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龙和刘綎啥关系（中朝两国对他的评价为何两极化）

长达200多年之久的明朝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形象迥异的中国将领。后世对于这些将领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同时期或者后人的笔下，这些将领的形象或记载大同小异，或大相径庭。甚至在不同的战争阶段，这些将领的形象也会发生变化。刘綎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刘綎在中国时主要活跃在西南战场，大多数时间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其在朝鲜战场的事迹，国内记载相对简略，且大同小异。与朝鲜方面相同的是，刘綎的死节得到了明朝人的赞扬与怀念。因此多数成书于萨尔浒之战后的明朝史籍，对刘綎亦抱有同情与尊重之情。

或许在同情与尊重的影响下，刘綎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又得到了不同的塑造。这就涉及到了中朝双方关于刘綎作战的争论。刘綎因在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消极避战，与朝鲜君臣的关系跌到低谷。而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刘綎不仅没有消极避战，反而位列第二，功劳仅次于陈璘。邢玠在给明廷的上疏中，明确说明了刘綎的功劳：“刘綎率各将士先以计诱行长，随进大兵攻围倭城。各兵奋勇，夺获倭桥，屡战屡胜，杀伤不计其数。”“刘綎原在西路堵截行长，督兵大战，擒获见解倭将阿干答力思结，及从倭马过什罗哆嘧马搭也门。及乘夜攻破行长住城，行长逃遁。”“刘綎乘倭等渡，急击，行长拼死奔逃得脱。”可以看出，邢玠对于刘綎的述是与朝鲜君臣完全相反的。

邢玠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史籍对刘綎的基本记载。在此之后，虽然对于刘綎的具体行为各家史籍有所不同，但却都基本承认刘綎的功劳。邢玠的报告中只是谈到了刘綎力战有功，却没有详细地述作战过程，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刘綎曾㓿计诱行长。

关于计诱行长，虽然邢玠没有说清楚，可之后的中国史籍却对此有不同的详细记载。在《两朝平攘录》有如下记载：

刘綎任西路统率，所部居水源地方，攻顺天倭寨。倭寨近大海中，刘兵不能达，乃谋袭惟敬故智，欲诱行长出会擒之。因遣间使吴宗道等入倭营，告行长曰：“先锋昔年曾以请封，与中国盟誓，本出诚心。特缘清正狡谋，惑乱关白，致有今日。我天兵远来异国，尔众亦渡海间关，令两下师老财匮，终非久计。今提督欲亲会通好，仍结前盟，以遂夙愿。”行长初犹未信，后通事累次往，綎皆单骑候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长觇知，因信诺。八月一日相与约定。行长将出赴会，而綎部中一倭千总密泄其谋，行长大惊，起，中道遁去。綎计不就，遂率兵进攻。失利，回。监军王士琦闻报，怒綎不用力，传令缚綎坐营。綎惧，不敢归，乃督诸将奋勇还战，遂大胜倭，斩获颇众。倭败，入釜营，不敢复出。

据此记载，刘綎确实有过计诱行长的行为，只是由于部下泄密而失败。在诱捕失败后，刘綎继续攻打行长，直至胜利。但在明朝其他史籍中，刘綎计诱行长却是一种说法。这些史籍包括《武备志》、《全边略记》、《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以及《明史钞略》等。其中，《武备志》成书时间最早，但史料应是缩写自《两朝平攘录》的朝鲜部分。《全边略记》时间次之，但对于这段的记载却有所不同。

据《全边略记》载：

刘綎逼行长营，使吴宗道约行长为好会，行长许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诸将，四面设伏，令健卒诈为綎，而綎诈为卒，执壶觞侍。令军中曰：“视吾出帐，即放炮围倭，众乱斫之。”翌晨，行长果从五十骑来，伪綎磐折迎于帐外。及席，行长顾执壶觞者曰：“此人有福气者。”綎惊愕，置壶觞而出。司旗鼓者骤传炮，伏兵尽起。行长腾跃上马，从骑一字雁列，风剪电掣，旋转格杀。游击王之翰率黔苗兵来援，倭始夺路而去。明日，遣人谢宴，綎亦遣官谢，谓登席放炮，敬客礼也，误生疑心。行长唯唯。遣使綎巾帼。綎进攻城，行长潜出千余骑扼之，綎败北，丧士卒千余。

对比《两朝平攘录》中的记载，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一是刘綎使人化装成自己诱捕行长。二是刘綎在诱捕过程中被行长识破，因而惊慌失措，打乱计划，行长趁机逃跑。三是刘綎想要故技重施，结果被行长用巾帼女装羞辱了一番，刘綎因而攻城，最终失败。

双方在刘綎诱捕行长的过程上大相径庭。这里就涉及到刘綎究竟如何计诱行长，结果如何的问题。考诸相关朝鲜史料，即可发现，双方在叙述上都有问题。

首先是李德馨传回的战报：

本月（九月）二十日，行长欲与刘提督相会，提督以旗牌王文宪假称提督，虞候白翰南假称都元帅，方欲相见之际，天兵径先放砲，行长大惊，走入窟穴，盘果麦肉之物，狼藉于曳桥十里许。天兵一时进薄贼窟，舟师亦趁时来泊曳桥前洋，贼气已夺，不为出战。（十月初七日）提督乘夜卷退，军兵散乱。

同时代的赵庆男对此有更为详细记载：

（九月二十日）刘将领诸将自九木亭进顺天佛隅。行长已设讲厅于绵紬藪下，先使数倭奉献宝剑一双于提督，因邀讲约。提督许之。行长出大兵，阵倭桥五里之外，自以三千兵进来。提督以刘中军为提督威仪，元帅以兵营虞候白翰南，具兵使妆束，各率数百，徒手入送，议礼毕还归时，三协合击。时义智自流山来在倭桥，共设宴具。将至讲厅，右协兵在西边觇贼不密，先放火箭，喊呼突起。行长等惊骇退走。提督遂放火炮，督军追击。左协李芳春以马兵先遮贼路，外阵贼兵护入二酋，余贼未及入城者在途搏战。凡斩九十八级，天兵被害亦多。大军因进围倭城。

（十月初七日）夜半提督领大军，尽弃甲帐，而退屯于富有。

需要注意的是，赵庆男是当时跟随刘綎参与战斗的朝鲜人员，且《乱中杂录》是赵庆男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的随记编成的，因此其记载可信度极高。李德馨则是当时跟随刘綎的朝鲜陪臣，时刻向朝鲜朝廷报告战况。结合李德馨、赵庆男所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刘綎确实曾让部下假扮自己诱捕行长。但无论真假刘綎，都没有与行长见面，更遑论行长识破真假刘綎。刘綎诱捕失败后立刻进攻，没有再次诱捕，但战斗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与中国方面一对照，便可看出中国史料在刘綎诱捕行长一事上多有演㓾夸张之处。尤其是《全边略记》中的记载，给人一种小说之感。其实，仔细研读《全边略记》这段记载，就会发现此处与三国中的两个故事颇为类似。行长识破刘綎之后的情况，更像是魏武捉刀的故事。

据《世说新语》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追杀此使。

对比看出，刘綎对应曹操，行长对应匈奴使者，“此人有福者”对应“此乃英雄”。而行长赠巾帼羞辱刘綎，则是诸葛亮赠巾帼羞辱司马懿的翻版，“亮遗懿巾帼妇人之饰以辱之”。

这样的描述给刘綎诱捕行长增加了一丝戏剧化的效果。

方孔炤所著的《全边略记》成书于崇祯元年，就笔者所知，在此之前的相关史料并没有类似的说法。此后的的多数史料多采用方孔炤的说法。或相同，或类似。大抵分为三类。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二书在此事的记载上基本因袭《全边略记》。《罪惟录》、《明史钞略》二书中亦有相似的书写，但细节之处却与《全边略记》不同。而《石匮书》中对于刘綎此段的记载只有两字：皆捷。

其中尤以《明史钞略》为代表：

綎率所部居水源，攻顺天倭寨。倭筑寨逼海，綎不得达。乃使使绐行长为好会，行长许之，且言以五十人至。綎大喜，四面为伏以待。而令健卒诈为綎单骑候道中。綎顾为卒，执壶觞。侍令军中曰：“视吾岀帐，即发砲围倭。”明日行长果率五十骑来。伪綎磬折迎帐外。及席，行长顾见綎状貌，奇之，数目之，曰：“卒安得若是。”綎大惊，置壶觞，出军吏，骤传砲。伏兵尽起，行长跃而骑，与五十人且战且走，遂突围去。游击王之翰率黔苗兵来援，倭已遁。明日，行长使使谢綎，綎亦使使报之，谓昨登席发砲，所以敬客，无他心。行长唯唯，复使遗綎巾帼。綎怒，督诸军奋勇攻城，夜半薄城，三道并进。倭御之，杀伤相当。

及寅不下，綎乃选锐士，由西北水口，以束草负土填濠，进坎而登，遂举火中外夾击。倭乃弃城走海。綎督军追之，几获行长。石曼子来援，与陈璘斗，行长从旁逸去，焚其舟二十艘，斩级一百六十，溺死者甚众。而我军前后失亡者千余人。倭遁归釜山营，不复岀，遂以捷闻。

在《明史钞略》中，刘綎计诱行长的情节依然存在，但结果已与《全边略记》所记完全不同。在此段书写中，刘綎计诱行长失败，受到行长羞辱，于是一鼓作气，几乎活捉行长。相比之下，《明史钞略》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刘綎，《全边略记》则塑造了一个败军之将的刘綎。

相同的情节，不同的结果，出现了刘綎的两个形象。在两个形象背后，有着更深的原因。实际上，这两种形象背后所透露的，是作者对于战争的态度与将领个人的态度。以《全边略记》为代表的史籍，并不认可主战派，因此对刘綎的书写就十分负面，而以《明史钞略》为代表的史籍，则是透露了作者对于刘綎本人的感情。

与朝鲜士人相同，明末对于刘綎的怀念，亦因其殉国。萨尔浒之战中，刘綎与杜松牺牲，两人受到了明廷的表彰与时人的同情敬重。相比起李如柏的不战而逃，马林的战败而逃，刘綎与杜松的牺牲显得更为悲壮，尤其是刘綎作为当时的名将，在萨尔浒之战中战果最大，更令人同情尊敬。在这种情况下，时人纷纷向朝廷建议优待刘綎遗属，为刘綎立祠祭祀。诚如杨鹤所言：“伤哉！宿将死而死矣。今（刘綎）家眷四口，大小家丁五十余人，见在通州，朝夕所需，无人供应。

战亡死事之家，酸悽痛楚之状，臣诚不忍见闻也。臣仰见圣心恻隐，追荐阵亡，死者犹恤，况其生者乎！谨将刘綎家眷情节据实奏闻，伏乞敕下该部，查议妥确，给之资斧，差官护送，并请立庙，京师塑张承胤、杜松、刘綎、潘宗颜于中，余各配祀，借此奖慰忠魂，鼓舞豪杰。”

萨尔浒之战是明人及其遗民心中绕不过去的痛，因此杨镐成了千古罪人。在批判杨镐的过程中，与之相对立的，刘綎的形象则更显高大。在这种情况下，杨镐成了明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而刘綎成了明人寄托黍离之悲的对象，其形象不断被拔高。正是基于此，《明史钞略》、《石匮书》等史籍才会对刘綎进行夸大失实的记载。两位作者在这两篇“刘綎传”后的评论中，很明确地阐述了杨镐、刘綎与明朝三者的关系。

《石匮书》曰：刘杜不死于敌，死于镐，死于如栢。镐与如柏视弃刘杜如腐鼠，而朝廷亦弃之如腐鼠……迨后辽事大坏，而方思老成宿将如刘杜者，迄不可得。虽寸磔杨镐，亦何益哉？

《明史钞略》曰：悲哉，刘将军之死也！……迹其所为，亦未必出韩忠献、岳忠武右也。而天下望之不啻方叔、召虎。朝廷倚重之亦然。所可怪者，以方叔、召虎之将，而乃付之庸懦昏耄之杨镐，制之命而掣其肘……遂乃仓皇出师，贾勇深入，追奔逐北，斩将夺旗，以数千之众，使敌人破胆，甚乃号哭遁逃。将军至是，功虽不成，亦可答主知而谢天下矣。天下以征播讨蛮之功望将军，因以悲将军。至不待其兵之集，器械之具，而趣之出，以杀将军，所以益悲将军。自将军死，而天下更无有如将军者，益不得不悲将军。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于刘綎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来自杨镐的无能。而对于刘杜的同情，又使张岱拔高了刘綎的形象，夸大了刘綎的作用。最后，对于刘綎的形象的拔高又转化为对故国灭亡的遗憾。刘綎的形象在中国史籍中的形象，即是沿着这种思路受到塑造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援军将领的形象，在各种文献中，出于不同原因，受到各种不同的塑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样态。

刘綎形象的变化，就是立场与历史记忆的变化。不同的立场导致了对刘綎不同的印象，进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不同的评价又反过来，重新塑造在不同 评价下刘綎不同的形象。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明援军的历史记忆也在不断发 生着变化，在历史记忆的影响下，刘綎的形象有不断发生着突变。可以说，在万历朝鲜之役中，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都是由不同的历史记忆造成。所以，追根溯源，理清问题的发展脉络，找出历史记忆发生变化的节点，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似是而非的问题的办法。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