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秦亡汉兴的原因（秦出土文献编年）

《秦出土文献编年》著録并附考证器物共2145事，上起秦莊公即位前夕（公元前822年），下止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前后共约600年。

1、关于秦远祖及其后裔。从文献所记传说言之，秦人出于颛顼之苗裔，与楚之远祖相同，秦人也自称之。

景公大墓石磐铭云：“高阳有灵，方以鼏平。”伯益为嬴秦之远祖，非子邑于秦以前，曾帮助过大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有政绩。周孝王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嬴之得姓，源于伯益。史书有“古者伯益初作井”，“舜使益掌火”，“为舜驯服鸟兽”，“虞人之官始于伯益，周官职属春官”等记载。

2、关于不其簋及其铭文。不其簋的年代当为公元前820年左右，是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史家分析，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莊公破西戎的战役，不其和他所称的伯氏（长兄）就是莊公昆弟，不其的“皇祖公伯”就是本纪所载莊公昆弟的祖父公伯。《史记●十二年诸侯年表》载，秦莊公名其。先秦时“不”字常用为无义助词。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莊公。公元前825年，秦仲奉周宣王之命讨伐西戎，但出师不利，最后自己也在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中丧命。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儿子莊公昆弟五人领兵七千同西戎作战。这一次取得很大胜利，夺回了被西戎占领的犬丘。犬丘曾是周孝王时秦人的居住地。周宣王封秦莊公为西垂大夫，地位略高于附庸，秦在周王室衰落中开始强大。

3、关于公族及其权势。西周金文中的公族，是既指公之族又指管理公族的人而言的。公之族是与周王血缘关系亲近的同姓贵族，所以管理贵族之人往往十分尊崇显赫。春秋时期，情况仍大体如是。秦国历史上的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曾经权势炙手可热，三人或其中一人任“公族”的可能性很大。在秦国奴隶制国家机构中，设立最早、最重要的，也是秦国所特有的官职，就是大庶长。庶长是秦国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个官职，原为武官，因秦国系在不断同外部进行武装斗争中扩展的领土，所以新拓展的土地即有统兵的武官管理，他们要管理庶民，故称“庶长”。由于庶长既统兵，又负责地方统治，逐渐成为除国君以外权力最大的官员，有的庶长竟能废立国君，如公元前704年，秦宪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三人竟将原立德太子废掉，另立出子为国君。大庶长竈和其他贵族一起逼死怀公，也可看出大庶长权力很大，在秦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宫戈铭“中辟”与三代戈、矛铭“公族”对应，“中辟”乃宫内之官。秦子作造之兵器不供国君使用，却归“公族”或“中辟”使用，其凌驾于国君之上，恐怕也只有弗忌、威垒、三父可以约略当之。

4、关于秦景公四年残磐铭释义。尹吉甫既伐狁而归，周天子至秦地参加秦公举行的典礼，燕乐尹吉甫，并多有赏赐。铭文提到“高阳有灵”，高阳是传说中的古帝颛顼的号。《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曾对戎王使者说：“我中国以《诗》、《书》、礼、乐为政。”穆公把秦放在中国华夏族之列，以求有别于戎狄。春秋中晚期几代秦君宣扬此事，除了历史真实性以外，不排除自我攀附的成分，恐怕也是外交的需要。其实，秦国一直认为诗书乃乱国之道，奉行霸道，但因为秦当时还比较落后，列国还视秦为戎狄，不与之会盟，所以秦国需要亲近周王室和中原各国，韬光养晦。

5、关于张禄其人与范雎之死。睡虎地简（竹质）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张禄者，何许人也？即一代名相范雎(?—前255)的化名和又名，字叔。战国时魏人，他是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

范雎当初想为魏国建立功业，早年家境贫寒，后随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为其所诬，受尽相国魏齐摧残，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范雎设法跻身于秦廷后，开始施展他的全部谋略和才干，辅佐秦昭襄王，因深得赏识和器重，出任秦相。他对秦国有巨大贡献，为秦统一天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范雎最后怎么死的？秦攻打邯郸失败，河东和太原郡失守，与范雎任用私党有很大关系。郑安平、王稽都是范雎保任，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河东守。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私通外敌，郑安平率部投降，都是死罪。因此，在公元前255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

有人认为范雎是病死的，主要是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迎候，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了这番话，就称：“善。吾闻欲而知不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故范雎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昭襄王经过与蔡泽谈话，很赏识蔡泽，拜为客卿，迎候因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

按道理以范雎之大名，其被处死，当时不可能不引起轰动，谁人不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感情用事的地方。范雎被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其不幸遭遇与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同样不堪，司马迁乐于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看罢“困厄造英雄”的故事，你会更认为范雎是被处死的，况且出土的睡虎地简已证实：（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

这与苏秦的故事一样，都不真实。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苏秦并不真实，但为什么还要如此行事？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因为苏秦成长不容易，有过人之处，不想让他再蒙受嘲讽谩骂的坏名声，故成《苏秦列传》。韩兆琦教授主编的《史记笺证》认为，司马迁所写的《苏秦列传》尽管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社会理想与其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因此《史记》有的记载与评论，有司马迁的个人价值偏好与主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