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的素材，中日文学交往中的

来源：文汇报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中日交流的素材，中日文学交往中的?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中日交流的素材，中日文学交往中的

来源：文汇报

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

唐诗中的休戚与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出自《诗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郎》。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还有“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天台立本无情隔，一树花开两地芳”等诗句，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

中日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唐代是诗歌盛世，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仿照长安所建，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公卿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在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日本长屋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记载：“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鉴真从743年开始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引起轰动。他双目失明，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鉴真圆寂后，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伤大和上》中悲叹：“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鉴真圆寂后，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无明”之人获得了“光明”，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从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伤大和上》中有“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两句，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这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表达了。

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阿倍仲麻吕（698—770）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改名晁衡。他爱慕中国之风，在大唐进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授与左补阙等要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751年，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临别前，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两句，可谓推心置腹之语。字面意为：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晁衡在长安多年，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若不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王维知其心意，所以用“乡树扶桑外”来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国，看看日本的树木，不也和中国一样吗？

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留恋，作诗《衔命还国作》，其中“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两句便与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相呼应。“蓬莱”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与“若木”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国在日本的西边，“若木故园林”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

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晁衡赠衣于李白，太白有诗曰“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753年，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遇难，李白为此痛哭，作诗《哭晁衡》。其中“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两句尤为情真意切。在李白心中，晁衡是一轮明月，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自己是一片云，愁云满面，悲痛万分。好在这只是误传，晁衡平安归国后读到李白之诗，也是百感交集，作诗《望乡》。在日本写“望乡”，便寄托了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怀念。诗中“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两句，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邻如亲的关系，以及自己对中国的拳拳真情表露无遗。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中国鉴真和尚的怀念感恩之中，还是中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也因中日诗歌交往更添光辉。

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

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远流长。除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外，日本文学中还有“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乡国隔山川”、“更怜去故乡，蹈海求良匹”等许多表达类似关怀的汉诗。正是因为这些汉诗的出现，让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文言渐渐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其实，比起白话汉语，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日本汉学学者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通常以《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论语》《孟子》《庄子》等诗文集作为教材。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能用文言文撰写高水准的汉诗文，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口语。对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而言，汉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符号。尽管后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上朝代众多，每个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不同，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两国关系紧张还是平和的时期，或隐或显的中国文学都是日本文学趣味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构成了日本中国形象的内核。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学精华，日本汉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汉诗文素养就是中国情趣、中国情结最为突出的表现。

江户时代以后，汉文教育开始普及，汉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也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作者。日本文人喜欢在小说中模仿中国小说插诗、引用中国诗歌或自作汉诗。例如，小说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中引用了几十首中国诗歌。小说本身表现的汉文水平本不高，但引用中国诗歌时却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抄录，想要借小说创作展现他所认为的“汉诗精华”。再如，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柴四郎原作，梁启超将其译为《佳人奇遇》）虽为日文小说，中间也经常插入诗歌，选用了大量的《诗经》《文选》诗赋。柴四郎自创的汉诗水平也很高，如“月横大空千里明，风摇金波远有声。夜苍苍望兮茫茫，船头何堪今夜情”，这样典丽的汉诗在明治文人间广为传颂，德富芦花就常在月夜下独自朗诵。

日本小说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以汉诗唱和的情节，表现出很高的汉诗素养。例如，在三木贞一的小说《情天比翼缘》中，男主角柳翠郎与友人在东京游览名胜时互作汉诗酬唱。翠郎作诗曰“喜尔呼京鸥，应知京洛争”，雪江先生作诗曰“官樱比古翻添色，都鸟于今始副名”，庐州先生作诗曰“三月东都丽景新，胜情偏属此江滨”。形式虽为汉诗，描绘的却是东京的春日风景：河畔樱花盛开，鸟雀啾鸣。“京洛”并非实指中国的长安与洛阳，却让人不由联想到中国文学传统，为这片东瀛胜景吹来了中国之风。

汉诗不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间的风雅同好，也是向异性表露心迹，乃至推动爱情进展的关键。小说《佳人奇遇》中，当日本志士东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时，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心迹：“有美人兮，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出自《诗经·野有蔓草》，原文为“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虽然与原文略有出入，但也说明作者柴四郎的汉学素养很高，能够背诵《诗经》中的诗句。佳人听言，“以柳枝掩半面微笑”，芳心暗许。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也将汉诗用得极为纯熟。小说以一首自创的七言律诗开篇，首联为“东都第一冠繁华，名妓家邻才子家”，以南宋杭州比拟东京繁华。小说中写到男女主人公分别的时候，作者引用王昌龄的《闺怨》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小说虽然发生在日本，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国诗词，熟知中国文学典故。男主角梅雪操与情人小红告别，担心下次相逢时她已是“绿叶成阴子满枝”（语出杜牧《怅诗》），小红答道：“文君未白头早做吟，婕妤先秋风已题扇。”这里化用了两个中国典故，卓文君作《白头吟》表达“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坚持，班婕妤作《团扇诗》，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遗忘。短短14个字，却表达了双重含义：自己内心的坚贞，以及对情人的担忧。三木贞一在《情天比翼缘》中更是用上了藏头诗。男主角柳翠郎捡到了女主角莲香玉的金钗，翠郎还金钗时附上藏头诗一首，藏的四字是“独思美人”。香玉一读就知道是藏头诗，回信时也作了一首藏头诗，藏字为“非复无情”。像这样以汉诗推动日本小说情节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小说中插诗是中国明清小说常见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往往有上场诗、下场诗、定场诗、中场诗等，人物对白，情节推进中都喜欢插入诗歌。日本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中日小说的“风月同天”。

中日文学中的“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真情。中日两国都是饱经患难的国家，共享着汉文化、儒家文明的遗产。文化相似则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少见。

不少日本文学作品描绘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扶持，并肩而行，共渡难关。冈鸣冠山（1674—1729）的汉文小说《德容行善有报》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为众人所敬仰。因为听说日本长崎风景秀丽，于是从事中日商贸，侨居于长崎。有一位日本美人丰娘愿意“典身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来到美人家中，发现“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亲已经卧病多月，丰娘“自欲以身换药，救其危急”。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悯，以礼相待。虽然丰娘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顾如同胞”，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此后还常常赠送钱米。过了数月，李德容又亲自主婚，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富家公子，并为其准备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柜箱首饰、粗细家伙、桶锅碗碟。这一事迹被长崎人传为佳谈，时人有诗赞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丰娘嫁富人。适见朱陈两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回国时，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飓风，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报》的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仅占总人口数10%的武士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打击基督教，也打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往来。锁国政策下，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贸易，也使得中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中国商船几乎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也丰富了日本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德容行善有报》来看，当时中日商贸畅通，人心相近，语言无碍。在日本的中国人行侠仗义，最终善有善报，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从长崎人的评价可知，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满美德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

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挑战，经历过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化传统的共同“乡愁”。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看法：“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王政维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这不仅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标准的现代化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临的共同考验。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挣扎。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脱亚入欧？

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途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卓识奇智的中国志士范卿，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西班牙女杰幽兰、爱尔兰女杰红莲一起，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并肩奋斗，“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他们都是他乡流离之客，共同伤感于国运家恨、民族屈辱的历史，引为知音。范卿与东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谈论时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为兴亚之举”。他们都为中国经年来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够禁绝鸦片，振起国民精神。范卿对东海散士说：“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积蕴，与君相合。噫！世岂无卧龙凤雏哉？”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分离数年，生死未卜，散士怀念范卿，作诗曰：“楼船破浪叱鲵鲸，鹏翼抟空空有声。落落雄心与谁语？白云山下忆范卿。”短短四句汉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对范卿的牵挂不舍寄托其中。《佳人之奇遇》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近代，两国民间跨越国籍、种族的友谊依然不绝如缕。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的志向、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的共同危机，也源于他们共享的汉文化。他们互相尊重、支持，保持着友善的双向交流，也成为了中日文学交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并不是日本文人单方面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相似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文人来到日本，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辔，昔慕匡庐崇。讶兹高寒区，移 榑木东。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峣峰。冰液凝夏条，雪尘涴春丛。吐曜逴龙赩，委羽僊禽翀。冈冢草罢绿，嵠渎樱燃红。侧观拭游目，遐览愉旅衷。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逋士有坏丘，仙俦无遗踪。空闻珠玕林，奇光开澒蒙。

刘师培的诗歌基调通常沉郁伤感，这首诗却表现出罕见的轻快。他告别故国，远离党争纷扰，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洁，遗世独立。“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联系起来，表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虽写富士山，几乎通篇是中国意象，把富士山与中国的庐山、道家仙山委羽山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阂。“昔慕匡庐崇”一句表面是在写庐山，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向往。白雪与盛开的樱花交相映衬，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迹，可惜了无踪影。他离开中国来到日本，表面上看起来是背井离乡；加上语言不通，更应该有异国之感。可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期待摆脱满清的统治，来到一方深受汉文化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相较于满清，日本对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这也是一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意表达了。

诗歌之外，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绘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师。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能够力排众议，对当时的弱国子民鲁迅分外体贴照顾，这也是一种同舟共济、风月同天的关怀。

他乡是一面镜子，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确立的。一种文化对于另外一种文化，通常有三种态度：一种视异文化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心态，但这种认识通常属于幻象。一种把异文化视为低下负面的文化，对其有一种憎恶之情，从而反衬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种态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认可，将异文化与本土文化都视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两种文化的对话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中日文学交往中，不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善意的双向交流；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情谊也在这些真挚持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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