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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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来说，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像列宁、斯大林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

因为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在1905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

中国在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1905—1917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1924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

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一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主席评论说，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百分之五六十，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缴纳给国家的占百分之七八，能够积累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墓碑，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

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

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

俄国1917年7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入无产阶级手里已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

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冋题。

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333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333页)，这个说法不完全。不仅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书中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说的不完全。没有说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

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的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

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

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

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人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

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经过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

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

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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