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回流青铜器（晚清英国人收购青铜器导致价格暴涨）

9月2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今年的第五场艺文高端讲座举行，著名艺术史家白谦圣做了一场题为“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的讲座。白谦慎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的高级研究员。白谦慎长期在美国任教，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获得终身教职。

白谦慎教授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吴大澂和他的拓宗》，以及近期新书《晚清官员活动收藏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另外，白教授还有《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并编有《张充和诗书画选》。

此次讲座围绕着白谦慎的新书《晚清官员活动收藏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品）展开。在发言中，白谦慎讲到了青铜器价格因为西方人收藏而价格暴涨，以及西周青铜器虢叔钟在清代50多年里价格的变化。以下为他的部分发言：

白谦慎在讲座中

我对青铜器的价格讨论主要是依靠存世的信札，我的观察就是通过这些信札对1870年代初南北收藏青铜器的热潮推动市场价格迅速上升做了一个描述，并发现西方人在其中的作用。第二点以虢叔钟为例，追踪一个青铜器超过五十年的价格变化，这样的例子极少，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我找不到第二个。

1872年的时候，王懿容（当时在户部当一个小秘书，就是小职员）给潘祖荫（中国最大的青铜器藏家）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我刚刚从琉璃厂回来，真是尽兴而归。我到松竹斋去看了，这是一个古董店。里面不管是有铭文还是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全以高价卖给了西方人，我又和含英通了消息，他说确实如此，青铜器的价格由于老外的介入像烽烟一样，直线上升。昨天我还跟这些古董店里的人在那里套近乎，一晚上情况发生了巨变，有一个彝，还有一个爵，还有一个卣，今天早上全被取走了。到筠青这个古董店去，还有一些东西也不在了，听他的伙计说也被人借去陈设去了，其他的店铺也说了，都在我们琉璃厂新开的一个讲书堂，在那里摆着讨价还价去了。这个老外一来，对市场价格马上有利。

然后他讲这个老外是谁，西人医士某（布姓），今日计收器至千馀金，有没有铭文他都买，连钱币他也买，一个五百多字铭文的假盘，已经卖给了聚和成，清密阁加钱又把它买回来了，准备卖给这个老外。即使质量一般的东西，也被这个老外买走。他买走了以后，他也不能得，真可浩叹也，你要急着想出手，那帮商人就抬高价格，你要稍微犹豫，东西全被老外买走，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王懿荣当时还没有中进士，他拜了潘祖荫为老师，一下班就到琉璃厂东逛西逛，因为潘祖荫太忙，要到紫禁城里面上班，他就托王懿荣掌眼，王懿荣就专门干这个事，不时向他汇报。

王懿容说的布医生很有名，他当时在英国驻华使馆当医生，同时也在京师同文馆做医学教习。这个人对中国的艺术有兴趣，他开始大量地购买青铜器，给当时的北京的收藏界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因为晚清这些喜爱收藏的官员和这位西方的医生比，这个西方的医生可能更有钱，所以对当时青铜器价格的冲击很大。但是后来他的兴趣就转移到了陶瓷收藏和研究上去了。潘祖荫依然是京师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他收藏的晋侯盘，现在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他捐给英国的博物馆了。这个盘大家都认为是假的，但是他去请教过潘祖荫他们，潘祖荫他们都说这个是真的，他把潘祖荫的话都写到他的书里，说我请过潘祖荫鉴定过，都是真的。我觉得潘祖荫他们挺坏的，集体忽悠这个老外。后来他为什么转向陶瓷？估计他发现这里面水太深了，这玩意不好弄。但是他当时出手这么大，没铭文有铭文的都买。

不管怎么说，1872年的时候，青铜器是迅速上涨的一年，潘祖荫在这一年给吴大澂（官员，收藏家，这时候在翰林院）写信说“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古钱我一个都买不成了，“囊中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要么潘祖荫是一个清官，潘祖荫确实是清官，当时的古董商，你再大的官来我照常向你要高价，这在翁同龢的日记里面也有体现，他买《长江万里图》的时候讨价还价，最后那个古董商说我不卖了，最后他没有办法，还是按照古董商的价钱四百两银子买了。因为当时开古董铺的人有满族大臣在后面撑腰。

琉璃厂的青铜器价钱一下子提高很多以后，潘祖荫转向了苏州、上海。他是苏州人，但是在北京长大。他这个时候他就委托吴大澂给南方的收藏家，苏州的李嘉福写了一封信，打听一个周代重器虢叔钟，他说“闻虢叔钟在蒋寅舫处，需价若干，吾兄知之否？如晤退楼、养闲丈，均勿提及为祷。”什么意思呢？“退楼”就是吴大澂的老师吴云，“养闲”就是潘祖荫的叔叔潘曾玮，都是苏州的收藏家，他说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是受潘祖荫的委托去打听这个价钱，万一吴云也想买，潘曾玮也想买的话，价钱肯定上去了，所以他请吴大澂偷偷打听，并且别告诉他们。

这个虢叔钟在清代中期以后有五个，其中有三个被收藏界所熟悉，最大的被阮元收藏，第二大的是张廷济收藏，最小的由伊秉绶收藏，伊秉绶收藏的这件没有浮出水面，不知道在哪儿，阮元收藏就放在他的阮氏家庙里了。唯一的一个市场流通的最重要的就是张廷济这件，也就是吴大澂打听的这件。吴大澂打听到了价钱。1872年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这里面他涂改了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二”还是“三”，“虢叔钟索值二（或三）千四百元，岂不可发一大噱乎。始知厂肆之物，未足云贵也。”，他要价太高了，我现在才发现琉璃厂并不是这么贵，南方更贵。

这个要价让潘祖荫心里面特别恼火，他过段时间又给吴大澂写了一封信，说“此辈射利之徒”，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计较，但是他如果把我当作翁覃溪和阮元之流，这件事万万不可，他以为我们都是瞎子，想来唬我们。甚至把何绍基也给抬起来，因为何绍基在苏州，这件东西何绍基看过，潘祖荫说何绍基算什么，他也就是个空疏之人，他远远不如陈介祺、寿卿，开始不断地发牢骚。

潘祖荫接着又给吴大澂写了两封信，他说今天晚上没什么事，我喝了一点小酒，我把阮元、张廷济、张廷济这三个人藏的虢叔钟拓片拿出来校对，校对完我发现全是假的，从此我也不去想它了，死心塌地。“好古易受人欺耳”，不能太执着，太执着容易上当，这是他的结论。

另外一封信，潘祖荫口气就更大了，他说我后来发现除了阮元和张廷济的虢叔钟中不可深信外，陈介祺的十钟我发觉也不可靠，这个打击面就太广了。潘祖荫这个人实际上是官三代，他在京师极为自负，他的爷爷潘世恩是大学士，苏州状元多，进士多，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户部侍郎，做到副部长了，所以他对谁都不在乎。有一次吴云写信给吴大澂说，潘祖荫这是目中无人，他还挺看得起你，在我面前夸了你几句，你能被他夸算是不错，这个人喜欢跟人较劲。

潘祖荫的话又说，他的门人王懿荣拍马屁，在山东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说虢叔钟肯定是假的，平津馆也不可信，然后有一个姓董的古董商把阮庙三器的拓本拿来了，也都是假的。吴大澂也附和潘祖荫，他有一封信，说如果二百五十两，如果是假的你大概也会买吧。但是不久，王懿荣开始口气变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竞争者，“虢钟究竟真伪，尚不敢定也。”口气变了，“若以此较山农拟购万金之说，差相类耳。”山农是谁呢？李宗岱，李宗岱是谁呢？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他曾经做过相当于地委书记这一级的官，他是李鸿章的亲戚，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职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央企老总，招远金矿第一把手，帮朝廷开金矿的，他有钱，他是广东人在山东任职。当时传说他要出一万两来买虢叔钟，王懿荣想想还真有人，当时以为三千多元，也就是两千多两，你都觉得贵，现在外面传说这位老兄拿一万两来买，所以大家开始重新思考它的真伪。

就在这个时候，南方的收藏家也开始有所动作了，南方的收藏家分两类人，一类是官员和退休官员，顾文彬，宁波绍兴台州的道台，而且管海关。另外还有李鸿裔，他是江苏按察使，曾国藩最亲密的亲信，你看《曾国藩日记》，他天天跟曾国藩在一起，曾国藩有什么事就找他。吴云，苏州太守。还有上海的商人顾子嘉，这件青铜器被一个叫金兰生的用一千五百银子买走了，然后在家里等买家，再高价出手。

讲座中的讨论环节

1872年冬，虢叔钟被一个南方重要的收藏家从金兰生手里买走了。顾子嘉当时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商人，但是最终他没有买到虢叔钟。虢叔钟卖给谁了呢？吴云写的信，他说在1861年的时候曾经放在我家，价钱太高我没要，去年冬天，也就是1872年的冬天，潘祖荫他们谈这件事的时候，被我的亲家沈秉成以重值买去了。这封信是1873年写的。沈秉成是何方神圣？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也就是大清帝国第一肥缺。所以上海的富商败给了上海的官员。花了多少钱呢？潘祖荫的笔记里面记载，花了五千两——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五千两能买什么东西？如果你们去过苏州的话可能有一个概念，五千两能买下留园。你看《过云楼日记》里讲，盛宣怀的爸爸把留园买去的时候，5650两。其实这不稀奇，超过2.5亿的艺术品现在市场上很多。

我们现在再来看虢叔钟历史上的价格。这是张廷济讲的，阮元得虢叔钟，用银二百两，陈少松得的是一百两。嘉庆年间的时候，阮元买的虢叔钟最大，花了二百两。张廷济是第二，我就平均一下一百五十两。1821年的时候一千二百两，到1823年的时候银二百饼，还不到二百两，你可以看到起码低了一千两。1848年的时候，卖给了蒋家，1861年的时候吴云没买，1872年的时候潘祖荫开价如果是三千四百两就更贵一点，两千四百元就是一千七百两，他觉得太贵，这个时候金兰生一千五百两买下了，1872年冬沈秉成五千两买下。如果这个记载都可靠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在1872年虢叔钟的价格是上升了，但是在1821年到1831年的时候，1821年猛冲一下，1832年又掉下来。1821年猛冲一下就是因为这是管盐业的大官出钱买的，他死了以后就卖了。古董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在这个地方，有人特别有钱的时候不在乎，我可以一下子以非常高的价格买掉，偏偏他一个儿子不懂，不知道老爹花了多少钱，他可以卖得很低，所以古董行可以是暴利的。

但是，1872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价格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战后经济的复苏，另外一个是国际银价的变动。在光绪后期和民国初年，其实艺术品的价格如果按绝对的银两数来看有很大的涨幅。但是那个时候我估计银价，那种单位的物质指数——就是购买力可能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