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朱买臣奇案（马瑀滑铁卢）

1793年，在舟山的历史档案里，曾发生过一起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事件，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古代朱买臣奇案?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朱买臣奇案

1793年，在舟山的历史档案里，曾发生过一起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事件。

1793年是清朝乾隆五十八年。6月21日也就是农历五月十四日，舟山洋面忽然有一艘外国船自南驶来，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禁止外国商船到定海、宁波的上谕下达，定海“闭关”后，30多年来番船驶入定海港已属罕见，岸上的人都十分惊讶。

率兵巡洋的定海总兵马瑀远远看见了，十分兴奋，以为是英国使团到了，就立刻迎上前去。上船询问，才知道是一条探船，打探英国使船是否已到舟山。船上管兵官员名叫全被波罗嗒，有跟役水手40人，铜炮6位，铁炮2位，鸟枪16杆，还有伙食衣箱，并无其他物件。所带的通事叫安顿，是吕宋国（菲律宾古国之一，在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人。马瑀细细查验完毕，便照料探船进港，列营站队，与定海知县张玉田一起在定海港衜头迎接英国人上岸，接着又在天后宫摆设筵宴，将猪羊米面等物送上船去，忙得不亦乐乎。5天后，英国探船走了，马瑀又护送他们出了港。

马瑀如此隆重地迎接一条英国探船，是因为早在这一年农历正月十八（2月28日），朝廷就有廷寄传来：

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必期派委大员，列营站队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照体制。

廷寄还警示道：

外省习气非废弛因循，即张大其事，甚或存畏事之见最为陋习。此次承谕办理，务须经理得宜。固不可存意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迹涉张皇，方为妥善也。

马瑀想想自己既没草率从事，也没迹涉张皇，一切都按旨意办理，便放心大胆地照实向浙江巡抚觉罗长麟报告了事情的处理经过。觉罗长麟也觉得办得妥帖，就给乾隆上了奏折。

但马瑀还是犯错了，因为他未接到上级“可以放行”的指示下，提前就把英船放行了。

于是，马瑀被“交部察议”。那么，此事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英吉利使团此次访华本是不可能经过舟山的，只因为一个小小的借口，才使舟山这个沿海门户向英国使团洞然敞开。

这一年，整个皇朝都知道英吉利的使团要来给乾隆祝寿，皇朝上上下下都在传说这事。大清帝国有许多臣国，常来向天朝进贡，但英吉利国还是第一次。

乾隆皇帝对此很高兴。

英吉利使团由一个叫马戛尔尼的率领，乘坐着拥有64门火炮的 “狮子”号战舰而来，一路历尽艰险，有一条叫“豺狼”的小型护卫舰还在半路上失踪了。使团抵达舟山时，除“狮子”号，还有3条船—— “印度斯坦”、“戛考尔”和“克拉伦斯”。

他们本来是不可能经过舟山的。在这之前，也就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再次下令封闭在定海的浙海关衙署及“红毛馆”，禁绝英国商船在定海和宁波收泊交易。故而有“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旨意，也就是说，当时按规定他们只能从广州上岸，呈上贡单副表，然后走陆路上京。只不过英国使团用了一个小小的借口，才使舟山这个沿海门户向英国使团洞然敞开。

广东巡抚郭世勋是这样报告乾隆的：

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呈事件，……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航，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州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在这份奏折里，郭世勋为这次例外的“门户开放”找了两点理由，其一是英国使团没有上呈副表贡单不符惯例，他们又称不知道是哪些贡品，所以广东不敢自作主张予以接待；其二是英国使团担心贡品由陆路转运会有损坏，已从外海奔天津而去了。

其实，所谓“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航，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云云，只是托词而已。要知道，英国人从未如此郑重其事地派遣过赴外使团，光是其团队成员，就有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水手等有近七百人。为了找到使团所必需的译员，他们甚至找遍了全英国和瑞典的里斯本，最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找到了两名愿意回国的中国人神父。至于礼品，英国人更把它们的意义视作是为了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1792年9月26日在朴次茅斯港启航时，副使斯当东还特意检查了船上的贵重礼品是否安置得固定牢靠，岂能有“不知是何名目”的道理？

在英国使团启航出发之前的1792年9月20日，东印度公司管理买卖头目百灵就已到达了广州，他把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博士的一封信交给了洋商蔡世文。信中写道：“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这个百灵为了送这封信，早在这一年的4月份就从伦敦出发了。这就是广东巡抚所说的“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蔡世文接到这封信时，立刻把这封信和百灵的禀文一起向郭世勋具禀。百灵的禀文说，英国国王因前年中国皇帝八旬大寿，未及叩祝，心中十分不安，今特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请求先为奏明。这就与培林那封信的意思有了较大差别，避开了会让清朝皇帝不快的“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之类的说项，使马戛尔尼之行更像是一次进贡，是来表示顺从天朝的。郭世勋果然也是这样向皇帝报告的：“英吉利国夷人……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

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的《掌故丛编》中，有百灵原禀的印影件。据记载，百灵原禀上奏后，乾隆令在京的西洋人翻译。西洋人称，原禀有西洋字一件，伊等能认出并译出汉文，另一件系英吉利字，伊等不认识。那不认识的一件，想必就是培林的原信。由于这封信没能及时译出，当时整个朝廷官员连同乾隆皇帝都以为英使只是前来进贡祝寿的。

就这样，1793年，舟山史无前例地来了一个英国使团。英国使团赴京前，在舟山的这一插曲并非空穴来风，其真实目的为何？事隔47年后的1840年7月，清朝帝国的大门首次被英军在舟山打开，历史的轨迹又怎样以一种屈辱的方式重新回到起点？此是后话，将在后续篇章中再作交待。

话说乾隆皇帝看了郭世勋奏折和百灵原禀译文，果然龙心大悦，下旨“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进京”。他还体恤地说道，“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该督抚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到京”。继而，又命各有关督抚沿海探听英使到达的消息。可是，英国贡使明明已到了天子脚下，乾隆皇帝却得不到贡使到达各地的准确时间，岂不威严尽失，唯一能探到准确消息的英使打探船又让定海总兵马瑀擅自放行了，他岂能不动怒？

“交部议处”也就是交吏部拟定处罚办法，但马瑀毕竟是无心犯错，因此只是“察议”，还能“戴罪立功”。

这一年，马瑀已64岁。这位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也就是定海“闭关”那年）的武进士，是山西阳曲县人。光绪《定海厅志》等舟山旧志没有他的记载，笔者在他的家乡阳曲县旧志——道光《阳曲县志》卷十三《人物列传》中查到了他的列传：

马瑀，字瑞符。父云翱，由武进士历甘肃提标游击，出兵金川，晋参将，卒于军。遂以武世其家焉。

兄玿，乾隆戊午科武举。弟全，壬申武探花，庚辰武状元，后以征金川阵亡。

瑀，癸酉科武举，丁丑成进士。由广东饶平营守备，诖误，捐复，留京营效力。

瑀兄弟俱能拉硬弓，善骑射，左右开弓，发无不中，一时名噪京师。而瑀尤妙于指授，门人获授者如榜眼郭元凯、侍卫田永秱等，俱知名士。

怠年满，补河东沿守备，升珠市汛都司，旋升本讯游击。转左营参将，又转中营副将，升任浙江定海镇总兵。时洋匪出没无常，瑀严斥堠、谨巡察，贼匪远遁。

六十年，调湖北襄阳镇总兵。戴花翎，赴湖南防守苗匪。事竣回镇。值教匪滋扰，堵御有方。箭毙贼首七人，歼灭余党几尽。嘉庆二年，以军功加提督衔。

六月抵川协剿。方料理粮道，带兵堵截；忽贼匪窜至王家坪等处，文报不通。踽策励将士，于九月初三日攻夔州府放牛坪贼匪，贼已败退。突有别股，自菁林中出。瑀奋勇截杀，战于张家崖，山梁陡险，身中数枪，坠崖而死。与其弟全，前后尽节，年六十八岁。

事闻，祭葬如例。子国鉁，世袭骑都尉。次国钰，荫生。

马瑀一家，可谓忠烈。父亲死于军中，弟弟也在征金川中阵亡。纵观马瑀一生，他是何等英武，拉硬弓，善骑射，左右开弓，发无不中，连受他传授的人都能成为名士；又是何等威猛，剿“教匪”时箭毙贼首七人，歼灭余党几尽，任定海总兵时严斥堠、谨巡察，使出没无常的海匪远遁而去；他连死都是身中数枪，坠崖而死，死得轰轰烈烈。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在1793年以一种极其窝囊的方式“诖误”（因过失受谴责或失官）了，实在是他一生中的“滑铁卢”。

相比他履历中的另一次“诖误”，1793年的这次算不了什么。任广东饶平营守备时，据《乾隆朝实录》记载，是因手下人“帮争网地，并施放鸟枪击打民人”，朝廷认为“至该抚及提镇等，有管辖营伍之责，今所属将备，竟有贪贿帮争放枪滋事之案，非寻常失察可比”，因此“福崧、马瑀俱著交部严加议处”，他真的没话可说，最后还是靠捐银才恢复官职。而1793年的这次，其实说不出有什么失误，只因不知就里一头撞在乾隆窝心事上，才糊里糊涂地被“交部议处”了，因此《阳曲县志》的马瑀列传中干脆不作记载。

这一年的马瑀，从此就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但事情还得要做，当时马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路过定海的英国使者，这对于一位从未与“夷使”打过交道的武官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好在马瑀能够以勤补拙，便天天泡在洋面上巡查。

清朝宫廷设有起居注馆，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包括起居、谕旨、题奏、官员引见等。据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九（1793年7月16日）的乾隆起居注记载：

庚午。内阁奉谕旨，长麟奏：据定海镇总兵马瑀咨称，五月廿七日在内洋巡哨，见有夷船一只，自南驶至内洋，并远望有夷船三只，在外洋停泊。该总兵等迎上夷船，询问系英吉利国进贡船只。据贡使马戛尔尼称，因大船笨重，不能收口，二十九日即欲开行，前赴天津。……今该总兵于巡哨地，见有夷船远来即能探询，明确迅速咨报，尚属留心。马瑀著免其察议。其知府克什讷亦著一并宽免。该部知道。……是日驻跸避暑山庄。

在农历五月十四日擅自放行英使打探船的13天后，马瑀终于“逮”住了远道而来的英使。那时候没有电报电话，信息靠驿差快马传递，千里之外的京城接到浙江巡抚觉罗长麟的奏报已是六月初九，但皇帝还是很高兴，觉得定海的这位总兵勤于巡哨，见有夷船就主动上前探询，掌握实情后立刻汇报，做到了恪尽职守，虽然十多天前刚刚决定 “交部议处”，但皇恩浩荡，他的“察议”之罚，连同对宁波知府克什讷的处罚，都一概免了。

马瑀是英使团最早见到的清朝官员之一，他在英国人笔下被评析为是一位“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员”。其实整个1793年的舟山历史就充满了这样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整个舟山的臣民在“闭关”三十多年、突然敞开国门之后均显得手足无措，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我们还会看到。

来源：中国舟山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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