚他（费希尔勋爵）对此事的看法。

首相说，鉴于已经着手做了准备，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注：于是费希尔勋爵离开了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在他身后，问他打算干什么。费希尔勋爵回答基奇纳勋爵说，他不想再回到会议桌旁，他要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基奇纳勋爵此时向费希尔勋爵指出，他（费希尔勋爵）是唯一异议者，达达尼尔军事行动是首相决定的；他力劝费希尔勋爵明白，费希尔勋爵对国家承担的任务就是履行第一海务大臣的职责。通过进一步谈话，费希尔勋爵勉强听从基奇纳勋爵的话，回到会议桌旁。）

此处必须强调，基奇纳勋爵1915年5月14日向战时会议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费希尔勋爵认为，无论在战时会议或在其他地方与上司海务大臣丘吉尔先生争吵，对自己来说既不合适也不得体。正确的做法是要么沉默，要么辞职。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休会了几个小时。虽然战时会议做出的决定我由衷赞成，没有人反对这项海军计划，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和第一海务大臣达成完全谅解。我注意到他离开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他走到窗前与他争辩，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午饭后我要他到我房间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达达尼尔行动上退却；经过长时间友好的谈话，内容涉及到海军部的各个方面以及海军的地位，最终他明确同意接受任务。以后有关此事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争执。“当我最终决定投入时，”费希尔勋爵对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下午我们又回到了战时会议，参谋长海军上将奥利弗与我们同来，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之后，我代表海军部宣布，我们决定承担战时会议如此迫切地给予我们的任务。我将此举看作最终决定。从此我决不再回头。我们已经离开了讨论与协商、权衡与担忧的阶段。现在进入了行动的阶段。

我对老海军上将持续施加了重压，对此我决不隐瞒。由于基奇纳勋爵的个人影响力，由于战时会议的集体意见，由于首相的权威决定，这个压力尤显得沉重。它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舆论压力是压倒性的），而且是费希尔无法回答的说理的压力。就技术方面而言，海军部有极大的支持力量。费希尔勋爵后来说：“海军部的观点一致，所有人都站在丘吉尔先生一边。我成了唯一的反对者。”

向第一海务大臣施加这种压力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战争就是一种有可怕压力的事业，加入战争的人如果不能坚强地承受压力，他们就必定失败。如果仅仅是一名政治家与平民，只要我对达达尼尔计划没有信心，我就决不赞同它，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在争论中驳倒它，安排舆论反对它。如果我处在费希尔勋爵的位置上，并持有他的观点，我就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他没有必要辞职。只有第一海务大臣才能命令军舰行驶，大炮开火。面临选择之际，第一海务大臣必须正视事实，果断做出决定。当一个艰巨复杂的计划已经展开，风险已经承担，牺牲已经付出，此时再对决策产生动摇，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选择阶段，一个人必须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选择已经做出，大家就必须齐心协力地贯彻这个事业。

***

最近这些年来我常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接受了费希尔勋爵的意见：除非战时会议能够动用足够陆军猛攻加利波利半岛，否则断然拒绝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做法，我们会得到足够的陆军和一个完善的计划吗？我们能否拥有达达尼尔政策所有的有利条件，而又能避免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高昂的错误和不幸？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这个事件，它显然觉得，如果没有海军的作战计划，以后注定会出现策划周密、配合完美的真正的两栖进攻。谁也无法十分深入地探讨这种假想的局面，谁也不能据此妄下结论。但是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大家目睹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意义和实实在在的证据，正是因为这次进攻对所有巴尔干及地中海国家产生的诸多影响，才足以使人们心里明白，从主战场抽调大量军队是可能的，此外别无他法。我相信，除了这些巨大的希望加上急切的需要之外，别无其他因素能使基奇纳勋爵将陆军从法国与佛兰德抽出。没有热情，进攻达达尼尔是决计做不到的。任何将大批兵力调往南方战场的企图，只要它还是纯理论性的建议，都会被我们的总部与法国参谋部否决。一会儿他们会告诉我们，由于俄军失败，大量德军正回到西线发起最强大的进攻；过一会儿他们会说，他们一发子弹也省不出来，由于子弹短缺而深陷困境；以后他们又会说，他们有了发动巨大攻势的出色计划，它将粉碎德国人的防线并将他们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驱赶出去。事实上他们利用了所有这些理由，其目的在于（我们将看到）破坏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甚至在这个行动实际开始之后仍然如此。他们会不遗余力否决任何有关东方战役的纸上计划。如果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本来就不会有达达尼尔行动，也不会有这个行动带来的希望、光荣和损失，更不会有令人心碎的最终失败。

但是谁敢说会发生其他什么情况？倘若意大利晚几周加入战争，倘若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持续惨败使意大利最终不可能加入战争，倘若保加利亚向我们提前宣战几个月，除了塞尔维亚之外所有巴尔干国家都会集合在日耳曼旗帜下。在加利波利半岛被击溃的土耳其陆军精锐部队的大部分，肯定会在某处与我们或我们的协约国军交战。高加索的俄军也不可能长时期逃脱灭顶之灾。我不相信采取消极态度时我们就真的会有漂亮的、策划周密的两栖作战行动。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遇到的将是在整个南方与东方战场上完全不利的外交与军事反应。扪心自问，我不后悔为这次行动所作的努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是对的。

不坚持，那就是犯罪。

注释：

［1］法国海军部长。

［2］舰名略。

［3］2艘“纳尔逊勋爵”级军舰（即“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费希尔勋爵尚未将她们加入达达尼尔舰队。

［4］费希尔勋爵《回忆录》（Memories），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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