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知青三门坡农场哭诉艰苦岁月（16岁知青在海南岛橡胶林当割胶工的日子）

我的公元1970年作者：黄涤平

目 录

一. 想吃的

二. 偷吃的

三. “教唆”别人偷吃的

四. 班长送来的“营养品”

五. 我的连长

六. 我的团长

七. 阿婆的“南洋梦”

八. “老乡”的宣传队

九. 冲凉

十. 侨生知青（华侨青年）

十一. 看报纸. 看书和看电影

十二. 荔枝病

五、我的连长

我的连长叫“雷如舜”，雷州半岛人，1953年就来海南岛了，参加了创建“阳江农场”。1970年应该只有四十来岁，看起来像五十多了，黑、瘦，走路有点内八字；长年穿一身农场发的工作服，裤腿太长，永远要卷着，不水平，常常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当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挎着吉他在舞台上吼“一无所有”时的打扮，就想起了雷连长，都是裤腿一高一低。这形象，崔健不是首创。

那年头，晚上老开会。雷连长负责生产，大会上一般轮不到他说什么，指导员是南下的老干部，话多。一般都是指导员说，从国际上“风起云涌”到连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连长一般在最后安排一下第二天要干的活。每次连长要讲话了，全连的人才打起精神安静下来注意听，因为好知道明天自己要干什么。老雷连长讲一口带着浓重雷州半岛口音的普通话，我刚到连队时几乎听不懂。连长在大会上讲话时还有一个招牌式的表情与姿势，就是眼睛不看大家，向上看，身体在讲话时小频率地摇摆，有点像腼腆的小学生在背书；在平时同我们讲话时，连长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两眼直视着你，非常亲切，我在海南几年，从没看到过他发火。

我刚开始割胶时，不熟练，慢。常常在这种时候，可以看到黝黑的林段里有一盏头灯的灯光慢慢地“飘”过来，我知道那是雷连长在巡视的途中来帮我割上一会；知青们说，就盼着连长来巡视。大家都连长亲，虽然连长话不多。

刮台风了，风夹带着雨，像鞭子似的抽下来，橡胶树倒了，——要等到风停以后才能去扶；食堂屋顶的茅草全被掀掉了——停伙，暂时饿着；仓库漏雨了，要去抢救，里面装着化肥，浸了水就没法用了…..全连的男劳力，都饿着肚子把一包包40公斤重的化肥，转移到不漏雨的地方，还有猪啊，牛啊都要换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两天没吃的，食堂屋顶没了，柴全湿透了，没法开伙。

我用井水泡了几勺糖，喝了下去，宿舍屋顶的茅草，虽然也开始稀疏了。但还可以挡一部分雨，累了一晚上，我把自己扔到床上，蚊帐上常年盖着两个塑料化肥袋拼接起来的“雨棚”；“躲进蚊帐成一统，管他风大与屋漏”改编完鲁迅先生的诗句后，我在雨点敲打声中昏昏睡去，当时这间宿舍里只住了我一个人。

“小黄！小黄！”我被一阵急促的，熟悉的雷州半岛普通话叫醒，把头伸出蚊帐问：“连长，什么事？”“你看看你的屋顶！”强睁开惺忪的眼睛朝上看去，大块的乌云在我的头上飞快地掠过，塑料化肥袋拼接起来的“雨棚”盛着一大汪雨水，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我的茅草屋顶全没了！雨水直接灌在屋子里的地上，我的塑料拖鞋、雨鞋、脸盆漂荡在屋里的各个角落……连长急切地从我宿舍的半截木门上面伸出脑袋，手使劲按着一顶被风吹得要离去的破斗笠，向我声嘶力竭地叫道，“快出来！睡那么死！快！”我抓起床边一块塑料布裹在身上，光着脚，冲出门去；“哗！”蚊帐上接的那汪水全都倾覆在我刚才还在熟睡的床上，墙上糊的泥巴与稻草也开始大块大块地剥落……真是吓人。房子是茅草顶，木头架，墙只有半截不足两米高，是细竹竿、泥巴与稻草糊的，屋顶与墙之间有一米多宽的空隙，这样设计就是让台风来时可以穿堂而过，减少风压，平时又凉快；但是，这次台风太大了，我的宿舍还是塌了半边。

连长看我没事，就有顶着大风雨跑去看别的知青了。他浑身已经没有一点干的地方，但还是拼命按着那顶破斗笠......

2009年我去看他，连长好像并没有太老，起码不像85岁的人，还能骑自行车去农贸市场买菜。脸上只是多了许多老人斑。他已经记不起我所不能忘记的这些事，只是拉着我的手反复叨唠着：“你有心啦，还记得来海南看我们！”

这一番话说得我羞愧难当…..。

六、我的团长

我的团长姓王，号称是我的“老乡”。其实团长老家是“离北京只有200里”的唐山，当然是唐山附近的农村。

王团长如果没穿军装，一件“圆领套头衫”，一双破凉鞋，消瘦黝黑的长脸上留着一抹短须；看起来就是一个北方老农民。

据说团长在没来建设兵团前是一个军用油料库的主任，在湖南。虽也在山沟，但工作与日子过得也算安逸。

我们团有一辆年头很老的美国“军用吉普”，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老蒋的，都用了20多年，是我们团唯一一辆专用载人的汽车，以前是农场领导专用，现在团领导专用，只有一辆，说是团长政委两人用，印象里政委坐的多一点，因为政委在359旅打仗时伤了腿，走路不方便。因此，常看到王团长或带着一个生产科的干事或一个人骑着辆吱吱嘎嘎的自行车下连队。

我们团地处海南中部丘陵地带，路没有平的，上坡下坡的，骑自行车，连当年我们这些小孩都吃力，更别说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团长了。每次下连对路过我们连，都会到我这个“小老乡”的宿舍里歇歇脚…..有时我还没有下工，团长也会自己推开我草屋的小木门，自己进去坐在我的床上（因为没有凳子）盘着腿抽烟。

指导员听说团长来了，会满头大汗地跑来，请团长到连部休息，经常被团长乐呵呵地拒绝，理由是：今天只是路过，没有公事，顺便来看看“老乡”。常弄的连干部们一脸尴尬地挤在我宿舍的小草屋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团长总是挥挥夹着一支自卷纸烟的手，”你们忙你们的去…..”

其实团长在我的小草屋里跟我也没有很多话，东拉西扯地聊几句，问问我的生活与干活的情况，有时也问问我父母的情况，从不问连里的情况与人的情况。

但是这也弄得连干部们在第二天，总是拐弯抹角地问问我，团长说了什么….

团长和他的儿子

多少年后我回到北京，有一次团长的爱人回唐山探亲在北京换车，到我家来坐坐，在跟我父母的谈话里才知道王团长为什么爱到我这个“小老乡”的草屋宿舍里来坐的原因：团长的大儿子与我同岁，当年不在身边，去当兵了，团长想儿子又看不到，见到同自己儿子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就亲！

团长穿上军装，是团长，下级们都有点怕他，其实同我们的父母一样，是普通人，也想念自己的儿子………

后来我与团长失去了联系，如果他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他儿子像我一样，也快六十岁了，1970年我们只有十六岁…….

七、阿婆的“南洋梦”

1970年年末，在橡胶停割期，全连只要能上山开荒的人全上山了。

当时“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一切“战略物资”都封锁！橡胶，是“战略物资”当然是要被封锁的。不像现在，海南和云南种橡胶的农场在进口橡胶的挤压下，经营都不景气，纷纷开始“多种经营”，种啥的都有，就是不种橡胶——卖不过进口橡胶！

“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想要卡住我们的脖子！我们兵团战士就是不让他卡！我们有海南岛这样好地方能种橡胶的宝岛，我们要把这里统统都种上橡胶！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兵团战士面前发抖吧！”——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是我们上山前一天下午动员会上连指导员的讲话。

当天晚上，我与人合伙吃了一顿狗肉（这事我以前记叙过）想贮备点体能。

第二天我们上山了。

那个作为我们开荒生活基地的小苗寨，离我们连队有20多公里，一条只能走木轮牛车的小路，在原始森林里弯弯曲曲地穿过；高大的热带树木遮天蔽日，虽然能不被炽热的南国烈日暴晒，但些树木、藤蔓、野草又把风儿可能钻进来的缝隙全部塞住，行走在其中像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不一会儿每个人的脸、赤的膊也像被蒸的螃蟹似的慢慢地红了起来，但是又已经没有汗流出来了，水早就喝完了…….热、闷、渴、累……

当我非常节约地喝完军用水壶里最后一滴水，班长兴奋地告诉我，还有四公里！——我再也走不动了！坐在自己扛来的锄头的木把上喘粗气、擦汗、用竹斗笠扇风……

“阿叔！阿叔！”一个穿黑衣，身高不足一米五的老阿婆背着一捆看起来比她还重的木柴，矮小的身体被沉重的木柴压得更矮小了…….

当年我16岁，长得高且瘦；在农场或黎村苗寨好像对我们这种年龄从大陆来的男孩，不知为什么都被叫“阿叔”，当然，当地的比我们大或老的男人不这样叫我们。而是姑娘、妇女、老奶奶和我们差不多的大年龄的孩子都叫我们“阿叔”。刚去时，那感觉非常奇怪。

“阿叔”，我应这阿婆的叫声，朝她礼貌地笑笑。

在黎族话或者苗话里“阿叔”的发音最接近于汉话，而因为到海南不到一年，黎话、苗话我完全听不懂，而黎族或苗族上一点年纪的人又基本不懂汉话。

“阿叔，到山上砍耙啊？”“砍耙”在海南是指“开荒”。我惊异地看着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矮小黑衣苗族阿婆，“阿婆，是是是！我是阳江的，是上山去砍耙。”这时我才看清这位黑衣苗族阿婆和我以前见过的苗族阿婆不一样：她没有纹面！在海南的少数民族年纪稍长的妇女一直有纹面的习俗。

“我是客家人！紫金的”阿婆咧开嘴，露出被槟榔染得乌黑的牙齿笑了。我惊愕地几乎说不出话，“那、那你住在山心？”“山心”是我们要去的苗寨。“是啊”“一起行（hang音,“走”意）喽，阿叔”我赶快起身抓起锄头和斗笠，扛起装在一个塑料化肥袋里的简单行李，跟上阿婆…….

阿婆光着脚，短小的上衣，肥大的裤子，都是黑色的，头发花白但是梳理得很整齐，皮肤黝黑但脸上的皱纹却不多，细看下，的确和当地黎族或苗族的阿婆有些不同。

“阿婆，你真是客家人？”“是啊！”“你怎么到这来的？”......

阿婆半天不说话…..我们默默地向前走……阿婆在我前面扛着一捆几乎把她矮小的身躯完全遮挡起来木柴，我在后面似乎就是跟一捆木柴在走.......

几缕炊烟在目可及的一蓬蓬竹子的上方懒散地飘荡，漫漫地在竹叶间盘旋.......

快到“山心”苗寨了，一条污浊的小河环绕的这个只有十几座“船型茅草屋”的村子。或许是刚下过一阵暴雨的原因，杂草、枯木、家畜的粪便在小河本来就污浊的河水里打着旋流淌着......

阿婆放下肩上的木柴，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坐下，把脚伸进污浊的河水里洗着......“阿叔，马上就到了，歇一下哦”，这个“哦”字，像汉人一样拖着长音；我把肩上的行李和锄头扔在地上，喘着粗气，用竹斗笠使劲扇着风......但我的眼睛含着疑惑，一直没有离开这位住在苗寨，一身苗家老人装束，但会讲“客家话”的老阿婆.......

老阿婆一定知道我的疑惑，给我讲了这样一段离奇的身世：

阿婆是紫金人。属于广东梅县地区，这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区。近代以来也一直有“下南洋”传统，“下南洋”的人有的挣了一点钱，就召唤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去“南洋”，也吸引着更多的有亲戚、没亲戚的客家人凑钱搭船也去寻找自己的“南洋梦”，当时阿婆只有七八岁，妈妈有一个“九杆子”才打得着的舅舅在南洋，于是阿婆的父母虽然一个大字不识，也决然地卖了旧屋与一小块山田，用这钱与一个船老板谈妥，运他们一家四口儿去“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在海上不知道走了几天，遇到台风，船破了，水没了，更没有吃食......远远地看到了一片大陆，船老板说，那就是“爪哇”.......一家人在船上因为晕船，已经吐得“天塌地陷”；看到那片郁郁葱葱的大陆，都非常开心，想象着今后的好日子......

船老板把他们放在一片海滩上，说这就是“爪哇”；啊......到“南洋”了！其实这是海南岛；阿婆回忆道：这里和家乡的风景有很大不同，椰林、槟榔、原始森林......当地人的话一句也不懂，以为这就是“爪哇”.......

没过多久，父母与妹妹就先后去世了，在“爪哇”的舅舅也根本没有音讯，也不可能有音讯，一个在印尼、一个在海南岛啊！当阿婆知道这里不是“爪哇”而是海南岛时已经是多年之后，那时，阿婆已经流浪到山里、嫁了人、生了子........一个人在这个叫“山心”的苗寨生活了30多年.......

三十多年！阿婆讲述时，也就十几分钟！这却让我听得目瞪口呆！

阿婆讲完了，看着我笑了笑，像完成了一个心愿，也不等我说什么，站起身把那捆柴背起来，佝偻的身躯更深地湾向地面......独自一人向寨子走去.....把惊得合不上嘴的我留在那条污浊的小河边.......

后来住在山心村开荒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遇到阿婆。

几天后，我发烧了，被送回团部治病，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叫“山心”的苗寨、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一身苗族打扮的“下南洋”的客家阿婆.......

九、“老乡”的宣传队

刚到连队割胶，分派到的负责“林段”在一个叫“加林”的黎族村子傍边，这个村子大约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很穷，我在前面里写到过那种状况。因为语言不懂，很少与黎族老乡接触。但因为馋，当这些少数民族村里有芭蕉啦，鸭子啦卖时，我们这些“知青”会结伴跑到村里去买。“阿叔，有芭蕉卖无？”“阿公，有鸭卖无？”“阿婆，有荔枝卖无？”我仅会说的几句海南黎话，都和去买吃的东西有关，没办法，馋！

当时建设兵团和驻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不十分好，因为地权、林权等等常发生小型争端，但绝没有发生过大型械斗，仅限于我偷你点甘蔗芭蕉，你抢收你我点“胶水”。

抓到偷胶水的老乡。他们会操着生硬的海南普通话把手臂向四周一挥“这些原来都是瓦（我）们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先不说话，用眼角盯着黎族老乡肩上的土制猎枪和黝黑精壮手里攥着的砍刀.......

那时候兵团（农场）的生活比黎族老乡好很多，起码不会饿肚子，而老乡们不少还处于刀耕火种、上山狩猎或采集，不知道他们能否吃饱，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没有太多的余粮。

有一段时间，四周的少数民族村寨的老乡组织了许多“宣传队”隔三岔五地到兵团各个连队来“宣传”：孩子们来几段“语录歌、忠字舞”，上了年纪的黎族老阿婆边舞边唱几段改动了原歌词的民歌.........穿插着再用基本上听不懂的海南普通话朗诵一段主席诗词或语录.........演出总时长大约一个来小时，因为我们这种割胶连队第二天一大早三四点就要起床割胶。

演出结束，由连里炊事班在司务长的指挥下抬上一大桶红薯或木薯大米煮的糖稀饭，犒劳这些从远远近近赶来为我们演出来的老乡。这些老乡吃得都比较拘谨、不说话默默地喝稀饭。这些穿着紧身短小的上衣、肥大裤脚的黑色衣服，不少上年纪的阿婆脸上还有蓝色的刺青纹面，端着大饭盆认真喝粥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清晰........

后来，老乡的“宣传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勤，每周能有三四次，有一些村寨离我们有20多公里，他们还是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来给我们“演出”.......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司务长和炊事班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而我们在每次在要求必须集合、整队、集体看宣传演出时也越来越不精力集中看演出；“观众们”嘈杂的聊天声、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大人责骂声，远远大于宣传队员们的朗诵声、歌声和为“舞蹈”伴奏的那几把“椰胡”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