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引路人(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引路人)
#创作挑战赛#网上有人调侃说,人生有三大悲剧:1911年进宫当太监,1945年投靠日本人,1949年加入国民党。
结论是:他们也太不会选时候了!
本文的主人公张申府就是这样一个“不会选时候”的悲剧人物,他的身上曾经闪耀过无数的光环:
他曾是我党“元老级”创始人,其名望仅次于“南陈北李”;
他曾是毛主席的“顶头上司”,还当过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
令人遗憾的是,张申府去世之时,官媒只能笼统称其为“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左一:张申府 左三:周恩来
1911年进宫当太监,可是大清朝年底就灭亡了。
好端端的一个男人,白白丢了“命根子”,却再无“用武之地”,你说冤不冤?
1945年投靠日本人,可是日本人8月15日就投降了。
一个中国人,背叛祖宗投靠日本人,靠山却倒了,你说惨不惨?
1949年加入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当年就倒台了。
早不入,晚不入,偏偏在不恰当的时候入错了门,你说糊涂不糊涂?
与以上三类人相比,本文的主人公张申府一点也不逊色。
原本是“人中翘楚”,明明握有一手“好牌”,张申府却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了不理智、不明智的选择,最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毛主席说:“张申府是我的顶头上司,当年我叫他张老板。”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献县,比出生于湖南的毛主席大了6个月。
因为是张家长子,张申府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张申府14岁去北京求学,20岁就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之后正式进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张申府直接留校当了助理教师,后来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讲师。
在北京大学期间,张申府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且与他们交往甚密。
张申府(右)与李大钊、梁漱溟等合影
当时,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主任,张申府与他们经常在这里见面、谈事。
张申府是《新青年》的“粉丝”,不仅每期必看,他还经常给《新青年》投稿,稿件被采用的概率相当高。
因为李大钊经常外出讲学,每次有事外出,李大钊都会请张申府代他管理图书馆,因此被人称为“张老板”。
就在“张老板”代行图书馆主任职责的时候,来自湖南的毛泽东成为了他“编外”的部下。
毛泽东当时经济拮据,在未来的岳父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谋了个图书管理员的差事。
毛泽东与张申府虽然是同龄人,两个人的地位却颇为悬殊,张申府当时已经是北大的讲师,每个月的薪水多达200大洋。
而毛泽东只是一个“编外”的图书管理员,每个月的薪水只有8块大洋。
据毛主席回忆,在张申府代行图书馆主任职权的时候,自己曾经挨过“张老板”一通训斥。
当天,图书馆新进了一批书籍,因为时间比较紧,在书写图书卡片的时候,毛泽东的字写得有些潦草。
张申府因此非常不满,不客气地训斥了毛泽东,并要求他立即“返工”。
毛主席多年以后还记得当年的事情,毛主席说:“张老板面色很难看”,“没办法,我只好连夜返工重写书卡,谁让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呢。”
张申府
人人皆知“南陈北李”,事实上却是“南陈北李张”。说起“建党伟业”,人们都会提到“南陈北李”,“南陈”指的是身在南方的陈独秀,“北李”指的是北方的李大钊。
事实上,北方不仅有李大钊,还有差不多与李大钊齐名的张申府。
与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张申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联合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在建党这件事情上,张申府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从陈独秀写给张申府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陈独秀明明白白地告诉张申府:“在北京,建党之事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商谈,其余人等不宜参与”。
这既说明陈独秀非常信任张申府,也说明了张申府在“建党”这件事情上的分量不轻。
1920年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了。
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只有两名正式党员,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
因此可以说,张申府不但参与了党的早期创建,而且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实事求是地说,按照张申府当时的角色和他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南陈北李”似乎改称为“南陈北李张”更为确切。
左一:张申府 右一:朱德
周总理说:“张申府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和他又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国人皆知:周恩来、朱德。
1920年底,张申府离开北大,踏上了赴法留学之路。
在法国,张申府见到了来自天津的周恩来。
在国内的时候,张申府就见过周恩来这个天津的学生领袖,他乡遇故知,张申府很快就被周恩来的气质和品质所吸引。
周恩来才华横溢、思路清晰,他待人诚恳,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且英俊潇洒、气度不凡。
张申府毫不犹豫地当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把这个难得的青年才俊拉进了党组织。
左二:周恩来
1922年底,朱德从国内来到德国柏林,见到了时任“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
经过对朱德的谈话、考察之后,周恩来向张申府介绍了朱德的情况,同时提出“吸收朱德加入组织”的建议。
张申府不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跟周恩来一起充当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多年后,当张申府深陷“右派”身份困扰的时候,周恩来挺身而出为张申府发声。
周总理说:“我感谢张申府和刘清扬(张申府的妻子),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周总理还说:“我和他又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
周总理的话实事求是,有情有义,且无可挑剔,在一定程度上公开肯定了张申府的过去,这让身处逆境的张申府颇为感动。
“中共黄埔第一人”“旅欧”回国后,张申府原本想重回北京大学,可是,当时的北大教务长胡适说什么都不同意。
无奈之下,张申府于1924年初来到了广州。
可是,张申府不久之后却当上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最早踏上黄埔岛的“红色教官”。
有人要问,张申府是如何进入蒋介石把持的黄埔军校的?又是如何担任了那么重要职务的呢?
这要从张申府与蒋介石的一段交往说起。
1923年的11月,蒋介石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俄国考察,经赵世炎同志介绍,张申府认识了蒋介石。
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就对张申府格外客气,生性高傲的张申府虽然瞧不起蒋介石,却也逢场作戏,给蒋介石留足了面子。
蒋介石这次访苏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
从欧洲回国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之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把张申府推荐给了廖仲恺先生。
这个时候,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是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又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引荐,廖仲恺等人对他的到来格外欢迎。
恰恰在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开学在即,学校里有几个苏联军事顾问,蒋介石与他们之间的沟通就成了问题。
于是,廖仲恺就向蒋介石推荐了通晓英语、德语和俄语的张申府,张申府就这样当了蒋介石的翻译。
此时的蒋介石羽毛未丰,急需招揽人才为己所用,因此,他极力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人),以此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因为各省当时还在军阀势力控制之下,黄埔军校没有办法公开招生,于是,国民党便把招生的事情委托给了各个省的中央委员(其中就有毛泽东)。
经过各省考试初审后,约1300名符合条件的考生来到广州进行复试,张申府不仅与苏联顾问一起参加了“口试”,还参加了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最后,黄埔军校录取了第一期近500个学生,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著名的人物。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先生任命了黄埔军校第一批教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为戴季陶)。
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一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这样,时年32岁、从未摸过枪杆子的张申府穿上了军装,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第一人”。
张申府第一次不理智、不明智的选择:任性离开黄埔军校。然而,上任仅仅一个月之后,在没有向组织汇报的情况下,张申府突然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此之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也不辞而别,离开了黄埔军校。
对辞职这件事情,张申府公开解释是“开了小差”,“开小差”的理由是“天气太热,适应不了”。
张申府还公开解释说:“军校不在广州城里,一来一回要半天时间,实在不方便。”
直到晚年的时候,张申府才说出了自己退出黄埔军校的真正原因。
张申府说:“蒋介石这个人特别霸道、蛮横,刚愎自用,与蒋介石共事既无趣又无聊,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张申府究竟因为什么辞职离开了黄埔军校,真正的原因只有张申府自己知道。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张申府无疑是任性的、意气用事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做法肯定是“无组织、无纪律、极端不负责任”的。
周恩来横空出世尽管张申府负气离开了黄埔军校,廖仲恺先生仍然非常尊重张申府。
因为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决定另外物色政治部主任人选。
在向张申府征求建议的时候,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了周恩来。
当时,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除了生活艰苦之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我党许多高级干部都不愿去那里蹚浑水。
然而,周恩来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黄埔军校,并在这里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才华。
1924年11月,凭借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成功地改变了军校的面貌,顺利升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当年刚满26岁,他英俊潇洒、举止儒雅,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且朝气蓬勃、热情似火。
可以这么说,周恩来的才华和魅力不仅征服了挑剔的蒋介石,同时也征服了几乎所有的黄埔师生。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后,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军校前后近两年时间里,周恩来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革命军人。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党的军事活动就是这个时期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第二次不理智、不明智的选择:负气退出党组织当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大放异彩的时候,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却因为一次争吵,负气退出了党组织。
在1925年召开的“四大”期间,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场面一度十分紧张和尴尬。
蔡和森、张太雷等人支持“国共合作”,张申府却认为,“我党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并盲目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独立完成解放民族的光荣任务”。
蔡和森、张太雷等人批评张申府“幼稚幻想”、“书生气”,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做派”。
怒不可遏的张申府要求投票表决,结果,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投他的“赞成票”。
失望之极的张申府竟然拂袖而去,继而宣布“退出党组织”。
尽管周恩来等人百般相劝,张申府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执意退出了自己参与创立的党,酿成了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从此之后,张申府彻底淡出了政治舞台,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三尺讲台。
张申府与罗隆基、沈钧儒
后来,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帮助下,张申府先在“教育部编审委员会”任职,后来又在私立中国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
期间,张申府对罗素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成为中国翻译和推广罗素哲学的第一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张申府离开校园,重新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之中。
1938年,张申府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并创办了“战时文化社”;
1942年,张申府参与组建了“中华民主同盟”;
1945年,张申府与郭沫若、沈钧儒等人联合发表了《对时局进言》,共同敦促蒋介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作为民盟9位代表之一,张申府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代表同堂论政,指点江山,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张申府第三次不理智、不明智的选择:为3000块钱而折腰俗话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凡间俗人大都认可这个说法。
没有人会想到,一生自命清高的张申府居然“为3000元折腰”,做出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糊涂事。
事情发生在1948年战略反攻阶段,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党也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呼声!
可是,张申府却突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这篇文章明显不合时宜,国民党方面利用这篇文章大做文章,“民盟”指责其“助纣为虐”,同时决定将张申府逐出“民盟”。
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当时正在我东北解放区,看到张申府的文章后,刘清扬立即发表文章,愤怒指责张申府背叛民主的行为,并宣布与张申府离婚。
到了这个时候,张申府混到了众叛亲离、为人不屑的境地,彻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有人问张申府写那篇文章的动机的时候,张申府的回答居然是:“杂志社答应给我3000块稿费。”
张申府的另一句话更加让人无语,张申府说:“我当时真的非常需要那3000块钱。”
老年时期的张申府
盖棺论定全国解放之后,人们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白发苍苍的张申府。
在周总理的特别安排下,张申府重新回到了图书馆,平平静静地干起了他擅长又熟悉的工作。
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年,他是帮李大钊临时管理北大图书馆的代理“老板”,如今,他是北京图书馆的一名研究员。
但是,这样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张申府因为言论不当再次受到打击。
到了“文革”期间,张申府的日子更加难过,以至于不得不变卖旧书,以此维持生计。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申府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的生活状况才慢慢有所改善。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张申府却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986年6月20日,当年的“人中翘楚”张申府走完了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程,在北京猝然病逝。
当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就张申府去世发表讣告称:“张申府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这是官媒对张申府最后的评价,各界人士认为,这应该是有关方面对张申府的“盖棺论定”。
对任性又糊涂的张申府来说,有这样的评价已属不易。
风华正茂的周恩来和朱德
结语张申府的一生是曲折的,关于他过往的情况,我们如今能找到的资料少之又少。
在有关史料中,关于张申府的内容也寥寥无几,且语焉不详。
有人说他“性格刚烈、宁折不弯”,也有人说他“书生意气、幼稚任性,还有那么一点天真”。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张申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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