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湖阴先生壁原诗注释译文及赏析(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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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湖阴先生壁原诗注释译文及赏析(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1)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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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过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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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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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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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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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草书《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诗歌赏析

诗分唐宋,钱钟书先生说“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之美在于自然浑融的意境;宋诗之美则在于瘦硬坚苍的精思。之前分享过的林逋就是处于唐诗与宋诗之间十分出色的诗人,所以他的诗往往能在人工的构思下达到浑融的意境。今天分享的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一首宋诗,作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其实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政治家而非诗人。因为他曾官至宰相,并且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牵动了很多文人的命运,也令王安石陷入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是非褒贬之中。

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指责他是赵宋的千古罪人。而今天更多人则被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境界所折服,纷纷感叹王安石是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时至今日,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是国际汉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但总的来说,这场变法的价值越来越被肯定。

这场变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来,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冗官、冗兵、冗费所导致的积贫积弱局面,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去解决外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既能减轻下层民众负担,又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措施。但由于变法确实威胁到一些中间阶层的利益,加上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恣意发挥,虽然确有成效,但仍难逃众多非议。

很多非议在变法开始之前就存在,但面对同僚的反对攻击,面对皇帝的迟疑不决,面对变法过程中的两度罢相,王安石大胆地坚持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那种甘忍一切非议甘受一切后果,坚定不移将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气魄,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这场变法还牵涉到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旧派领袖司马光,就是我们儿时流传的“砸缸”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主编者;另一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轼。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两人因政见不合,彼此命运基本是“此起彼伏”的状态,一个当政,另一个就下野。而苏东坡作为一个比较实诚的文人,对两派都不是全然肯定或是否定,一派当政狠命打压对手时,他却往往指出另一派政策中的优点,于是两派均不待见他,以致一贬再贬。

熙宁九年,王安石二度罢相后,退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以此为界限,王安石诗歌可分为两阶段,前期多议论之辞,充斥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和富于诗意的激情,成为体现宋诗“理趣”的最好标本。后期诗歌虽仍有政治傲骨,但却体现着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境界,尤以七绝著称,如同这首《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湖阴先生是一位隐士,也是作者退居江宁时的邻伴,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墙壁上的。诗歌前两句写主人家庭院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后两句则转到院外,写山、水、人之间的深情。

“茅檐”可见居室之简陋,但在主人每日的细心打扫下却显得整洁干净。佛教北宗禅始祖神秀的佛偈说过:“身是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对住所的打扫意味着对心中杂念的清除,是主人专注于眼下幸福的生活态度,那些世事纷扰,不再关心。

一个“手自栽”将隐居生活的自给自足写得灵动自然,而“一水”“两山”的拟人化,也赋予无情的山水以自然灵动的真情。诗人表面上在写朋友的生活状态,实际上却渗透着自己远离政坛后的心境。

绝句的写作有很多技巧规则,比如没有必要两联对仗,尤其末联,对仗的句子常常会给读者没有写完的感觉。但王安石这首绝句却全部对仗,但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死板,反而显得自然灵动,活泼清新。甚至让你忘了它背后藏着精巧工整的构思。

诗学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在人工最精巧的构思安排下,使诗歌产生浑然天成、未经人力雕琢的自然效果。用宋代江西诗派吕本中的话说就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王安石晚年的绝句,达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力排众议上书请求为王安石追赠谥号和荣衔的,不是别人,正是抱病中的司马光。就在同一年,司马光去世。

这对诤友,可谓相爱相杀了一辈子。但他们的敌对,从来仅限于具体政治理念,并且光明磊落,从不暗中落井下石。就精神上而言,想必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他们更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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