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进化史简介（此李白非彼）

作者 | 叶介甫

编辑 | 陈晓燕 杨镝霏

△新版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赵丽颖担纲女主角

反映中共隐蔽斗争的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曾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倾倒,电影中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就是曾经战斗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和对敌斗争的勇士——李白。

△《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白的艺术形象（右）

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访区白石乡板溪村，1930年8月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先后缴获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1931年6月，红四军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情报工作。

△李白

10月10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闸旅社。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上海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贝勒路(现黄披南路)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有一位同乡朋友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篙山法国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

△老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剧照

1938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息了喧闹的声浪，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就像听到了母亲的亲切呼唤，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电台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弱点。由于功率小发出的电波微弱，上海与延安遥距两千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搜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4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了梦乡，李白却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二十五瓦的灯泡拧下换上五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姑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便声音外扬。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波互相传送，把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块一座“空中桥梁”。

以结婚为掩护进行秘密电台工作

1939年2月，党中央派遣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广泛社会基础的龚饮冰接任电台领导工作。他以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的公开身份到达上海。

△李白夫妇照片

5月初，根据新出现的一些情况，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贝勒路148号，另觅电台地点。李白时年30，仍孑然一身，长此下去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龚饮冰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来工作，表面上与李白扮作“夫妻”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龚饮冰和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马纯古、张棋一同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共产党员、锦孙绸厂青年女工裘惠英（裘慧英原名裘兰芬，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调到电台工作后改名裘慧英）。不久，李白和裘惠英住进蒲石路 (现长乐路)蒲石村18号底楼一个房间。蒲石村地处法租界，环境幽静。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具，把房间布置得大方得体，既不寒碜，也不浮华。龚饮冰夫妇和朱志良等故意赶来“贺喜”。果然，邻居们都信以为真，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太”。

△老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剧照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电台的任务随之艰巨。每次通报，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的达数千组字码。盛夏溽暑，李白在门窗关闭的屋内工作，全身汗水涔涔。严冬苦寒，深夜室内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工作完毕，全身已经冷得发麻，手指冻得红肿。裘慧英则时而站在窗前，时而又走到门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为了使交通员尽量少露面，白天，有时他和裘慧英一起装作散步，把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中。就这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和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迅速传达到上海；上海以及周围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每当这时，李白和裘慧英常常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产生了爱情，1940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

但是没有摧毁我的意志”

1942年7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这幢三层楼房系《新闻报》主编、爱国人士许彦飞出钱建造。

当时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只有十五瓦，但是，仍被日寇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侦测出来。阴历8月14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里发报，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朦胧的月色下，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对李白：“不好，出事了！”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袁以辉：《零点到了》，载《星火燎原》，战士出版社1980年第3期），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将它藏在下面，旋即抱着收音机(为收报所用)回到三楼。他刚把收音机放好，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狼藉满地。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李白坐在房间里，心像上了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

突然，“咔”的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狂似的窜到李白面前：“这是什么？”

李白从容地答道:“我们是郑家客人，郑太太住院，我们才住到这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李白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把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早已停候在外面的汽车。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汽车开到四川路桥北崇明路6号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敌人对李白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施以苦肉计，在李白受刑的时候，把裘慧英也押来。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脚后跟加到第五块砖的时候，他的腿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滴地落到地上。

敌人咆哮着:“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

李白从敌人的刑讯中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敌人再逼问时，李白便说：“我的朋友是专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

敌人气急败坏，又用老虎钳拨去他的手指甲，接着又把电线绕在他的手上，当拉上电闸，李白顿感万把尖刀扎身，眼前一片昏黑。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未吐露半点实情。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李白将生死置之度外，忍受了一切野蛮酷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用的坚强意志。

上海解放前夜遭国民党秘密枪杀

1943年5月10日，李白获释。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偕同裘慧英一起离开上海。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在1945年10月与裘慧英回到上海，在张唯一的领导下，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龙潭虎穴里进行战斗。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总署救济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他一清早就出门挤上开往上海市区东北端复兴岛的汽车，干完8小时的活，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深夜，他一往如故又进行通报。为了尽量使电台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七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络。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开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略过几分钟，那天小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起来，可是灯泡又熄灭了……他的心猛然一沉，分区停电！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已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然而，他没有惧怕。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这一切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中央。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刘人寿郑重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表示赞同。李白即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11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我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通报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

那是12月30日凌晨，天低云暗，北风呼啸。国民党洲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动几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自收藏机器！李白一怔，但他马上又埋下头去，把最后几组电文发完，随即撕碎了电文底稿扔入厕所。这时，敌人已经敲门。

住在楼下的潘子康故意拖延时间，李白迅速地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顿，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这两户人家同时搜查。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摸摸床上的被窝，发现没有一丝热气，接着就去摸放在桌上的收音机。立刻狂叫：“啊!热的！你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我有失眠症，睡不着觉听听广播。”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

敌人立即动手严密搜查。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查了出来。

敌人厉声逼问，李白神色沉静，说：“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

当敌人发现这一堆零件里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血，从他的鼻孔涌流出来。李白又被逮捕。

敌人将李白押到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对他连续刑讯逼供30多个小时，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敌人见刑具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又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但是，这一招又失效了。30日，李白被押到威海卫路稽查大队部。1949年2月4日，被解至黄渡略警备司令部；4月22日又解至蓬莱路督察局。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托人带出来，信中写道:“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9至10时下午3至4时可以送东西……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擅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

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而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

这时，解放大军正挥戈南下，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蒋介石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对李白案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日深夜，李白被秘密枪杀在浦东戚家庙。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8月28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白烈士。刘长胜、潘汉年、张棋、刘少文分别致词，高度赞扬了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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