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

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1)

朱自清《背影》写作的浦口火车站.建于1914年,是当年津浦铁路的终起点

1945年,昆明直飞成都的航班终于开通,朱自清感到了特殊的便利。6月29日他顺利飞抵成都。7月4日去书院正街餐厅出席为陈竹隐生日而举行的庆祝会。他在成都这几年,连续应邀出席作家、教授在成都著名的北方味餐厅宴宾楼、总府路的明湖春酒楼、荣禾园酒家、不醉无归家酒家、吴抄手的招饮,并应邀参加过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励志社的宴请以及军界要人邓锡侯的生日宴会。

他毕竟囊中太过羞涩,中学老同学丰子恺来成都举办画展,他竟然连请一顿酒也做不到,最后只好写了四首诗送去祝贺。次日,心中不安的他委托朋友去画展现场代购了丰子恺两幅画。我估计,这个朋友,多半是金家人吧。

闻一多遇害

他霍然拍案而起

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2)

朱自清的那篇很有名的背影就发生在南京浦口火车站

1946年7月16日,针对有读者对《荷塘月色》里晚上蝉鸣现象的质疑,朱自清在昆明以及在锦江边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闷热夏日的上半夜,蝉的确是要鸣叫的。朱自清多次陈述过这样的写作观,应“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易放过”,“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后而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朱自清很快写出《关于“月夜蝉声”》一文,算是回答。第二天他起床略迟,翻翻当日的报纸,一看,他就呆住了:闻一多先生于前天在昆明遇害!他霍然,拍案而起。

朱自清和闻一多曾被誉为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情深义重,且是前后任的关系。

在报恩寺的居室里,他无心茶饭,陷入了无限悲痛。好友的鲜血,让他无法入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如此看法:“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表达了他对黑暗制度的极度痛恨。闻一多事件对于朱自清而言是一个性格的分水岭,他彻底变了。他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循循儒者,他要呐喊,他要燃烧……

他顾不上别的了。奔走呼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一系列悼念活动。

1946年8月16日,写新诗《悼一多》。这是朱自清新诗搁笔20年来的第一首力作,该诗最后一节写道:

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

18日,朱自清决定立即返回昆明,要立即担负起“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的责任。当天,由民主人士张澜主持、成都各界齐聚西顺城街蓉光大戏院,召开纪念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朱自清抱病赶往会场,有人提醒他要注意暗杀,他愤怒不已:“谁怕谁!”他在会上义愤填膺,悲极而泣,演讲完毕中途退场。会后,张澜即遭到暴徒袭击,头部血流如注……

第二天一早,他带家属从牛市口东门汽车站乘车,奔赴重庆。这一天,也是朱自清与成都的诀别之日。

到达重庆后,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抗争精神。如果说,真诚是朱自清散文的最高圭臬,那么,反帝爱国精神和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清洁精神,勇于反思和扬弃的人格,构成了朱自清的文化向度。这,恰恰是如今的文化人最应该缅怀、反思、汲取的骨中之钙。

《外东消夏录》

朱自清回报成都的力作

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3)

1933年俞平伯与朱自清夫妇等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高君箴、殷履安、郑振铎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与他后来所写的《我是扬州人》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个题目是仿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文章写毕于1944年8月31日的昆明。费时5日。原文计6节,初次发表于《新民报》时,竟被编辑大笔一挥删去一节。当时流行“只有大编辑和小作家”的编辑观,由此也窥见民国时期报刊编辑的刚健之气。文章分“引子”、“夜大学”、“人和书”、“诗境的成都”和“蛇尾”五节,叙述了他对成都的印象。朱自清毕竟文笔老辣,“持中”叙述中,对成都作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亲历的苦难总会反刍为一种泪水浸泡的温情。他认为成都是与北京很相似的古城,且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家居。

在其中一节《成都诗》中,他写到:“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容易。”我就没能找出这个“据说”的另外出典,这分明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成都为“中国第四城”之说。

现在,我们承认朱自清是“中国第四城成都”的命名者,毫不过誉。

一个城市的特点往往与古迹具有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张献忠之乱,成都城内的古迹几乎被荡涤一空。即便不容易找,朱自清还是找到了成都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闲味”。这种“闲”,似乎潜移默化地浸入了他内心深处。他体味出成都的“闲”,既为一种银杏落叶飘在地面、被微风带动兀自而舞的“闲”;又为一种“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农耕时代的“闲”。而对于朱自清来说,这种“闲”是一种很难细诉的状态,犹如蜀地无处不在的薄雾,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群体氛围。尽管他已竭力以老道的文笔表达了这种漂浮在空气里的气氛,但还引用了被誉为“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的易君左先生的《成都》一诗,来进一步佐证这种感觉:“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对市井里这种闲到乏味的生活,是有看法的。他特意对这首诗进行了一番阐释,仍然采用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法:“易君左‘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另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他仍觉得,只有“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北平的闲,似乎还掺杂有皇城根儿的隐然傲意;成都的闲,是平民们开源节流、想方设法舒适自己的气场。成都人从河边捡回几块大石头,在院子里随意一摆,再种上几棵泡桐树,就可以美其名曰地欣赏“园林梦”了。这在江南人或北平人看来,惊诧莫名。

文章结尾,朱自清的笔再次回到了树: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葛)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看起来,他固然实现了“消夏”,但如何才能实现“消愁”呢?朱自清并没有找到答案。

朱自清的梦

劳生敢计醒如何?

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4)

蒋蓝在朱自清故居塑像之前

朱自清写有大量日记,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翻阅这些日记,更能近距离地了解先生真诚、朴实、单纯的内心世界。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3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情况。奇怪的是,这些日记所记的3个梦,竟然指向同一个沮丧的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这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系主任之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足以发现,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朱自清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得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朱自清孙子朱小涛认为,祖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应该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教非所学。朱自清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第二,他只是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第三,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当然,朱自清记梦里,并非一律暗无天日的愁绪,他也有怡然之梦。

关于闻一多的话(朱自清在成都祭悼闻一多)(5)

朱小涛先生。朱小涛的父亲朱闰生,是朱自清的次子。

1941年11月19日,他住在叙永县李铁夫家里,吃得太好,他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朱自清写成《好梦·再叠何字韵》诗:“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殢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带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梦境与现实的判然疏离,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如不做这样的梦。

让人伤感的是,这般“娱目畅怀”,他只有在梦里可以窥见了。而且,好像仅有这么一次。

1947年除夕,清华大学国文系举办了一场师生同乐晚会,当时朱自清的肠胃病已经颇为严重,他是带一脸病容参加。学生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还和同学一起跳舞。余冠英、李广田教授也来了,大家高唱《青春进行曲》:“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的勇敢,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1948年夏天,在肠胃病折磨下,朱自清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才38.8公斤,真是身轻如燕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区区不足80斤的身躯托举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但他由于胃病原因,仍然渴望吃东西,甚至暴饮暴食……这进一步加剧了病情。也就是说,朱自清不是被饿死的。

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去世后,夫人陈竹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6万元法币,可惜,这点钱连一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第一次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160余篇,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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