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后会怎样（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制度的影响）

农民进城, 或是夫妻流动, 或是其子女流动, 或是举家迁移。这种社会流动尽管是个人行为, 但它不仅对个人有意义, 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家庭成员的流动必然将引起家庭结构及家庭运行状态的变化。

(一)家庭结构复合与分化并行。家庭结构变化并不是线性和单一的。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这种变化呈现复合与多方向性特点。农民进城后, 农村家庭结构形成两种外延化趋势—离散趋势和延伸趋势。夫妻一方或双方流动的, 形成家庭结构的不完整, 构成离散状态。其家庭或由夫妻一方加上小孩构成核心家庭, 或由夫妻的父母加上其小孩构成主干家庭;而举家迁移入城的, 会因为种种利益关系出现家庭血亲和姻亲共同生活的联合大家庭, 形成家庭延伸状态。

(二)传统的家庭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正在消亡, 代之以一种新型的家庭成员间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家庭制度。

第一, 夫妻关系由“男主女从型”到“男女平权型” 转变。正如社会生活中男女是否平权, 主要取决于他们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是否处于同样的地位, 享有同样的权利一样, 在家庭中夫妻是否平权首先取决于夫妻在经济上是否处于同样的地位。因此, 夫妻的收入构成是量度夫妻经济地位是否平等的最重要依据。

有人指出, 由于婚后家庭外出劳动力多为男性, 农村出现了女性农业化趋势,由于农业的低收入和农业发展的滞后性, 使妇女地位的提高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 留守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会因为丈夫的外出而得到凸显。

一方面, 在丈夫外出后, 妻子独立承担大部分的农活, 留守妇女从事农业活动的经济贡献显性化。另一方面, 丈夫外出后, 妻子承担起主要决策人的角色, 家庭地位得到提高。老人和小孩对留守妇女的依赖也使得她们在家庭的作用不可或缺。除收入之外, 家务劳动承担情况是观察夫妻家庭地位的重要指标。

在广大农村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角色模式正在为“男女共主内外” 的新模式所取代(当然这种取代并不彻底, 仍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尽管如此, 目前农村家庭所发生的向“夫妻共同承担”这种模式靠拢的这一变化, 意味着更多的男子开始承担比以前更多的家务。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 这一变化当然体现了夫妻价值观念和角色模式的变化, 它表明至少在家务分工方面, 现在的夫妻比起以前更加强调双方的平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农村家庭夫妻关系发生的从传统的“男主女从型” 向“男女平权型”的转变。与以前相比, 女性(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她们不再像以往那样, 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在夫妻关系中总是作为委屈、被损害的一方。相反, 她们也与丈夫一样, 无论在经济上、家庭事务上, 还是在夫妻双方身份中, 都处于与丈夫比较平等的地位, 有时甚至是主导地位。

第二, 家庭亲族关系有单系偏重转向双系并重的同时, 家庭网络也从宗亲偏重转向宗亲与姻亲并重。在宗亲偏重的父亲父权家庭制度中, 丈夫的兄弟才是同宗同姓的本家亲戚。而丈夫的姐妹和妻子的兄弟姐妹都属于外姓亲戚。他们在亲属家庭网络的差序格局中的地位有严格亲属之别。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农业的生存价值很低, 进城打工已成为农村家庭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的经济价值很低, 存在于农村土地上的利益纷争也随之减少, 一个家庭的力量足以应付日常的农业生产, 传统的宗族力量也就消之无形。另一方面, 妻子地位的提高, 妻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日益明显, 姻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血亲和姻亲一消一长, 出现了双亲并重的局面。

第三, 年轻子女地位上升, 父辈权威下降。农民进城的非农化过程使得子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 主要表现为,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 年轻子女在较早的阶段就获得一定的地位, 长辈的权威则较早下降甚至丧失。首先, 年轻子女进入城市打工的年龄都比较小, 一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流动。进入城市之后, 父母对他们的管教和束缚感减少, 生活上受父母的影响也减少, 面对城市生活的一些决断都得由他们自己拿主意。在这过程中, 年轻子女较早地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独立主见,长辈的权威领地在城市生活的某些决策方面逐渐丧失。

其次, 年轻子女进入城市之后就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 他们的打工收入甚至超过其父母。妻子地位提高的原因一样, 年轻子女经济收入的获得与提高, 也使得他们在家庭决策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 在农民进城的打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之后, 土地以及与土地有关的价值和经验就被至于末位, 传统农业社会世代相传的土地及经验不再形成父辈对子辈的权威。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 年轻子女进入城市打工的领域和方式与父辈都有所不同, 父母难以供给他们所需的经验和教诲, 反而是父辈有时需要子辈的扶助。年轻人头脑灵活、适应性强, 对新的东西和市场信息能较快的感受和把握, 因此对于在城市经商的农民工家庭而言, 年轻人的话语是不可忽视的, 他们往往拥有多于父母的决策权。父辈权威在传统农业领域丧失, 在城市生活领域让位, 子女的地位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