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陶器工艺的主要成就（陶器专业化大生产的民族考古学调查与研究）

摘要：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关遗物遗迹，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为了解陶器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属性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通过有目的的民族志调查，借以从民族考古方面尝试研究陶器生产及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制陶业及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这种通过对现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调查，并与考古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是探究体现在陶器背后的各种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 背景

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史前陶器的生产逐渐开始出现专业化、规模化，伴随而来的是产品标准化程度的提升。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陶器容易受到古人各种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的影响，并能够迅速表现出来。因为更新换代的速率相当的快，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及时、准确地体现出文化特征和发展变化。故而，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研究陶器的型式演化，定性文化的出现、交流、传播、扩散和影响，并研究不同遗址的相对年代和关系等。毫不夸张地说，陶器是了解古代社会的颇为有效的媒介之一。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关遗迹遗物，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通过细致研究，可以为了解陶器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属性提供最直接的证据。所谓技术属性，指的是和陶器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工艺，涵盖原料获取、加工、陶器制作技术、装饰和烧制等内容，也包括相关的设施，如陶窑、陶车、原料加工工具、装饰工具等。技术属性是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并参考民族志调查、实验等，直接进行研究并取得较为切实可信的结论。文化属性指的是蕴含在陶器本体上，代表不同文化类型的属性。通过对遗址中大量出土陶器的分类分析，可以提炼出代表文化方面的信息，进而区分文化类型，研究文化分区和关系、相对年代变化、类型演变等众多内容和信息。社会属性指的是建立在陶器生产的基础上，研究关于社会方面的内容。通过研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等，进而了解更多关于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如生产的控制、抽象思维的形成、复杂社会的出现及演化，等等。

其中，研究陶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开展细致的民族志调查。通过对现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调查，并与考古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是探究体现在陶器背后各种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于现代制陶作坊的调查，对研究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关信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专业技术水平研究

通过有目的的民族志调查，借以从民族考古方面尝试研究陶器生产及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制陶业及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研究专业化程度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一般认为陶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及其产品体现出来的标准化水平，是两项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或途径。

专业技术的水平一般是通过产品的规范程度或是达到标准规格的能力而体现的。换句话说，就是当生产的产品与标准产品之间的距离越小，说明技术水平越高；反之，水平越低。技术水平的高低又和生产活动密不可分。一般情况下，出自高度专业化生产活动中的产品，体现出的技术水平往往比较高；反之，就比较低。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经常能体现出高度的标准化水平；反之，标准化水平就比较低。就此推测，一批标准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往往代表着存在一个或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或作坊。高水平技术工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会和相应的生产方式一致。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史前时期的陶器生产活动中，上述现象可能体现得更加充分。

与民族志调查和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史前社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难度比较大，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除大量陶器之外，其他相关资料较少。因此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研究相应的专业化程度，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

陶器研究中，考古学家通常主要通过标准化程度来研究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并把其当做研究的重要证据之一［1］。因此有学者大胆地提出“标准化既是研究专业化程度的最有效的变量之一，也是为考古学家所频繁利用的”［2］。考古学家常常会认为只有单一的或者少数的生产单位以单一的或特定的规格制作器物，才会导致器物之间的一致性大大提高，当在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高度标准化的器物出土时，就认为极有可能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

科斯汀认为标准化构成专业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专业生产系统内陶工越少，生产的器物的变异就越小（无论是由无意识的机械习惯或技术，还是有意识的关于器形或装饰的决定，以及使用更大范围内的原材料）；其二，标准化—程序化或工业化生产的结果—被认为是削减成本的策略［3］。朗艾克就提出“产品标准化经常被认为是专业化的副产品”，随着生产者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器物的标准化程度［4］。简言之，“陶器的标准化程度是被认为反映生产强度和专业化程度的”［5］，是专业化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6］。

在陶器专业化生产活动中，专业陶工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又该如何衡量这种水平？同时，在这种技术水平下，标准化水平又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在综合参考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无论是技术水平，亦或是标准化水平，实际上都是一种相对的程度，就目前来说，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引入参考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一）标准化程度研究

朗艾克曾对菲律宾的民族志材料进行分析，认为陶工的工艺水平是影响器物尺寸变化的重要因素。水平高的陶工制作的器物变异程度较小，更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反之，变异程度较大。最后得出结论，在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中，技术水平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积累，技术不断提升，结果使得产品的标准化提高［7］。

根据朗艾克的研究，可知陶工技术水平越高，制作的器物就越标准，在同一件器物上产生的误差也越小。因此，为了研究陶器制作者的工艺技术水平，首先研究单个陶器所表现出的制作技术方面的误差。理论依据是误差越大，工艺技术水平越低；反之，则工艺技术水平越高。

实际上，技术水平是相对的，有着高、低之分。其衡量标准，一般通过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来表现。当生产出的产品表现出了较高的标准化程度，技术水平就高；反之，技术水平低。

研究标准化程度，可以借助统计学中的离散程度这一概念。所谓离散程度，体现的是数据分布的特征，反映了各变量值向其中心值聚集的程度，也可以称为离中趋势。其中的各测量值是对数据水平的一个概括性度量，它对应一组数据的代表程度，取决于该组数据的离散水平。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集中趋势的测度值对该组数据的代表性就越差；离散程度越小，其代表性就越好。描述数据离散程度的测度值，根据数据类型不同，主要有异众比率、四分位差、方差和标准差，也有极差、平均差以及测度相对离散程度的离散系数等［8］。

本文将主要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即离散系数）两种数据类型研究离散程度，即标准化程度。标准差是一种离散程度的概念，它反映了每个数据与其平均数相比平均相差的数值，因此它能准确地反映出数据的离散程度。一个较大的标准差，代表大部分的数值和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一个较小的标准差，代表这些数值较接近平均值。由于标准差与变量值的计量单位相同，因此在很多实际问题分析时，是经常采用的方法［9］。变异系数的定义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相应的平均数之比”，是用来衡量资料中各个观测值变异程度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测量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统计量。变异系数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比较不同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离散系数越大，说明离散程度越大；反之，说明离散程度越小。当我们要对两组或以上资料进行比较时，不同单位的资料不能直接使用标准差比较组群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在计算时消除了计量单位，因而可以直接对不同组群进行比较［10］。

陈铁梅在《定量考古学》一书中，对此也有类似的描述：“如果一组数据是记录某类陶器的线性尺度，其集中量数应是设计的尺寸，那么数据的离散程度反映陶器加工的工艺水平，陶器的实际制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原设计的指标。专业加工的陶器其实际尺寸的离散性小，而家庭作坊加工的产品就不那么规范，产品的尺寸离设计值会有较大涨落。因此需要定义表征样本的数据间离散程度的量，称为差异量数［11］……。常用的描述数据间离散程度的统计量是标准差……但标准差必须与平均值一起使用……来描述数据组的集中量数和差异量数。”［12］

（二）衡量标准

由于标准化程度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相对的变量。为研究这一变量，建立相应的参考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并根据接近标准的程度，确认标准化的水平。但目前国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参考数据和资料相对较少。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便于进一步研究，拟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一是引入目前执行的现代陶瓷器评级的国家标准（简称国家标准）；二是利用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日用瓷器（GB/T3532—1995）规定的误差范围，口径等于或大于60毫米的允许±1.5%，口径小于60毫米的允许2.0%；高度误差允许±3.0%。日用精陶器（GB/T10815—2002）规定误差范围，口径等于或大于60毫米的为±1.5%，口径小于60毫米的为±2.0%；高度误差范围±3.0%［13］。

根据国家标准，口径在60毫米以内的陶瓷器，误差一般允许2.0%。口径在60毫米及之上的陶瓷器误差允许1.5%。就高度误差来说，无论多少，误差均允许3.0%。

除了口径、高以外，国家标准未给定瓷器或陶器其他部位的误差允许范围。但为了研究需要，其他部位的误差范围，参考口径和高的标准。

2.西方学者对于陶器标准化的研究比较多，既有针对民族志调查开展的研究，如在印度、西班牙和菲律宾等地开展的调查和研究，也有基于民族志调查开展的考古学研究，如关于易洛魁人和雷兰土墩（Tell Leilan）遗址陶器生产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都获得有相应的数据，这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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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外也有学者通过生理学研究人感知能力的界限。早在19世纪，有生理学家就注意到人类对外界刺激的感知不是非常准确的，比如温度、重量和亮度等。韦伯就注意到人类感知的绝对误差和感知对象存在线性关系。通过研究他认为人类观察物体的重量或长度时，3%以上的差异很容易被判断，低于3%的差别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无法辨别，从而被认为是没有存在误差。3%的数值则被称为韦伯常数（Weber Fraction），且被认为广泛存在于人的各类感知系统中，包括疼痛、温度、亮度和声音等［14］。因此有学者就认为，韦伯常数对于考古学家研究标准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生产特定规格的产品时，在不借助任何外在工具的前提下，能达到最接近的程度就是误差在3%以内，变异系数的范围在1.5%～1.7%［15］。

在这个前提下，埃尔肯斯设计了一个实验，希望能够测验人类一般对标准器物记忆的准确性，以了解人类心理的器物图像如何转变成形状大小相同的器物实体，并且探究视觉感知、记忆和机械技术如何在器物由原料转换成物件的过程中产生作用、造成变异［20］。经过实验，他认为变异系数在3±1%这个范围是前工业时期，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变异系数为3%指的是样品中距离平均值5%以内的样品或数值。也就是说，在前工业社会人工最完美的产品的误差不超过标准规格的5%。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变异系数在4%～5%应被视为接近人类标准化手工生产的能力极限。另外，他也认为当变异系数在2%～3%的时候，考古学家几乎可以确认只是一个或极少数人进行的生产。

在此之后，他又延续人类认知误差的概念和研究结果，继续讨论适用于衡量标准化的统计方法。结合韦伯常数，经过一系列研究，埃尔肯斯提供了人类认知能力的上限和下限：一般来说，人类对器物认知的误差介于变异系数1.7%到57.7%之间，当变异系数低于1.7%的时候，表示制作者并不是单靠自身认知，而是使用外在的测量辅助工具降低误差；当变异系数大于57.7%的时候，则表示制作者“完全没有”想要制作相同器物的意图，是随机的或接近随机的生产［21］。

三 个案研究

（一） 四寨村的制陶技术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四寨村有一座远近闻名的专业制陶作坊。这个作坊是袁熙海、袁熙林两兄弟共同经营，除了作坊主进行生产外，还雇佣专业制陶艺人进行生产。经营作坊的两个家庭及雇佣的陶工均来自邻近的安顺市普定县。据了解，普定县原有大量制陶作坊及陶工，世代以生产陶器为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替代品大量出现，陶器的需求迅速萎缩，生产陶器的利润急剧下降，再加上现代年轻人少有继承祖业继续陶器生产，以及累世陶器生产几乎耗尽当地的陶土资源，再加上交通的限制等原因，导致普定县的陶器作坊几乎绝迹。部分继续坚守祖业的陶工，开始将作坊转移至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的地区。如长顺县、惠水县等地。

四寨村的陶器生产主要以适应当地需求为主。如酿造米酒的冷凝器、储存米酒的酒坛、腌制泡菜的坛子，另外也有花盆、壶、罐等产品。

虽然已经步入专业化生产阶段，但该作坊仍然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原始制陶技术。总体来说，四寨村的制陶技术属于轮制法范畴，可以划分为经典轮制法和分段轮制法［22］。正是由于坚守传统，因此在陶器加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机械动力驱动陶车，仍然坚持使用比较原始的人力驱动［23］。

其中，采用经典轮制法主要用于制作小型器物，如陶罐、花盆等。

分段轮制法主要用于加工大型陶器，如冷凝器、酒坛等。酒坛（可存储50公斤酒）制作方法颇为麻烦，耗时也久，至少五个步骤。第一步，直接快轮拉坯技术加工下腹及底部；第二步，泥条盘筑辅助快轮拉坯修整，加工中腹；第三与第二步雷同，加工出上腹部；第四步，使用陶垫、陶拍，加工出外弧鼓的腹和肩等；第五步，技术过程与第二步雷同，加工出高领及口沿部分。上述各步骤之间，不是持续进行的，中间要经历一定的阴干和晾晒过程。

四寨村作坊主袁氏兄弟，虽然分别生产，但产品大体相同，同时又各有侧重，轮流使用一座龙窑。两人也参与生产，但主要是雇佣专业陶工生产。袁熙海雇佣一名陶工，袁熙林雇佣两名陶工。参与生产的所有人至少具备20年的陶器制作经验。受雇佣的陶工，生产酬金按件计算。除极端天气外，几乎全年进行生产。

（二）四寨村专业陶工技术水平研究

为了解四寨村陶工的技术水平，拟通过两个途径进行探讨，一是研究标准程度，通过误差进行衡量；二是通过数据量化分析各指标体现出来的离散程度。

1. 标准程度

陶工手工产品的规范程度或者说是接近标准规格的程度，也是技术水平的一个有力体现。为了解四寨村陶工生产的每件器物的规范程度。本文设定了五个指标，主要包括高、口径、底径、最大径高及口沿宽等。（图一）采用抽样的方法，从缸、罐和壶三种器形中，分别随机抽取20件，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测量，每个指标在每件器物测量若干次，取平均值为器物的数据。为了便于研究，以每一类器物的每个指标平均数为标准值，即规定的规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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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三种器物60件样品的仔细测量，收获大量体现各个器物特征的数据。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21，分别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分别用表和图的形式进行展示。

（1） 缸

如表三所示，通过缸的指标—高，误差分析结果来看，其体现出的误差范围相对偏大，达到0.07%～8.48%，部分数据超出了埃尔肯斯提出的5%标准。但是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3.409%）和中位数（2.5%）来看，高的标准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绝大部分的误差已经小于所谓3%的这个界限。（表三）从图二数据分布频率上来看，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前工业社会时期，在没有严格的或特殊的要求下，这应该是人工所能达到的最接近完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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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径的误差来看，误差范围相当小，最大也不超过3%这个界限。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0.957%）和中位数（0.6%）来看，这样高度的规范程度，在不借助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应该是很难完成的。此外，从误差分布的频率来看，特征更加明显，即绝大多数的样品误差小于2%。（图三）这样的误差几乎已经超出手工技术的范畴，达到了工业化生产的水平。

在陶器生产过程中，对于底的控制很多时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底径大小的变化（图四），在陶器成型后期基本是不可调整的，很多时候是一种技术能力或认知能力的一种体现。缸底径的误差范围在0.24%～7.74%。部分数据超出了埃尔肯斯提出的5%标准。但是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2.625%）和中位数（2.28%）来看，大部分的误差已经小于所谓3%的这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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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底径相比，最大径高这一参数，虽然相对容易控制，但在专业生产过程中，陶工的生产往往是一次成型，之后基本不再调整，是一种基本技术水平的体现。缸最大径高的误差范围与底径的相差无多，在0.09%～7.37%之间。但是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2.805%）和中位数（2.15%）来看，大部分的误差已经小于所谓3%的这个界限。（图五）

相对于其他指标，唇宽的度量数据基数很小，任何微小的变动，往往产生较大的误差。但从唇宽表现出的情况来看（图六），也确实如此。在所有参数的误差范围中，唇宽这一参数表现得最为明显，达到0.38%～9.02%。但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3.084%）和中位数（3.156%）来看，大部分的误差数据接近所谓3%的这个界限。

为了更加方便地展示误差的分布情况，将五个参数的误差数据汇集在一起，专门制作了一个箱式图。（图七）1.5%是日用陶瓷器国家标准中关于口径的规定。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在所有样品中，有约75%的样品已经达到工业化大生产中的国家标准。3%是国家标准中关于高的规定，也是人类对误差感知的一个常数，即韦伯常数。从图中可知，高、底径和最大径高等参数的样品中有超过5成的误差是小于3%。埃尔肯斯曾经提出，5%是前工业社会人工最完美产品的一个标准。从图上来看，缸的所有参数中，绝大多数的误差范围都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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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到的现象一致，陶器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对口径频繁的、有目的的调控，使得口径的误差相对较小。以陶缸为例，几乎75%的样品口径能满足现在陶瓷器的国家标准，超过一半的样品的高能够满足现行陶瓷器的国家标准。底径和最大径高两项指标也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样品能够达到小于3%这一国家标准，绝大多数样品参数的误差小于埃尔肯斯提出的5%的误差。总之，可以认为缸表现出了高水平的制陶工艺技术。

（2）罐

在四寨村的制陶作坊中，陶罐是一种小型器物，一般是直接快轮拉坯成型。从高的误差来看（图八），波动范围相对较大，最小在0.29%，最大已经达到9.86%。仅有约50%的样品的误差小于5%。但是，从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3.451%）和中位数（2.755%）来看，与3%这个界限还是非常接近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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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缸体现出的情况类似，罐口径的误差范围也小于高（图九），在0.33%～6.47%之间，不过大部分的数据还是在5%以内。从可以明显体现样品整体特征的均值（2.532%）和中位数（2.46%）两个参数看，明显小于3%这个界限。

底径和最大径高的误差也相对较大（图一〇，图一一），但从能够体现样本整体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数等信息来看，显示出误差与3%这个界限相去不远。

正如前文所述，因为基数较小的原因，唇宽的误差总是波动较大，在0%～14.81%，但是从总体来看，误差较大的样品数量极少。（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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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罐的所有参数误差汇集成一个箱式图（图一三）之后，可以明显看出，从国家标准来衡量，罐的口径也仅有四分之一强的样品能够小于1.5%，高的误差有超过一半的参数小于3%。如果以5%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大部分样品的误差还是低于这个标准。显示出罐也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器物。

（3）壶

壶是在四寨村制陶作坊测量的第三种器物，根据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表五），壶高误差的下限在0.05%，已经达到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但是上限是6.65%，相对来说，已经略微偏大。然而与埃尔肯斯提出的5%这个界限相比的话，差距并不太大。从表现样品整体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数来看，实际偏差并不明显。反映样品误差出现的频率的正态曲线显示（图一四），误差的集中范围相对偏小，在3%～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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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口径的误差波动范围比较大，即0.8%～7.44%，上限要比5%这个界限高近50%。（表五）如果从表现样品整体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数来看，误差还是比较小的，仅仅略大于3%。反映误差出现频率的正态曲线也有类似的反应。（图一五）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基于壶的用途，在生产中，口径是没有使用任何辅助工具进行控制的。很可能是更能反映技术水平的一种体现。

相对于口径没有借助辅助工具，在器物制作过程中，底的生产一般是所有成型工艺的开始，大部分时候能够反映陶工对器物大小的认知心态。（图一六）因此，其变化范围，往往也能反映陶工的技术水平和对标准规格的认知能力。虽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底径的误差范围（0～7.66%）比高、口径两个参数大，反映更大的不规则或不标准，但是无论从体现样品整体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数方面，还是从误差出现频率方面，都显示底径的误差已经达到或超过前工业社会时期所能达到的完美级别，即所谓3%的误差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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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径高的误差范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大已经达到了22.43%。远超出我们认为的专业技术工人所能产生的误差。但是从反应样品整体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数来看，其体现的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反应样品误差出现频率的正态曲线也有很清晰的体现（图一七），同时，在图上也显示出现大误差的样品仅是个别现象。

与缸、罐表现出的情况一样，壶唇宽的误差也是明显偏大（图一八），原因可能也是类似的。

壶的误差箱式图显示（图一九），高和口径与国家标准相比，略显逊色，但是两个参数的75%以上的数据均小于5%这个标准。另外，图上显示底径的误差，明显要低于口径和高，将近四分之三的数据小于3%，个别数据大于5%，体现出最高的标准程度。与缸和罐表现出的误差相比，壶体现出的技术水平稍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壶的用途，那么一切就不难理解了。根据笔者的调查，这种壶是一种明器，专门用于丧葬仪式中，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因此，与实用器缸、罐相比，无怪乎误差较大。所以，壶的生产可能主要考虑生产效率，更多的是本能生产，不似缸、罐有一定的生产要求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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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分析

在分别对三种器物各个参数的误差进行分析后，为了能够有一个清晰而又统一的认识，将每个器物所有参数的误差统一进行分析。（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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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六中体现的情况，缸诸参数的误差在三种器物之间相当对偏小，罐次之，壶再次之。（图二〇—图二三）

综上所述，三种器物的绝大部分指标的误差还是在5%以内的（图二三），其中在三种器物的所有指标中，缸的数据有80%以上，罐有70%，壶接近70%。整体上看，几乎达到埃尔肯斯所认为的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工所能达到的精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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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散程度

标准差是反映器物离散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图二四所示，标准差的大部分数据分布在0.08至0.85厘米之间，只有极个别数据为1.2厘米左右。

陶工在生产过程中，针对某种器物来说，一定规格的口径通常匹配相应规格的高度，同时，高度也会和底径有相应的对应关系。因此，认为不同参数之间的比率可能对认识同一批次不同器物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也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并运用到研究中。“比率比单一的尺寸能更好的反映容器的一致性程度”［24］。戴向明在其博士论文中也使用了比率（口径/通高）这一参数，而且认为这是很有效的观察视角［25］。考虑到这种情况，本文的研究中，也引入了比率作为参考指标，分别是口径/高、底径/高、最大径高/底等。

从图二五也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实用器的缸和罐的变异系数比较小，几乎均小于5%，体现出较高的技术水平。按照埃尔肯斯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生产之前的人工的最高技术水平。作为明器的壶，表现出较大的变异，即使如此，还有五成以上的变异系数低于5%。其中，最大的变异系数也没有超过10%。

总体上来看，所有变异系数几乎全部在1.28%~10%。从反映样品整体特征的频率正态曲线图来看（图二六），变异系数集中在4%～5%。也正是埃尔肯斯认为的接近人类标准化手工生产的能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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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寨村专业化的陶器生产的变异系数范围与Tell Leilan遗址陶器专业化大生产、印度和西班牙中等规模生产、菲律宾的专职陶工等的变异系数范围相近。

（三）四寨村的生产方式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时期，陶器生产是当时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生产方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方式的变化。通过陶器研究古代社会组织或复杂化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对陶器生产的研究。通过研究陶器反映出的技术水平或专业化程度，进而了解组织陶器生产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陶器的社会属性，即组织生产的能力、社会复杂化程度等。那么从四寨村的制陶作坊的调查来看，其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何种生产方式呢？

首先就需要了解在制陶方面存在哪些生产方式及构成内容，然后再与四寨村的作坊相互比较，从而确定其生产方式。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陶器的生产方式普遍划分为四种［26］。（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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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比较，我们认为四寨村陶器生产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属于四种生产方式中级别最高的，即核心作坊制陶业。四寨村的制陶作坊，其一是雇佣了经验丰富的陶工进行专门生产；其二，生产目的比较单一，专门为了销售，借以谋利；其三，生产地点固定，是专门租赁的生产场所，且作坊的结构布局清楚，存在陶器生产区、晾晒区、储存区和生活区；其四，陶器生产基本全年无休（极端天气例外）；其五，生产的目的性极强，故产品型号、样式比较固定，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同时由于产品类型比较集中，导致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通过上述比较，毫无疑问四寨村的制陶作坊应该就是核心作坊制陶业。

四 结论

根据调查，可以判断四寨村的制陶作坊是专业化的大生产。生产的目的非常明确，是想要制作同一规格的器物，同时在生产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使用辅助工具，全部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其体现的标准化程度，可以为研究古代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供借鉴。

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误差，以及尽可能达到客观性。我们将从四寨村活动的标准化程度，即变异系数的范围，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只采用剩余的CV值的范围。实际反映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变异系数均在2.79%～7.31%。并将其作为陶器专业化大生产所体现出的标准。最后，可以推测古代社会中，当陶器生产的变异系数在2.79%～7.31%之间时，就达到了核心作坊制陶的专业化生产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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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永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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