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浩谈血战钢锯岭：吴飞评血战钢锯岭

一、拒服兵役的英雄

《血战钢锯岭》海报和剧照。

在枪炮无情、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一个不拿枪的士兵竟然能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不仅活下来，而且成为整个部队的精神支柱，更是匪夷所思。就在向钢锯岭发出最后攻击之际，整装待发的部队比预计时间晚了足足十几分钟，仅仅为了等待一个人完成他的祈祷，虽然所有人都不接受他的宗教，但这个不肯杀人的士兵的祈祷，却成为他的同袍们奋勇杀敌的动力。

正是因为他的祈祷，对钢锯岭的第二次攻击与第一次已截然不同。在第一次，美军士兵战战兢兢攀上悬崖，小心翼翼摸进，提防着随时会致其死命的枪弹，战斗打响后，到处是恐惧的哀嚎与绝望的呻吟，惊惶的眼睛充满无助的乞求；但第二次完全不同了，必死之心使军人们变得无所畏惧、奋勇争先，眼睛里满溢着自信的力量。这种充满巨大张力的精神力量，正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血战钢锯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也是美国精神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这个法律概念包括因为各种理由而拒服兵役的人，尤其是因宗教原因而拒绝杀人的人。200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米什人聚居地，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词，知道阿米什派和保守门诺派教徒在服兵役时只当军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虽然并不像阿米什和门诺派那么非主流，但也有同样的主张，而这正是片中主人公戴斯蒙德·多斯（Desmond Doss）所属的教派。这些教派之所以拒服兵役，一方面是出于十诫中第六诫“不许杀人”的字面含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耶稣爱敌人、反暴力的诫命。

在“二战”中，德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很多信徒，因为拒服兵役而被送进疯人院或处死；而属于同一教会的美国信徒，则有很多当了军医。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多斯做军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而被美国总统授予荣誉勋章，则是多斯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1945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为多斯下士佩戴荣誉勋章。

“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这一特殊身份，通常只在需要服义务兵役时有意义，而在志愿性军事行动中没有意义。拒服兵役者按宗教信仰不能服兵役，但在国家要求他们不得不服兵役的时候，他们就去做军医，做军医是他们在信仰和国家之间的妥协。必须有这种妥协，是因为信仰的要求与世俗国家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相冲突的。把拒服兵役者的信仰再向前推一步，就是阿米什教派对一切世俗事务的蔑视——靠暴力组织起来的世俗国家就是魔鬼；而从世俗国家的角度出发，这样的信仰的传播必然会危害到国家安全。这种拒服兵役者的存在，已经处于洛克式宗教宽容的边缘。

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无法做出这种妥协，无论在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战争期间，还是在纳粹德国，拒服兵役者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崇尚宗教自由的美国，既然能够容忍在欧洲早已消灭干净的阿米什人存在下去，也能够大度地允许拒服兵役者去做军医，这已经是世俗国家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若要去鼓励这种信仰，甚至让一个拒服兵役者成为部队中的英雄，必然会打破世俗国家的底限。

因而多斯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他是自愿参军，当军医并不是他的消极抵制，而成为他贡献于战争的方式。所以当格鲁夫上尉试图以精神疾病的理由让他离开部队时，他没有配合；在战场上，他的这种精神力量没有导致更多人放下武器，反而鼓励更多的士兵奋勇杀敌。多斯故事的实质张力在于：宗教自由与保卫祖国，这两个格格不入的道理，怎么会相互支撑？宗教自由，居然可以成为为国杀敌的动力？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仅远远超越了古老欧洲，而且要调和国家与宗教两个逻辑。

多斯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尝试。靠和平主义来激励尚武精神，用上帝之城来建构地上之城，以精神的自由成就政治的自由，凭无边界的信仰来捍卫祖国的边疆，这是可能的吗？

二、多斯的信仰结构

《血战钢锯岭》剧照。从左至右：多斯、父亲、哥哥哈尔和母亲。哈尔表示已报名参军，父亲表情凝重。

多斯拒绝拿起武器，不仅仅因为他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据说，这是电影偏离真实的多斯最大的地方，也是影片中理解多斯的故事非常重要的部分。在片中，多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有着天生的暴力倾向。两次濒临杀人的体验，使他顽固地拒绝暴力。

第一次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多斯和哥哥哈尔在玩耍中打了起来，越打越急，他把一块砖头敲在哈尔头上，差点要了哈尔的命。事后多斯盯着该隐杀亚伯的画看，妈妈告诉他，十诫中的第六诫（“不许杀人”）是必须遵守的，因为杀人是最大的罪。这是多斯最早接受第六诫的教育。但令多斯最难忘的并不是兄弟相残的教训，他并不是该隐。就在当天晚上，多斯和缠着绷带的哈尔在床上谈心，两个人共同表达的，是对房间外正与妈妈争吵的父亲的痛恨。父亲汤姆是“一战”老兵，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纷纷倒在战场上，陷入无法遏制的焦虑中，酗酒、神经质、充满暴力倾向。这在精神医学中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在老兵之中非常常见。对这样一位父亲的恐惧与憎恨，成为多斯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并成为多斯所有故事的真正底色。

因而，第二次体验对多斯的影响更加深刻。一天深夜，父亲与母亲再次争吵，而父亲手里拿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多斯冲上去保卫母亲，抢夺手枪。枪响了！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所有人都被吓坏了。电影中曾两次出现这个场景。第一次是在多斯被桑斯顿上校关起来，以致无法赶回去出席婚礼，甚至要被送到军事法庭的时候，他梦到了这个场景，当时他极端焦虑，不知所措，脑海深处的记忆就出现在梦中。但下一个镜头，他的父亲正在为他打赢官司而奔走。这个威严的父亲，既是多斯痛恨的对象，也是多斯真正的救星。另一次，是在部队第一次攻上钢锯岭之后，多斯经历了一生中最惨烈的战斗，也首次表现出他顽固的勇敢，曾经误解他最深的战友斯密提向他道歉。多斯向斯密提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杀人，讲到了这个故事，并对斯密提说：“我在心里已经杀了他了。”显然，那一次他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

多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父亲的阴影当中，他的恐惧、勇敢、自由、爱，都是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展开的。正如他父亲与“一战”的关系。父亲痛恨战争，但内心深处又眷恋战争，以旧日的军服为荣，他挣扎着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自己的生活却永远笼罩在当初的战火之下。父亲与战争的纠葛在多斯的身上复制了。多斯与“二战”的关系，既是他与父亲关系的投射，又是父亲与“一战”关系的延续。电影在处理多斯父子的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带着精神分析的深刻烙印。对多斯而言，父亲就是让他又敬又怕、又恨又无法摆脱的圣父，是他的深度自我。

有一天，爱情像鸽子一样突然落在了多斯身上。多萝西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多斯的爱，也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多斯和他所有怪异的地方，她完美得几乎没有任何个性。在多斯奔赴战场之际，多萝西送给他一本圣经，其中夹着自己的照片，从此多斯把这本圣经随时带在身旁。多萝西是多斯宗教情结中的另外一个维度，是他的圣灵。有了父的差遣和爱的召唤，多斯这个圣子就必须到战场上去，完成他的位格生成。

这就是多斯的信仰结构。他纯真、敏感而偏执，对世间的恶有着不可遏制的憎恨，对美好和弱小的事物也有无法遏制的爱与同情，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去拯救世界，有着耶稣、哈姆雷特、少年维特、梅什金公爵的影子，又多了一层美国式的纯真，就像林肯和阿甘身上的纯真。他要随身带着多萝西给的圣经，唯恐丢失，要让她的爱随时充满自己，但父亲的影子却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什么信物来提醒。多斯在战场上的勇敢，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英雄，而是因为这样的情结驱使着他无法离开战场。

钢锯岭的夜晚，斯密提与多斯推心置腹，言归于好，但在第二天早晨的战斗中，斯密提被日军击中，重伤的他不停对多斯说：“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多斯背着他，随着大部队撤退到了悬崖边缘，但斯密提已经死去。别人都已爬下悬崖，多斯却陷入了对斯密提的无限哀悼之中，更被斯密提死前的恐惧感染了。他无助地向上帝祈求，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身边却响起了伤员的哀嚎，他无法置之不理，尽管周围充满了死亡的威胁，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威胁，他走向了呼救的声音，从此开始了他最为人称道的义举。这义举不是因为他特别勇敢，不是因为他无所畏惧，当然更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来自他的纯真、恐惧感和不可遏制的同情。也正是出于这种同情，他即使在遇到日军伤员的时候，也会为他们止痛，甚至把几个日军伤兵运送到了悬崖下面。

三、出于良心的合作者

在多斯奔赴战场之际，多萝西送给他一本圣经，其中夹着自己的照片，从此多斯把这本圣经随时带在身旁。

多斯救日军这个细节，在整个故事中很耐人寻味。不少人由此认为多斯是个和平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当然，那些拒服兵役的教派，多少都有这种反战主义的倾向，多斯也明确表示过，让他杀死一个和他一样的人类，他下不去手。既然日本人也是人类，当他见到垂死挣扎的日军，怎么会不伸出援助之手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多斯不热爱他的祖国。电影最精彩的“战斗”，并不是后半部分的战场厮杀，而是在训练营中，多斯与所有其他人的反复辩论。在训练场上，中士霍维尔在给新兵发枪时，郑重表示：这是美国政府给每个人的礼物，是专门用来杀敌的，是大家的爱人、情妇、爱妾，是一生最爱。但多斯却拒绝碰它，在霍维尔看来，这无异于对美国政府和军人精神的莫大羞辱。这是多斯的信仰与军队逻辑交锋的第一回合。从这时起，多斯事实上开始陷入了密集的神学与政治学辩论。

下一个回合，格鲁夫上尉对多斯说：“你是个‘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却来参军了。”格鲁夫非常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对于拒服兵役者而言，这是自相矛盾的事。多斯却说自己是个“出于良心的合作者”（conscientious cooperator）。良心，是谈论宗教信仰的核心概念，洛克讨论宗教宽容的时候，焦点即在良心之事。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是宗教信仰使他们认为自己不该杀人，从而也不该服兵役。真正自愿服兵役的人，在良心上往往没有这样的负担，愿意服兵役就愿意上阵杀敌。而多斯出于良心，既不肯杀人，又自愿服兵役，所以他没有把自己说成“出于良心的士兵”（conscientious soldier），而是“出于良心的合作者”，这个名称如此不伦不类，难怪格鲁夫说多斯在逗他。

多斯解释自己发明的这个概念说，他完全是自愿参军的，对于军服、国旗以及服兵役都毫无问题，只是不摸枪。格鲁夫看出了更大的问题：自愿参战，不可能不杀人，因为杀人就是战争的本质。他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多斯在军队里，就必须服从命令。格鲁夫的道理简单明了，众所周知，自霍布斯和洛克以来，没有战争就不需要国家。多斯既然是一个爱国者，要参与保卫美国的战争，就没有理由拒绝暴力。因而，就良心而言，只有士兵与拒服兵役者，没有合作者。多斯只要在部队中，就必须按照士兵的标准，服从命令。从国家与战争的角度出发，宗教是得不到宽容的。即使针对教义中看似简单的问题，即“星期六不工作”，格鲁夫也简单地驳斥了：只要能做到告诉日军别在星期六发动攻击，就可以不工作。

第三个回合，霍维尔中士和所有同袍都按格鲁夫的逻辑对待多斯的信仰。霍维尔在训练场上宣布了他对多斯的理解：别指望他在战场上救你们，因为他在忙于良心的斗争。霍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斯对他的信仰非常虔诚，这就是我们要维护的权利，我们要保护女人和孩子，尽管多斯的信仰会导致女人和孩子的死，我们还是要给他足够的尊重。霍维尔并非不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宗教自由的保护，但他如此嘲讽的语气表明，在战争中，这种自由是荒谬的。随后在营房里，斯密提更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士兵对多斯信仰的理解：那不过就是懦弱的代名词。斯密提嘲讽的不仅是宗教自由，甚至是耶稣爱敌人的教导。他在多斯脸上打了一拳，说：你是不是要把另一半脸伸过来呢？格鲁夫这样的军官还能保持对多斯表面上的尊重，但霍维尔就直接嘲讽了他的信仰，而像斯密提这样的同袍，就公然羞辱他了。他们共同传达的一个态度是：战争中没有宗教自由。

在营房里，战友斯密提更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士兵对多斯信仰的理解：那不过就是懦弱的代名词。

第四个回合，格鲁夫和霍维尔试图按照军中第八项条例，以精神障碍的理由开除多斯，因而请军医斯德尔策上校与多斯交谈。可多斯说，上帝并没有在他耳边说不要拿枪，他不是疯子，他不拿枪是因为第六诫，并举耶稣的话为证：“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斯德尔策明白了多斯并没有幻听，交谈于是变成了神学辩论。他对多斯说，第六诫只是针对谋杀而言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所杀的不是人，而是撒旦。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无论按照洛克的宗教宽容论还是现代国际法和战争法，都是大成问题的，但多斯却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说这正是他参军的原因。可见，多斯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是深刻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把敌人当做魔鬼的代表。但这就使他更难解释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不能杀那些魔鬼？

第五个回合，在精神医学的努力失败后，格鲁夫与霍维尔只能采取最下策，想办法逼迫多斯自动离开。霍维尔因为多斯而惩罚全班，导致同袍在深夜痛打多斯，但多斯并没有知难而退，甚至不愿指出打他的人的名字。

第六个回合，是双方的决战。在全班休假、多斯准备回去结婚的时候，桑斯顿上校却故意刁难多斯，不准假，还要把他告上军事法庭。多斯要么认错，自动离开，要么被审判有罪，关押起来。部队把他逼入了绝境，多斯也已近乎绝望。

在禁闭室中，格鲁夫和多斯进行了又一场神学辩论。他拿过多斯珍爱的圣经说，自己对这本书的信仰丝毫不弱于多斯，只是，“当你珍视的东西遭到攻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这是前几个回合里的问题的继续，即，一旦你的世界遭受了暴力攻击，你是否要用武力捍卫它？他进一步解释：“我可以尊重你的原则，但日本人不会，如果他们攻击一个受伤的士兵，你怎么办？用你的圣经去打他们吗？”多斯承认，自己的价值观遭到了攻击，他无法回答这样的大问题。直到这时，多斯才真正认真面对问题的实质：在坚持自己信仰的前提下，还能有效捍卫自己热爱的祖国吗？真的可以做一个“出于良心的合作者”吗？格鲁夫说得也很清楚，他并非不尊重多斯的信仰，只是有这种信仰的人不该来当兵，仅仅会牺牲而无法保卫祖国，应当让更勇敢的人来承担这份职责。所以，他并不想为难多斯，只是想让多斯回家。

多萝西前来探望关押中的多斯。但多萝西的爱只能起到精神上的支持，却不能解决问题。

低谷中的多斯见到了多萝西，这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但多萝西对多斯信仰的理解并不比格鲁夫多。她先是建议多斯拿起枪来做做样子，接着又说，多斯的信仰只不过是骄傲和顽固，那并不是上帝的意志。多萝西的爱只能起到精神上的支持，却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多斯梦到了父亲。而父亲听到多萝西的汇报后，已经有了主意。他去华盛顿找自己当年的长官、而今已成为准将的马斯格鲁，然后拿着准将的亲笔信闯进了正在审判多斯的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多斯没有像调解时答应的那样——认错并回家——而是要求进入审判，因而审判再次成为一场辩论。原告说，戴斯蒙德·多斯把自己的道德当成荣誉勋章来挥舞，就在别人奋勇牺牲时，却违抗命令、贪图安逸，这是多斯的同袍对他的抱怨的一个总结。针对这样的控诉，多斯辩护说，自己并非贪图安逸。当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时，他如同自己遭到了攻击，他和周围的人一样怒火中烧，毅然参军，自己家乡有两个人甚至因为参军体检不合格而自杀。他本来在兵工厂工作，不需要服兵役，但他认为那不对，因为他不能在别人为国牺牲时，自己却安坐家中，他需要和别的同胞一样奔赴战场，哪怕做个军医。

“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我要慢慢把它拼回来。”可这句引自哈姆雷特的豪言壮语，无法说服法官他是无罪的，而只能表明他和哈姆雷特一样困惑。他说的一切，仍然在表明自己应该上战场，但无法说服别人，他为什么就不能拿起枪来，甚至把这个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使法官毫不犹豫地准备举锤宣判。

就在这时，多斯的父亲闯了进来。汤姆·多斯的一番话比多斯的有力量得多：“我知道这里的法律，并且知道，按照宪法制订的法律会保护我的儿子。我和我儿子一样相信，我们打仗是为了保护这些法律，至少我当初上战场是这样想的，否则，我就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去打仗了。”这番话是对准将的信的诠释，甚至比准将自己诉诸宪法的话还有力量。多斯看着他父亲的身影，复杂的表情中明显透露出几天以来从未有过的希望。

整个部队，甚至连多萝西，都无法理解多斯的所作所为。唯一理解他的，却是他憎恨的父亲，这位威严的父，成了美国宪法的化身。汤姆不仅使多斯赢了官司，而且还帮多斯走出了困境：坚持信仰与保卫祖国并不矛盾，祖国之所以值得捍卫，是因为它捍卫人们信仰的自由。

四、捍卫自由的战斗

身着“一战”旧军装的父亲手拿准将的亲笔信闯入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的这一刻，多斯与父亲、祖国、上帝一同和解。

从小以来，弑父情结深深折磨着多斯，他不知道该怎样爱这样的父亲。父亲之所以酗酒而充满暴力，其实是因为他纠结于对祖国的爱与牺牲当中。他本来很不愿意儿子去参军和牺牲，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并没有迎接儿子回家，而是把他送上了战场。多斯所痛恨的父亲，却是和他一样的人，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多斯与美国的关系，则是他与父亲关系的另一个面相。他深刻地热爱着祖国，却既不知道为什么爱，更不知道怎样爱，而所有代表祖国的人，都把他当成胆小鬼，认为他没有资格去捍卫祖国。没有祖国的理解，他的信仰也变成多萝西那样苍白无力的爱，无法解决他的问题，多斯也无法给上帝一个交代。

美国宪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父亲当年也纯真地为了捍卫美国式的自由而战，好友的牺牲和长久的哀悼使他的纯真变成无法排遣的抑郁。多斯之所以热爱祖国，并不是因为他碰巧出生在美国，而是因为美国是唯一尊重他的信仰的国家。在美国宪法面前，连桑斯顿上校都撤回了上诉，而德国政府却只会把多斯这样的人送去疯人院甚至杀死。既然这是唯一一个允许他这样信仰的国家，他当然要誓死捍卫它，同时又不能用他的信仰所不能允许的方式，这是对他的祖国和上帝共同的交代。

基督精神和美国宪法，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题。以基督精神实现美国式的政治自由，乃是多斯故事的意义所在。在钢锯岭下，多斯的祈祷之所以成为所有士兵的祈祷，并不是因为大家都认同了他的不杀人，而是因为大家在他身上看到了美国式的基督精神，这才是大家共同的信仰，是每个士兵都认可的公民宗教。为了这个公民宗教，多斯甚至妥协了自己的信仰，宁可在星期六工作。这一妥协使多斯由随军医生变成了随军牧师。《以赛亚书》中的这一段就是他的布道辞：

“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上帝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钢锯岭下，整装待发的部队在等待一个人完成他的祈祷，多斯的祈祷成为了所有士兵的祈祷。

本来，基督教式的精神救赎与古希腊式的爱国情怀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正是现代政治理想中难以化解的矛盾。但在多斯的故事中，美国宪法却奇迹般地让纯真的基督徒培养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或许这正是美国能够战胜老欧洲的秘密。

但要实现这个奇迹，却不能仅靠宪法文本和法庭辩论，还需要多斯在战场上的表现，即真正耶稣式的牺牲。在钢锯岭上，虽然多斯几次都在配合同袍杀人，并没有严格执行他所理解的第六诫，但他毕竟没有亲手开枪。靠着比任何抗日神剧都更加神奇的历史事实，多斯赤手空拳救出七十五人，包括曾经鄙视他的同袍和长官，实现了美国式的基督精神。

不过，奇迹毕竟是奇迹。信仰与政治要靠奇迹才能弥合，这也更深地暴露出，二者的张力并未化解，尽管美国宪法已经是一个最伟大的化解尝试。毕竟，大多数拒服兵役者没有变成“出于良心的合作者”，甚至可能认为多斯没有严格执行诫命。

更重要的是，这种化解方式不可能在纯真的中正平和中完成，而必须在焦虑、恐惧、敏感的纠结中才能做到，甚至伴随着可怕的弑父情结。耶稣那巅峰式的情感表达与牺牲精神是他留给西方的伟大遗产，但也是非常危险的遗产。

电影给人留下的巨大不和谐仍然是：这个伟大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去救治日本兵？难道多斯真的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当然不是。他是在以基督徒的微笑，嘲弄武士道的勇敢。基督教式的谦卑中，隐藏的是巨大的道德高傲，爱敌人，就是对敌人的极度轻蔑。多斯不会因为救治日本人而反对战争，反而会更加拥抱他的美国价值。靠着这种力量，美国不仅战胜了古老的欧洲，而且战胜了东方的日本。可是，一旦多斯式的同情真的变成国际主义和反战主义，美国精神也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力量；但若是美国仍然坚持基督徒式的骄傲，那就不可能有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际主义，在今日的世界，纯真就会真的变成顽固。骄傲与顽固，不正是多萝西对多斯的批评吗？

多斯神话最震撼人的伟大力量，正是美国神话最大的张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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