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校长谈教育（北大附中校长王铮去职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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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校长谈教育

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般，“北京大学免去王铮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的消息在教育圈传开，然后不断向外扩散。

从12月14日北大发布《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至今，相关话题讨论仍在继续。讨论的核心并非王铮，而是他在北大附中进行的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

作为一位因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而受到关注的中学校长，王铮去职之后，有两种极端对立的声音交锋，一种声音是为王铮鸣不平，甚至慨叹“中国只剩一种中学了”；另一种声音却认为王铮的改革是以工薪阶层孩子的升学率做代价，“早该免去”。

“在正反两面的声音中，前者动机是好的，但并不全对；后者的评价虽然有失公允，但也不能说全错。”作为教育学者，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檀传宝认为，王铮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但需要关注的是，追求学生全面发展不能不包括升学率，若改革后学生其他方面好了但成绩下去了，不叫全面发展——这应该是对所有教育改革的检验标准之一。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认为，王铮是一个有教育理想并执着推进的人，值得被尊敬，但或许并不算一位全面优秀的校长。王铮去职引发争议的背后，并非简单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实则深刻反映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檀传宝认为，教育的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但同时，他指出，在中国需要参与大国竞争的当下，应当增强孩子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去削弱。社会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勇敢的改革者。

王铮和他的教育改革

出生于1964年的王铮，与北大附中已结缘40余年。

他于1980年考入北大附中，198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四年后大学毕业回到北大附中任教。

王铮在北大附中任教期间表现可圈可点。公开信息显示，他1993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4年、也即30岁起任北大附中副校长，1998年被评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在北大支援深圳大学建设的大背景下，2000年王铮前往深圳筹办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兼任南山分校校长。2002年至2009年4月任深圳中学校长，并于2003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校长。

在深圳中学期间，王铮就开始了教育改革。比如，他强调学生发展的主动性；主张高一高二发挥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内成长，高三学生则一心为高考做准备。

2009年，王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统一，千校一面，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每个学生禀赋不同，发展方向可以不一样，社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所以我想在学校教育中能够有一点多样化，能有一些选择，给学生一种不同的发展过程。这是我推进一些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王铮回到北大附中任校长。从2010年起，北大附中推行“走班制”改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个性化的课表到不同教室上课，高一的学生可能会和高二的学生一起上同一门课，不再有传统的班主任。高三学生则专心为高考升学做准备。

在北大附中校友石楠看来，王铮在北大附中做出的改革主要是实行“走班制”和建立了专门的国际部（也即出国方向的单元/书院）。

2013年以后，北大附中借鉴英美House制与中国传统书院制，将原来的六个单元发展成八个书院。书院在打破固定班级下的固定人群后，以书院自治推进公民教育、以混龄学长制推进书院传承。2019年9月起，其中两个书院被列为出国方向，其他书院为高考方向。

多名教育界人士在向澎湃新闻谈及王铮时都提到，王铮是一个有教育理想的人。

王铮没有直接阐释过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从他过去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略窥一二。

王铮在任深圳中学校长时提出：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在王铮回京担任北大附中校长后，这段话也曾被写进北大附中的宣传册——只是把开头的“深圳中学”换成了“北大附中”。

另外，在2015年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纪录片《高考》中，王铮有过一段较为直接的表述。他说，现在的体制下，教育是“戴着手铐脚镣还得跳舞”，而真正放开了跳舞是每一个做教育的、做老师的人都向往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条件，我们就一定会做这样的尝试。”

王铮去职后，北大附中将走向何方？

从深圳中学到北大附中，王铮的确一直在尝试教育改革。与之同时，各种争议、风波与他的改革如影随形。

纪录片《高考》中提到，王铮对高三的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纪录片里，王铮本人提到，北大附中有很多北大子弟，有人告到北大领导处，认为大学得出面，不能让校长（王铮）乱来，甚至建议把校长给撤掉。

有学者认为，回头再去看，当时北大并没有免去王铮的校长职务，说明北大对王铮的改革是有较大的包容度的。与之同时，王铮在改革中也是有所妥协的。在纪录片《高考》中，受访的北大附中学生说，高一高二和高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到了高三就被封闭到了五层和六层，原因是高三要按高考规则去专心备考。

然而，有教育界人士指出，近年来，在北京海淀区的几所重点中学中，北大附中的升学率（主要是考上北大清华学生人数）已经远远落后于曾与之在同一个阵营的学校。有家长将北大附中“没落”的原因归结于王铮的教育改革，因此不时有人公开提议对王铮免职。

“事实上，如果高考更注重综合素养一点、题型更灵活一点，会对北大附中学生有利；但在目前的考试模式下，拼高考分数的话北大附中就差了那么一点。”一名学者说。

今年是57岁的王铮担任北大附中校长的第13个年头。12月14日，北大官网校内公告栏发布通知：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

这则消息从北大及北大附中传出，并迅速在教育圈内传开，进而引发社会关注。

尽管该消息中北大未言明因何故免去王铮校长职务，但在王铮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中，都有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认为，王铮去职与其教育改革引发巨大争议有一定关系。

与之同时，不管是王铮教育改革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中，都有不少人认为北大附中将走向另一个时代。有人甚至担心，未来的北大附中会迎合家长的需求，追赶其他名校，走向重升学率、重清北率的道路。

但中学时代经历过王铮和王铮前任校长康健治校的石楠并不认可这种观点。她说，“我觉得换校长不会对北大附中产生那么大影响。”

在石楠的印象中，北大附中前任校长康健气质儒雅，说话喜欢引经据典，见到学生总是笑眯眯的；王铮则属于“理工男”气质，做事雷厉风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学校，下午放学后留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常常能碰到王铮在食堂用晚餐。

近期，石楠和很多校友聊起北大附中。讨论到最后，他们有一个共识，即北大附中传承了北大的精神与气质。虽然北大附中经历过多次改革，有过多任校长，但其内在的一些特质（比如追求自由、强调自主学习等）都没有发生过本质的变化。

石楠记得，在康健时代，北大附中也是自由多元的，老师上课不会完全按照教材讲，而是会做很多知识拓展；各种社团活动也很多，学生每天放学比较早，但想留在学校自习也可以。到高三时，老师会调整教学状态，根据高考要求，再带着学生捋一遍教材内容，以便学生能熟悉高考题型、规则，更好地应对高考。

“在王铮治校之前，北大就没那么重视学生是否一定要考上北大或者清华。老师平时更多是在引导学生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填志愿时也引导学生要结合自己的兴趣选专业，而不是学校排名。”石楠说，她当初就放弃了去北大的机会，选择了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名气不如北大，但她感兴趣的专业的知名度比北大相同专业知名度更高。

因此，在包括石楠在内的北大附中毕业生看来，王铮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大到让人难以接受；而王铮之后的校长，大概率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北大附中内在的精神。

陈志文也指出，几乎所有大学附属学校都会带有其所属大学的基因、风格，王铮去职后，北大附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它身上依然会是北大的基因。王铮的前任，康健校长同样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校长，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北大附中不可能去向‘清华附中’或者‘人大附中’靠拢，更不可能变成衡水中学。”陈志文说。

“历史重演”与教育改革之困

王铮被免职后，很多人认为，这背后是一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已被提倡的多年的素质教育败给了现实，败给了应试教育。

事实上，教育改革带来的争议和矛盾不只存在于北大附中身上。

近期有多名教育界人士向澎湃新闻提到，其实王铮在深圳中学推行教育改革时，也曾遭到一些家长反对。

另外，2020年高考分数公布后，南京一中校长被家长点名批评要求下课，原因是学校搞素质教育而导致“高分进校，低分高考”。压力之下，南京一中认错，并发布了有应试教育倾向的整改措施，如延长晚自习到十点，分层教学，组建尖子生团队。

对此，檀传宝指出，类似的事件在中国教育改革史上反复出现过多次。

檀传宝回忆，“十余年前，南京市的学校比较重视素质教育，南师大附中等学校办学非常灵活，特别重视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后来由于出现南京市的中学高考赢不过偏应试教育的苏北地区的情况，最终是以南京市的学校大量引进苏北地区的校长，将苏北模式搬到南京的方式，来止歇舆论的。”

在分析王铮去职的原因时，檀传宝认为，一方面是王铮本来快到退任的年龄了，另一方面可能不排除家长施加的压力起到了一些作用。

令一些人疑惑的是，在素质教育已被提倡多年的背景下，在开放、包容、创新的深圳，为何王铮推行素质教育改革时也会遇阻？

在陈志文看来，这说明，王铮面临的问题更多不在于体制机制的影响，而在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价值观等难以撼动，当社会评价仍然停留在分数、名校、学历的背景下，相关的教育改革寸步难行。“比如，王铮认为应该是这样一种教育，但是很多家长认为应该是另外一种教育。”

此外，陈志文分析指出，人们对很多方面的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受区域发达程度、开放程度等影响，但在教育方面，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或者说家长在意的方面却是出奇一致的。深圳家长并没有因为深圳是开放创新城市，而对可能影响升学率的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包容度。

类似的，檀传宝强调，很多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儒家文化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加之东亚社会“人的现代化”总体上完成得不够好，人身依附、等级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大家都只想自己的孩子做“人上人”，不愿意做普通劳动者，这些才是关键所在。

也因此，陈志文说，“有人把王铮身上的争议，简单标签化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但争议背后远没有这么简单。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感受都是客观的，但也不是客观的。”

陈志文认为，这些争议从侧面深刻反映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情况，以及困境与尴尬。

“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不包括升学率”

当重新审视、评价王铮这些年在北大附中进行的改革时，多位教育界人士指出，王铮是一个有教育理想、值得尊敬的人，但其改革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误区。

“王铮在教育方面的一些评价标准，跟现有考试招生制度下的一些标准存在差异，这导致他的教育改革在家长端产生了一股张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在储朝晖看来，王铮做的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尽可能按照他自己理解的教育来办教育，比较看重个体内在天性的发挥。“在教育理论上，它是一种观念。但是，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办教育不能够按照我们某种单一的观念来办，而是要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实际来办教育。人的天性本身也是有多样性的，每个不同孩子的天性的充分发挥，也只不存在于某一种方式。”储朝晖说。

檀传宝认为，王铮希望让学生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学生管理自己的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追求兴趣的可能，方向没问题，中国教育最需要的是松绑，让孩子按照自己的独立个性自由去学习。

“但需要关注的是，王铮的有些做法可能有问题。”檀传宝说，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不包括升学率。孩子其他方面好了但成绩下去了，不叫全面发展。这应是对所有教育改革的检验标准之一。

“想让一个社会不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但好的学习成绩应该是学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产物，而不是倒过来，只要高考成绩、牺牲孩子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檀传宝说。

“我觉得王铮的改革产生这些非议的主要的原因，未必是他的理想是错的，而是最好的教育未必只有他的理想中的这一个维度。某一个维度的理想，不是教育生活的全部。”檀传宝分析道。

檀传宝认为，”不让孩子刷题还要孩子学习能成绩提上去，这就要让孩子对学习有兴趣，而且要提高效率。如果学校不能用自己的措施让孩子的学习效能提高，却非常抽象地让孩子自由，就好比一只鸟儿不能真正飞翔，那就不是鸟儿的自由。”

他指出，“如果说王铮的改革方向是对的，那这给后续改革者的一个启示是：要有某些理想，但这些理想必须要跟其它教育规律结合，不能单向追求一个维度的理想。孩子全面自由的发展，不能不包括学习成绩。”

未来教育改革者该何去何从？

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者该怎么走？改革中该避开哪些误区？

储朝晖认为，从长远来看，教育管理、评价应该有多样性、包容性，要让不同的教育观念、教育理念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因为每个个体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得益于多样性的观念和理念，单一的标准、单一的观念对所有个体都会是一种伤害。

檀传宝则指出，很多人认为教育谁都可以办，但这实际是停留在对古代经验性德育的认识上。现当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现代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来做基础。有教育理想的人也不能忽略教学本身的某些客观规律，要避免教育改革“按下葫芦浮起瓢”。尊重教育规律，注重提高教育的专业性，通过教育科学去要教育生产力，这一点很重要。

檀传宝还强调，所有的教育改革措施都应该是能增进孩子的学习兴趣，提高孩子的学习效能的；如果忽略这一点，而只宣传某一个维度的改革，肯定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尤其是在应试教育惯性还没有完全消除之时。所有的教育举措最终要促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包括学习成绩的有效提高。如果教育改革不能带来教学实效的提高，即便理念是对的，也没用。

他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素质教育的大方向，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不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成绩给整没了。我们需要参与大国竞争，需要增强而不是削弱孩子的综合实力。我们要做的是用教育科学提高效率，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去自由发展，让他们学习起来更有内在动力。搞素质教育不等同于孩子爱怎么玩怎么玩。”

檀传宝认为，在“钱学森之问”还没有被很好地回答的情况下，社会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勇敢的改革者。

（应受访者要求，石楠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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