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皇帝真的有昏庸吗（周隋禅代与周宣帝）

编者按：对于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与历史文本生成过程的研究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本文注意到北周宣帝谥号形象与后世史书记载之差异，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周宣帝形象变化的过程与原因。首先，隋唐史书建构出周宣帝“不堪承嗣”、昏聩无道的形象；其次，联系北周的政治实情可知，周宣帝的私德确实不检点，其谥号有过分美化之嫌，但更有部分周宣帝正面形象被隋唐史官掩盖的情况存在；最后，作者对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与政治用意进行讨论，进一步检视了现实政治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

摘要：周宣帝的谥号形象，与《周书》等史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宣”字作为谥号，属于美谥。史书中的周宣帝却生活淫乱、极度暴虐，导致了北周灭亡。这种差异是北周、隋、唐为了宣扬“天命在我”，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所导致的。透过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到政治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

帝王谥号是对君主一生功过的评价，拟定必须遵守规范，不能随意用字。根据褒贬不同，谥号有美、恶之分，“宣”字就属美谥的一种。所谓“圣善周闻曰宣，闻谓所闻善事也”，“施而不私曰宣，施止其所私则不广，不广非宣矣，善闻周达曰宣，诚意见外曰宣”，其含义可概括为口碑载道。历史上以宣为谥的君主，史书形象也比较正面。如汉宣帝刘询，“孝宣之治，信赏必罚……吏知其职，民安其业也”；陈宣帝陈顼，“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唯独北周宣帝宇文赟昏庸无道，与谥号形象有强烈反差。

周宣帝谥号与史书记载，哪一个更贴近历史真相？笔者认为仅据史书记载驳斥谥号虚美，或凭谥号为周宣帝翻案，毫无学术意义。我们要关注到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分析谥、史差异出现的原因，方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不堪承嗣”：隋唐史书所见周宣帝形象讨论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先要对史书记载情况有所了解。目前笔者所见最早文本,系隋人卢思道《后周兴亡论》。卢思道曾仕宦北周，作为亲历者，其文字有一定说服力：

宣帝初在东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严训，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饰情自励。逾年已后，变态转兴。耽酒好色，常居内寝……少在储宫，颇览经籍。临朝对众，亦有精神。但禀猜狂，特好诡异……内外门，皆别令宦者着守……鞭挞朝士，动至数百……祖宗庙号，讳不得称。变易官名，回官姓族……自号为天，不复称朕。此外小事异同，不可胜纪。狂惑妖僻，开辟未之有也。

该文称周宣帝生活奢华淫乱，性格暴虐多疑，不仅猜忌近臣，还滥用刑罚。在位期间胡作非为，经常唯我独尊，违背礼法。这段表述虽充斥贬义，但没有绝对否定周宣帝。特别“嗣位之初，饰情自励”，“少在储宫，颇览经籍。临朝对众，亦有精神”两句也道出了周宣帝好学、勤政的优点。

隋修《周纪》今已不存，唐修《周书》则作为正史流传下来。卷7《周宣帝本纪》（下称《宣帝纪》），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编年记录了宣帝朝的重大事件；第二部分是对他的评价：

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才及跑俞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跑俞于汉魏远矣。唯自尊崇，无所顾惮。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后宫位号，莫能详录。每对臣下，自称为天……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饰……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即帝之从祖兄子也。其妻尉迟氏有容色……逼而淫之。亮闻之，惧诛，乃反……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治政……恐群臣规谏，不得行己之志……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这部分与《后周兴亡论》行文结构相似，而《宣帝纪》对周宣帝恶行的记述，要详于《后周兴亡论》。增加了“葬礼期间逼宫人淫乱”“修建洛阳宫为享乐”“轻薄宗室之妻”等事件；批评了周宣帝“只谈变革不问施政”“宗教礼器用于日常饮食”等行为。其中已不见周宣帝好学、勤政等优点，尽是攻讦的话语。《周书》每卷文末，必以“史臣曰”形式发表史论。《宣帝纪》史论感叹周武帝教子无方，导致了周宣帝昏虐的性格。在周宣帝之子周静帝的本纪中，言辞更加激烈。“斯盖宣帝之余殃，非孺子之罪戾也”，将北周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周宣帝。

诸臣传记中也常见对周宣帝的批评。《王轨传》言：“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在王轨劝说下，周武帝心生换储之意，但最终因其他子嗣无才或年幼作罢；《宇文孝伯传》也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表现了周宣帝的无能。《隋书》亦有此情况，《郑译传》记：“时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因为周宣帝多有过错，王轨经常建议周武帝废太子而立秦王，周宣帝感到不安。以上也可见周宣帝与武帝近臣关系极差。《北史》中周宣帝事迹，则与《周书》基本相同，不再赘言。

唐代君臣常引周宣帝为鉴。虞世南《帝王略论》成书早于《周书》。瞿林东根据书中“公子”“先生”口气断定，该书撰成于秦府时期。李世民问周宣帝为何性格诡异，虞世南解答：“太山之将崩，必因拔壤，树之将折，皆由蝎蠹，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诡谲奇怪，岂足怪乎？”从山崩、树折的原因比拟至国家，说明北周气数将尽，才会有周宣帝这样祸乱国家之人。《贞观政要》也称：“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魏征认为周宣帝的性格缺陷是北周灭亡的直接原因。

唐代以后史家对周宣帝的描述基本源于上述史籍。如宋代《太平御览》中周宣帝历史形象几乎无出《周书》其右。《册府元龟·帝王部》也多将周宣帝事迹归入恶直、疑忌、无断、失政、滥赏等门类。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将一些新内容写入其中。“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扪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这句话讲周武帝葬礼期间，周宣帝摸着身上被周武帝责罚的杖痕触景生情，大骂其父死的太晚。显而易见，这种类似“野史”的桥段，应该取自某部小说或笔记。司马氏编排入史，令周宣帝历史形象更加荒唐，更有资治意义。

综上，隋唐史籍口径非常统一，利用史书扬善贬恶的功能，尽书周宣帝之过，其负面的历史形象基本定型于此时期。同时，史官文笔的细微变化应得到注意：从《后周兴亡论》到《周书》，周宣帝仅有的一丝优点消失不见，完全以负面形象示人。这是隋唐史官故意扭曲周宣帝历史形象的痕迹吗？仅凭现有证据还无法确定。下文笔者将深入梳理《周书》相关文本，以更好解答这一问题。

周宣帝与北周政治

贞观十年（636），令狐德棻等人修成《周书》。刘知几言：“宇文周史，大统中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西魏史官柳虬所撰资料、北周国史与隋修《周纪》是《周书》的主要史料来源，后两种为纂修《宣帝纪》可用的文献。除此，史官可能也搜集了一些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

分析《宣帝纪》发现，文中的批评基本围绕周宣帝私德展开，最多抨击几句其对国家制度的变改，较少讨论具体政务，更不谈施政效果。《周书》诸臣传记周宣帝失德，也不讲周宣帝具体做了什么失德事情。其次，《周书》同一文本、不同文本之间的表述前后抵触，难以自圆。《宣帝纪》前文述“文宣皇后崩，高祖谅闇，诏太子总朝政，五旬而罢。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监国”，后文却说“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周武帝既担心周宣帝“不堪承嗣”，怎么又大胆委以重任？《武帝纪》也载周宣帝在军中“戎事节度，并宜随机专决”，有很大的自主权，亦可见周武帝对他的信任。又如《宣帝纪》直言周宣帝“好自矜夸，饰非拒谏”，《乐运传》中却有这样一段君臣故事。乐运谏言《陈帝八失》，惹怒周宣帝，但在元岩劝说与深思熟虑之后，周宣帝宽恕了乐运。“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体现了周宣帝的君主气量，与《宣帝纪》中判若两人。此外，《周书》在一些事件的描写上笼统不清。周宣帝西征，令吐谷浑臣服，对北周意义重大。《北史·吐谷浑》称：“武帝诏皇太子征之，军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明年，又再遣使奉献。”蹊跷的是，《武帝纪》《宣帝纪》均未详细记述此次行动的过程。仅“皇太子伐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一句带过。《王轨传》则含混地将功劳归于王轨等人，“（周宣）帝仰成而已”。

关于这些文本漏洞，学界暂无讨论。学人关注焦点在周宣帝过恶多深，给北周带来多大影响之上。范文澜称：“赟荒淫奢侈，由学古进而学天。”何兹全评：“（周宣帝）他性好奢侈，胸无大志，却极有阴谋。”胡如雷言：“周宣帝的倒施逆行迅即把武帝的施政成就化为乌有，从根本上瓦解了北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唯吕思勉承认周宣帝昏庸的同时，提出了不同见解。“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一则颇欲有兴作，厘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与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后一类，周宣帝亦属其伦也。”吕思勉认为周宣帝与汉武帝一样，并非是只顾享乐的昏君，但因长居深宫，不谙世务，导致政令效果不尽人意。为证明此说法，吕思勉对《周书》部分文本进行了注解。

周宣帝“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吕思勉解释为：“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治政”，吕思勉解读为：“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又举王莽的例子，证明王莽、周宣帝这类君主往往“图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德，不可得也”。通过这些案例，吕思勉试图呈现周宣帝致力厘正制度的一面。同时，他也指出周宣帝并非不施善政，“如继位之岁，即遣大使巡查诸州，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此即苏绰制六条诏书之意。明年，正月，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又明年，二月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三月，追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皆可见其能留意于文教”。这段话中提到的“六条诏书”，是西魏时期苏绰协助宇文泰制定的施政纲领，对革除西魏官吏弊病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吕思勉看来，周宣帝的“九条诏令”可与西魏“六条诏书”相媲美，是治国的良策。

吕思勉打破了学界对周宣帝的刻板印象，沿先生思路，考察周宣帝其他政令也能得到同样认识。下文将在北周政治环境下，分析周宣帝“滥杀无辜”与“经营洛阳”的深层目的。

王轨、宇文孝伯等人屡向周武帝检举周宣帝过错。对此，《周书》常有“帝因此大衔之”“愈更衔之”等记录，塑造了周宣帝对他们怀恨在心，处死这些人是报私仇的语境。这是周宣帝“滥杀无辜”的由来，周宣帝继位后的多种行为，说明他有强化皇权的意图。

人事安排上，周宣帝明升暗降，“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太师、太傅虽然地位很高，却为虚职、尊称。后期又让五王离京就藩，逐步将强势的宗室，排除出统治集团核心。周宣帝还操控不同势力，相互制衡。他频繁更换六府长官，被任命者既有宗室杞国公亮、越王盛，长孙览、达奚震这样的旧势力，也有斛斯征、毕王贤等新提拔人员，甚至还有独孤永业这样的北齐旧员。再分析周宣帝五位皇后的家族背景，除朱皇后出身一般，生周静帝，以子贵外，杨皇后的父亲是杨坚，尉迟皇后的祖父是蜀国公尉迟迥，陈皇后的父亲是北齐降将陈山提，元皇后的父亲是西魏宗室元晟，分属不同势力。周宣帝通过立后的方式加以笼络，让外戚掌管北周军权，既加强了军队对皇权的忠诚，外戚之间亦可相互制约。细观周宣帝提拔的人员，刘昉、郑译、韦谟、柳裘等几乎都与鲜卑传统势力瓜葛较浅，又受过良好教育。

周宣帝打击传统势力，强化皇权，是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平齐战争结束仅1年后，周武帝便去世，留下了众多位高权重的宗室、重臣，还有新吸纳的北齐能臣干将。对于一个缺乏政治根基的年轻君主来说，这些人都是皇权的潜在威胁，必须加以管制。从长远角度来看，北周政权内部，强大的鲜卑旧势力抵制汉化，将使用鲜卑语言、穿着民族服饰，观看杂戏当作贵族的象征。武帝时期，鲜卑语作为常用语，仍被官方使用。随着北周统治范围扩大，政权日益成熟，亟须清除顽固、落后的旧势力，强化以皇权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如此看来，周宣帝“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等行为并不荒诞，正是在凸显皇权独尊。

史书称周宣帝经营洛阳是为享乐，实则不然。大象元年二月（579），周宣帝下令：“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在相州置六府，地位次于长安六府。周宣帝将六府迁至洛阳，称东京六府，欲以洛阳取代相州之地位。周宣帝又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邺城石经是东汉时期《熹平石经》与曹魏时期《正始石经》，为汉魏时期官方儒家经本。它们曾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东魏时期，高澄将其移至邺城，周宣帝下令迁回洛阳是在恢复洛阳往昔文教之盛。不久，周宣帝又发布了第三条诏书：“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北周移民洛阳的同时，再次提高了洛阳的政治地位和管控能力，山东诸州几乎均归于洛阳节制。如只为享乐，何必费此周章。周宣帝全力建设洛阳有更重要考量。从政治上讲，东周以来，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均定都于此，北周自诩正统，经营洛阳益于聚拢人心；从经济上讲，洛阳的土地、交通、物产等方面要强于长安；从军事上讲，洛阳对国土的管控能力更强。无论是北齐旧地反叛，还是周、陈爆发战争，洛阳的位置，在军情通报与战略支援上都更加有利。

两个案例足以证明周宣帝的治国态度，尽管结果不如人意，初衷总归是好的。《周书》等史籍中虽提及这些事迹，却选择了低调处理。周宣帝去世后，杨坚的部分举措也是周宣帝治国思路的延续。杨坚辅政期间，同样重视政权去鲜卑化，对“赐胡姓”现象，进行制止，“诸改姓者，悉宜复旧”。隋朝建立后，杨坚厘定礼制，“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蒨，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制定了天子出行仪仗标准。这与周宣帝要求“冕有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何异？隋朝两位君主杨坚、杨广亦坚持建设洛阳，更是在大业五年（609），改东京洛阳为东都。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周宣帝私德的确不检点，其谥号有过分美化之嫌，但也有部分周宣帝正面形象被隋唐史官所掩盖。毕竟修史是一项系统工程，难免会有所疏漏，于是便有了《宣帝纪》与《武帝纪》《乐运传》表述不一的情况。周宣帝谥、史形象可能均有不实之处，如果按照秉笔直书的原则，周宣帝史书形象应与谥号中同样有“宣”字的北齐文宣帝高洋那样功过参半。基于此认识，笔者将在下文探讨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与政治用意。

周隋禅代与周宣帝形象的重新建构

上节对《宣帝纪》文本进行了梳理，本节将回归周宣帝谥号与史书形象之差异，讨论周宣帝历史形象如何被建构。实际上，其过程已经非常清晰。谥号形象代表了北周官方的认识，史书形象则反映了隋、唐的态度。尽管两种形象截然相反，却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而建构。

大象二年五月（580），周宣帝驾幸天兴宫后，突发疾病，两天后去世，仅留有幼子。朝中围绕谁来辅政展开了激烈讨论。颜之仪等人主张让赵王宇文招辅政，郑译、刘昉等人素与宗室不合，极力阻止。由于宗室五王封国，距离长安较远，直到六月初才赶到。利用这段空窗期，郑译、刘昉等人矫制遗诏，引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都督内外军事。

政权顺利交接后，北周会为周宣帝举办隆重的丧葬礼。周宣帝谥号会确定于治丧期间，但相关文献未能保存至今，只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大概推断。汪受宽指出，帝王谥号的颁给包括“百官议谥”与“南郊请谥”两个环节。戴卫红则提出南郊请谥后，还要将已请得谥号题写在君主牌位背面。历代帝王谥号颁给在具体细节上虽有不同，但主体均是这套流程。周宣帝去世后，大宗伯宇文善会委派春官府官员拟取谥号。随后进入“百官议谥”环节，杨坚、柳裘、郑译、刘昉等周宣帝亲信的官员、赵王宇文招等宗室都会到场。议谥百官会赞美一番周宣帝的优点，最终确定以“宣”字为谥。杨坚会代表百官将议谥结果呈进周静帝。由于周静帝年少，其影响可忽略不计。紧接着春官府会以四六韵文的形式撰写谥册，盛赞周宣帝功绩，并择吉日进行“南郊请谥”。周宣帝谥册会被放置在昊天上帝神位前，由谥议官宣读谥议文。读毕，百官再拜，周宣帝谥号才算请得。最后将请得的谥号题写在神位的背面，谥册原件也会随周宣帝一起安葬。

周宣帝在五月底驾崩，宗室五王六月初至长安，六月十日，尉迟迥便发动“倒杨”兵变。事件发生间隔很短。尉迟迥兵乱又声势浩大，关东诸州，除并州、幽州外，均有响应，周宣帝后事的操办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且朝中宗室、部分官员也不满杨坚辅政。受这些因素限制，杨坚此时即使有觊觎之心，也不便干预周宣帝谥号拟取。因此基本断定，“宣”字就是北周官方意志。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魏晋南北朝谥法不严，几乎所有君主谥号都是美谥，罕有恶谥，北周颁布的周宣帝谥号也有夸大之处。这种“不严”“夸大”背后实有其政治用意。

西周时期，统治者形成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早期天命思想，解释自身权力来源，强调君主若无德政，天命就会转移。战国时期，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本思想。西汉时期，为适应大一统王朝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家体系加以改造，强化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纲常观念，保证君权独尊。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传统天命观的主体框架，为王朝统治正义性和合法性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历代王朝都会从不同角度进行构建“天命在我”的叙事，政权林立的南北朝也很重视此问题。

北周是少数民族政权，以“宣”字为谥，建构明君形象，彰显周宣帝广施善政，更容易获得基层汉族地主与普通民众拥护，利于北周统治的稳定。另外，周宣帝在位时期，周、陈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两国已停止使者往来，双方在未来必然爆发争夺天下的统一战争。不过，北周并未等到与陈角逐天下的时刻，就被杨坚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这种模式看似在效仿古圣王之间的让贤，实则仍是篡逆。所以历代受禅者都会操弄舆论，掩饰自己篡逆的行径。“大抵司马氏以后，权臣取代旧王朝之方式，多仿曹氏老例，先加九锡，列举‘公之功也’,以制造舆论。继之以封国建台，最后受禅。”杨坚也不例外，他处心积虑地进行了舆论造势，炮制了九锡文与禅位诏。“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乂皇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画筹帷帐，建出师车……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表明杨坚在皇室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平定乱局。“妖丑觊觎，密图社稷……公受命先皇……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称赞杨坚不负周宣帝托孤之情，尤其“重造皇室”一词，突出了杨坚之功。因此，周静帝要禅让与他。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文中提到北周最大的困境是奸臣谋逆，不是周宣帝乱政，杨坚止暴制乱的对象是尉迟迥等起兵之人。这是因为九锡文、禅位诏都是以周静帝名义发布的，断然不会主动丑化己方君主。

古代王朝掌握着撰修前代史的话语权，会公然曲笔、隐晦不利于己方的史事，隋朝掌握修史话语权后，会系统梳理北周史事，弥缝杨坚的行为，营造隋朝建立“应天顺人”的舆论形势。尉迟迥起兵要匡扶皇室，将矛头直指杨坚篡权。“（杨坚）挟幼主而令天下……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匡国庇人，进可以享荣名，退可以终臣节。”采取“杨坚终结尉迟迥乱政”的书法，必然要费大力气处理这段史事。如简略表达，则无法表现杨坚受禅的正当性，只能为北周乱象寻找新负责人。周宣帝统治次序列周静帝之前，私德上又不检点，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隋朝对周宣帝形象进行了重新建构。在《周纪》中故意放大其不检点的私德，对其进行丑化和贬低，为杨坚帝位来源作进一步辩护。卢思道作为隋朝官员，必然要贯彻官方意志，故撰《后周兴亡论》，针对周宣帝私德缺陷大做文章。同时，开皇六年（586），卢思道就去世，隋修宇文周史还未见成果。换句话说，隋朝对这段历史的书写，还未彻底定调。卢思道文章中有一两句周宣帝正面事迹的表述也不足为奇。至于隋朝为何不改谥周宣帝则有多种可能。考虑到至隋亡，《周纪》也未正式刊布，隋朝可能还未来得及处理周宣帝谥号，或者由于南北朝君主谥号溢美情况很多，隋朝并不在意此问题，故不便妄测。

隋朝国祚短促，未完成修史工作。唐朝建立，武德初年社会上流传的魏晋南北朝史著述纷杂，观点各异，唐高祖李渊希望通过纂修史书统一思想。武德五年（622），李渊颁布《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召集史官编撰周、梁、陈、齐、隋五代史书，令狐德棻与庾俭共修《周书》。武德修史最终没有完成，除史料准备不足外，与此时唐代官方修史制度尚未成熟、经验不足也有关系。李渊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629）下诏再修前代史。《周书》编纂依然由令狐德棻主持，同时委派岑文本、崔仁师进行辅助。贞观十年（636），《周书》的成稿标志着周宣帝历史形象基本定型。

“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令狐德棻的谏言反映了唐代对本朝权力来源的认识。唐代官方认为天命由周、隋转移至本朝，所以要修周隋二史，彰显唐朝在历史发展中的合法序列。隋朝官方为阐释代周的合法性，已经总结了一套比较合理的说法。唐代史官推波助澜，批评周宣帝祸乱北周，衬托杨坚终结乱政的功绩，这一点在《隋书》中尤为明显。《隋书·高祖上》写道：“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周宣帝与杨坚，一乱一治，产生了强烈对比；其次，唐代加强了官方对史学的控制，君主意志影响着史学活动。从《帝王略论》《贞观政要》中看出，李世民对周宣帝历史形象毫无质疑，非常重视从周宣帝身上吸取治国的教训，令狐德棻等人也就没有重塑周宣帝形象的需要。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经过隋朝有意识地销毁与战乱，唐人已经无法见到太多北周原始资料。即便太宗朝后，不断有人提议罢黜周、隋历史地位，国家宜承周、汉的说法，也没办法另起炉灶，重新书写周宣帝史事。总之，经过唐代官方塑造，周宣帝昏聩的说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结语

综合全文所见，周宣帝历史形象经历了从正面到负面的变化，反映了天命论支配下，北周、隋、唐对统治合法性问题的阐述。北周时期，周宣帝是广施善政的君主，美谥“宣”字代表北周官方的态度。拔高周宣帝历史地位，是北周美化其帝王体系的重要一环，以彰显北周统治的正当性，赢得天下人对政权的拥护与认同。面对周宣帝糟糕的私德，官方则选择性失明。然而正面的周宣帝历史形象并不满足隋朝政治需要。周、隋通过禅让方式完成政权更迭，隋朝创业者杨坚需要立下终结北周乱局的功绩，才能满足禅让的条件，取得皇位。恰周宣帝在私德上留有把柄，便成为史官掩盖杨坚篡逆行径的“替罪羊”。遗憾的是，隋朝修史工作未能完成，今所见周宣帝历史形象坐实于唐代。唐代上承周、隋，宣扬“天命在我”前，先要遵从隋朝理论逻辑，解释周、隋天命转移过程，故唐代史官依然谤讥周宣帝，其负面的历史形象更加鲜明，最终随着唐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成为信史，流传于后世。此案再次例证了中国古代政治对史学的影响。

来源：《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第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