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匪事是真实的故事吗（民国时期的关中匪事）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的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的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想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

土匪组织，的确是人类社会各种组中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一种。但是，这是指他们不受正常社会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众规则的约束。一般来说，多数土匪队伍内部是有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

纵观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匪患猖獗，西北各省无时无匪，无处无匪。而陕西土匪的危害之烈，位居西北之首。

早在陆建章督陕时，大小股匪活动猖獗，勒索绑票，拦路抢劫，闹的全省农民不安，商旅裹足。到了上世纪30年代，陕西匪众多达十余万人。陕南土匪为患最为严重。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股土匪有王三春、李刚武、沈笠亭、周寿娃、王志胜等18股，当地群众戏称为“十八路诸侯”。百人左右的小股土匪与三五成群的散匪更是多如牛毛。

王三春盘踞川陕边境巴山地区20余年，活动范围包括陕西镇巴等川陕边界20多个县，全胜时期，他的武装力量达四个团，5000余人。

清末民国时期，关中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祸害地方，民不聊生，一些地痞流氓、流浪汉、亡命徒、散兵游勇，甚至刀客，弄几条枪纠集结伙为匪，匪首为了发展势力，有的勾结官府，独霸一方，残害百姓。

西府地区影响较大的匪首有凤翔的冯胡子、陇县的王友邦、冯占彪，千阳的李水娃，宝鸡县（今陈仓区）的王海山、扶风的王岁林等。

1918年，曾在凤翔唱皮影戏的冯中飞（凤翔人，因胡须密而长人称“冯胡子”）纠集地痞流氓百余人，有步枪和火药枪10多支，盘踞秦岭山中，经常出没于八鱼、马营等地，打家劫舍、聚敛财物，引起公愤，后在固川、六川河一带为非作歹，时仅月余，当逃往秦王寨（今固川坊塘铺村）立足未稳，就被宝鸡县署知事杨介率县地方民团击溃，冯被捉，斩杀后，首级悬县城示众。

王友邦祖籍河南，1924年逃荒至宝鸡，后和同乡冯占彪落脚陇县梨木川。结识了曾在杨虎城部队供职的苏克勤。以打猎为名，骗借了苏退伍时带走的一枝步枪，即纠合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员数十名，窜入陇县吴山，开始了抢劫绑票的土匪生涯。

吴山

全盛时期王友邦股匪有3000余人，下设3团9营，自称“陕甘英武护国军”，长期盘踞陕甘边境。王友邦股匪以吴山为中心，方圆200里都是他的抢夺范围，祸害一方无人敢惹。后被冯玉祥部下甄寿珊剿灭，王友邦逃往甘肃岷县后，被当地国民军团长何戒僧枪毙。

千阳县有个李水娃，因与本乡的刘姓地主交恶，走投无路进山投奔舅父杨老三，干起了劫道的勾当。后竟然聚集匪众数百人，因缺少枪支，投靠了吴山的大土匪王友邦。在王友邦的股匪中任第六营营长。在甄寿珊围剿王友邦时，李水娃提前得到风声而逃脱。

李水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打算投靠当时驻扎在陇县的张老九（张应坤，土匪，当时被收编为国民军）。结果被拒，且被张绑票，后被地方重金赎回。

李水娃经此劫难后，更是大肆劫掠，杀人越货，为祸一方。导致关陇大道的商旅一时中断，陇县以西不少人家离开故土。李水娃又自命为保卫团四区团长，拉丁派款，修造庄园，抢夺民地，霸占人妻，暴发成富户。当地政府多次围剿刘水娃，甚至拿其母亲作为诱饵，都未成功。

1939年，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命令千阳县、陇县保安大队樊真圃缉捕李水娃，樊真圃又命住草碧的分队长李克让执行任务。同年11月，李克让和部下赵福元（陇县西巷子人）在千阳北庞家塬把李水娃生擒。先押在凤翔十二监狱，后解送西安保安司令部，被枪毙于西安玉祥门外，终于结束了李水娃罪恶的人生，这一年，李水娃已经60岁。同年纵横川陕20年的王三春也在西安户县太平峪铁索桥被擒获，最终枪决于西安。

王海山原名胖娃，又名王习生、王西省，原宝鸡县八鱼原姚家沟人，幼年家贫，其母早亡，父亲常年乞讨，无力照管儿子。王海山从小乞讨度日，后投靠其伯母，伯母为人善良，视其如己出。

八鱼有个王六娃，因曾在匪军刘长江手下当过卫士，后从过境溃军手中购得几支枪，经常暗地里抢劫。王海山投靠王六娃后伺机枪杀了王六娃兄弟，替代了王六娃兄弟的位置。后匪众壮大，便开始组织乡团，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八鱼一带百姓深受其害。

王海山后来又投靠虢镇的二兄弟，在一次抢劫中，王海山打死这两兄弟，独占了枪支。王海山正是仗着抢来的武器，不断地扩充势力，到1931年时，王海山已经成为宝鸡县最大的土匪头子。

当时新来的宝鸡县县长看到王海山势力庞大，将其招安，任命为第七区地方民团团长，其粮饷由第七区负担。从此，王趁机扩充势力，联络士绅，交往官府，鱼肉乡里，肆无忌惮。

1932年，当地民众彻底不堪忍受，开始联名控告。在省政府的命令下，杨竹崧团和地方武装开始围剿王海山，王海山被迫遣散人马，藏匿枪支，四处流窜，其本人流窜郑州、北京、天津等地“避风”，图谋东山再起。

1934年秋，王海山在张老九等人资助下，企图东山再起，潜伏于凤翔灵山，很快就拉起了800人的队伍。王海山死灰复燃，震惊了西府，各县开始合作围剿。

王海山欲带队伍返回八鱼老巢，不料在途中遇到渭河水位大涨，根本无法渡河，不得不窜至灵山，由于山内没有足够的给养，饥寒交迫之下，王海山的队伍纷纷溃散。在围剿队伍的追击之下，一路逃窜的王海山最终在甘肃灵台县唐家山被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民国时期，宝鸡境内北甄寿珊收编的民军大部分是“官匪”或者土匪。民军副旅长周绍先勒索商人郭寿卿500银元并抢劫了官府；旅长刘德才将城内的商店、官府抢劫以后，在虢镇安营落寨；留驻宝鸡的张子经营长绑票逼财，将姜城堡徐理吊打烤烧，拿走银元1500个，西关医生杨宗震被绑架拉票后家人以800银元赎回；营长贾子杰为了奸占宝鸡西街贾万铨14岁的幼女，竟将原妻枪杀。人称“土皇上”、“山大王”的赤沙刘端、香泉蔡德江、坪头赵世英名为民团实系土匪，奸杀掳掠，无恶不作。

解放前夕，宝鸡境内的小股土匪活动猖獗，夜夜打劫，路人生畏，防不胜防。他们白天在秦岭山中种植罂粟，夜间打家劫舍。

关中股匪一般人数不多，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陕西乾县的王振邦，人称王结子。手下1000人枪，因曾在乾县境内绑架一名瑞士外交官，引起的国际纠纷。蒋介石知道后大为恼火，电令：“恶匪王振邦务必尽快缉捕法办”。于是，杨虎城派团长王劲哉率部剿匪，在洞子沟西将王振邦活捉，随后被押解西安立即枪决。

当时关中道上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乾县四大娃”、“高陵五大娃”、“泾阳西北候”等绿林悍匪。

凶名赫赫的“乾县四大娃”匪帮，是盘踞乾县东乡的王尊娃，西乡的朱全娃、南乡的赵恒娃、北乡的张鳌娃。

乾县注泔镇的苟福堂，乳名哲片，仅读过两年书，辛亥革命后，他投奔民团第五师师长张西昆，被任命为排长，因深得上司器重，被封为保安大队队长、民团团长。

苟福堂兵权在手，称霸一方，压榨乡里，搜刮民财。很快便成为乾县北乡有名的富户。 苟富堂发家之后，也做了一些于地方有益的事。在本村创建了国民中心完小，并在龙王山创办甘泉学校，便利农家孩子读书。他还组建了戏班子“玉民社”，除供自己享乐外，还四处演出。后被自己的护卫鸟儿枪杀。

苟福堂的外甥就是“乾县四大娃”之一的东乡王尊娃。王尊娃在得知自己的舅父被鸟儿枪杀后，为了继承舅父的家业，独掌大权。他冲到鸟儿家，用细麻绳勒死了鸟儿的父亲，杀害了鸟儿的哥哥，活埋了鸟儿的大老婆。逼得鸟儿最后自杀。他把鸟儿的尸体挂在注泔镇街道的树上，为害一方的苟福堂和狗腿子鸟儿都死了，但王尊娃又成了注泔一带骑在人民头上的霸主。

朱全娃，大名朱全新， 1920年出生在乾县石牛乡朱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后来成为西乡匪首、霸道临平方圆时，人们只知全娃，极少呼其大名。

朱全娃少年时家境贫寒，曾给驻扎在县城西街二五补训处的连长周七看孩子、当差使，后回乡务农。这期间，染上了鸦片瘾，愈加穷困潦倒。他曾去临平镇上富商上荣娃的店铺赊账而被拒，怀恨在心。

从此开始了劫道绑票、抢吃恶要的土匪生涯。首先抢掠的便是上荣娃。他多次用火烧上荣娃的店铺进行报复。但每次烧一次，上荣娃就派人送一次钱。朱全娃每每得其钱财，终未夺其性命。上荣娃也因此被西乡人称“烧不死”。

朱全娃的势威越来越大。县政府惧其坐大，遂委任朱全娃为县自卫队七中队队长。这时的朱全娃既吃政府军饷又抢掠百姓钱财，名团暗匪，更是横行无忌，无人敢惹。

朱全娃为匪，主要是抢劫掠夺钱财。唯一的命案是枪杀手下秋娃。

中共地下组织曾经做过朱全娃的工作，他也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但事后又反悔，继续在临平为匪。

赵恒娃是乾县姜村镇人，是南乡的土匪头子。赵恒娃的叔父赵生祥也是土匪，叔侄干的都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的行径。而赵恒娃较之于叔父更是残暴强横，杆子硬，所以赵生祥还是听命于赵恒娃。而赵恒娃的另一个叔父赵生璧，虽不出头露面为匪，却为其出谋划策，是赵恒娃、赵生祥的高参。

姜村赵宏禄在姜村镇街道开有一家粮店，其兄赵宏福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赵恒娃的七叔赵生璧在这家粮店当伙计，通过这一层关系，赵恒娃在赵宏福手下当兵。因屡犯军纪被打发回家。

回乡后的赵恒娃继续在赵宏禄家帮忙。赵家弄回了一些长枪短枪交由赵恒娃负责护院。赵恒娃借助这些枪便在外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因赵宏禄多次劝诫引起赵恒娃的不满，后杀害了赵家一家五口，只有儿子赵建刚、女儿赵芬兰幸免于难。赵恒娃从此为匪。

1946年，县政府派陈琦新去南乡收编赵恒娃，赵恒娃拒不收编，令其叔父赵生祥缴了陈琦新的枪，杀了陈琦新。赵恒娃曾带人闯入姜村赵连诚家，杀了一家老少五口，抢劫了财物，霸占良田。赵恒娃还自办炮局，更是恣意妄为无法无天。

张鳌娃大名张雄甫、又名张仁祥、张应中，还叫过张占鳌。在鳌娃为匪的乾县北乡地面，没有几个敢叫“鳌娃”，就是在背地里也多是称“张七”（鳌娃排行为七）。他的手下弟兄们则称他为“七大人”。

1932年，他当了两年兵又逃了回来，和他的叔伯兄弟张科科在铁佛一带干起挡道抢劫、杀人越货的土匪勾当。后来在县保安队任分队长，在张西昆部队任中队长。这兄弟俩有人有枪，在铁佛地面明为民团暗为匪，称霸一方。

张鳌娃草芥人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角色。有名有姓的命案20几起，有的还打着“为民除害”的名义。张鳌娃先后有过六个老婆。奸淫妇女更是司空见惯。他先后枪杀自己三个老婆，打残一个。

1949年11月7日，乾县召开了公审王尊娃大会，会上有18人发言诉苦。哭诉王尊娃私自向群众摊粮派款，枪杀无辜，强霸民女等等罪行。这次公审大会会场群情激愤，在公审大会上即将王尊娃枪毙，以平民愤。

1951年5月20日，县政府决定次日在临平地区召开公审朱全娃群众大会，当晚9时许，管押干部突然听到临平城外有枪声，疑为股匪企图劫持朱匪，在紧急情况下，就地处决了朱全娃。

赵恒娃、张鳌娃见势不妙，不敢在县境停留，逃往西安、平凉等地，但很快被捉拿归案。赵恒娃被在姜村镇枪决，张鳌娃被在县城处决。

西安高陵县的“高陵五大娃”匪帮，令人谈之色变。老大王福娃、老二周智娃，老三盛劳娃，老四余科娃， 老五蔺齐娃。

王福娃是高陵张卜镇人，刀客出身。民国时期陕西遭年馑，王福娃趁机大量吸收本地青年入伙。王福娃干的是真正的杀富不济贫、图财害命的勾当。

他劫财以四方地主财东为主，主要抢大洋和烟土；抢枪的主要对象是地方的民团和乡公所等政府机构，抢完后杀人灭口，一个不留。当时的高陵、泾阳、三原、长安、蓝田、临潼等县都深受祸害。

王福娃股匪以五娃蔺齐娃为骨干，势力逐步壮大，彻底完成了从刀客向土匪的转化。地方民团多次围剿未果。后来王福娃股匪被国民军孙沧浪招安收编，整编为一个连，王福娃任连长。为了瓦解王福娃的队伍，孙沧浪给王福娃这个连每个班排配备了副手，王福娃心中不快，于是拉走队伍，重新为匪。

王福娃重新为匪后，令当时高陵、三原、泾阳三县民团团总雷春伯十分头疼，于是将王福娃股匪收编为地方民团。王福娃接受收编后，借着合法化更是有恃无恐，雷春伯带着银元前去安抚，竟被王福娃杀害。

雷春伯被杀一事，震惊关中。省主席杨虎城令新上任的三县民团团总李梦华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围剿王福娃股匪。经过多次围剿，王福娃损失惨重。心腹老四余科娃也被李梦华捕杀。

王福娃无奈投靠渭南土匪骆可龙，李梦华采取瓮中捉鳖之计，把两大匪帮骨干一网打尽，王福娃负伤被活捉，后被铡刀铡了头。“高陵五大娃”股匪就此湮灭。

泾阳县的李均华出身农民，目不识丁，1929年陕西年馑，土匪横行，他即混迹其间，以拦路抢劫、绑票杀人为生。出没于泾阳县桥底、王桥、口镇、兴隆、百王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泾阳人称其为“西北候”。

1939年前后匪众扩充到30余人。有机枪4挺，长短枪数十支，并有枪榴弹等大火力武器，成为当时渭北较大的股匪之一。

李均华横行泾阳西北原一带十余年，凶残狠毒，恶迹累累。他盘踞王桥镇时，先后强占了高家偏正两院大房和社树姚家祠堂；利用放高利贷和供烟土等手段，夺得民田约500亩；1944年，李均华因听到王桥镇一个叫王百川的青年当众指斥过他的手下，便亲手将其杀害，并割去舌头，将尸体投入枯井。

他曾因人盯着他，便立即拔枪打死了那个人。其视杀人如儿戏，多如此类。

1944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李均华进行招抚，将其安插于泾阳县民团，给以分队长之职，令其驻在王桥镇，维持泾阳西北一带治安。

由于地方当局姑息养奸，李均华更加肆无忌惮。他曾先后两次购买军火，扩充实力，胡作非为，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

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其残破的统治局面，同时也惧怕李均华所部为革命力量所利用，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密令泾阳县自卫团团长牛志诚处决李均华，后李均华被牛志诚部下赵启武设计枪杀于王桥镇街头。

民国时期的关中，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军阀混战、兵匪作乱，民众生活难有宁日。大荔东渡西野、南接北联，处在关中东部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节点，因而招引来一批又一批兵匪势力来犯，尤以1926年至1931年那五六年为甚。

“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瞄住富庶大荔的首恶叫麻振武，一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麻振武祸害关中十余年，奉行“三不拿两不抢”（碾不拿、磨不拿、尿罐不拿，不抢老鼠、不抢麻雀），恶名远扬。

麻振武于1924年4月至1927年7月盘据大荔期间，横征暴敛蹂躏乡里，见村齐过一个不剩，将百姓的财物牲口尽数抢走，致使民不聊生，千村凋敝万户萧疏。

兵为大匪，匪为小兵，兵匪连带难分。大量土匪出没于黄河滩区，多达千人白天藏匿于河中船内以芦苇遮掩，夜里则出没黄河两岸肆意抢劫、绑票，朝邑县城出南门经窑前、市子、大城子至潼关，出北栅栏北行经步昌、鲁坡、两宜至合阳，所有通往邻县的要道均被抢得路断人稀。

渭南俗语云：“土匪出在二华县（华阴华县）”。此话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它确实说出了一些历史事实；说它不对，是它带有很大的偏颇性。

二华当时和关中其他地区一样，处于一个土匪勾结官府压榨老百姓的氛围中，官逼民反。而且二华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一，西安潼关一线为西北各省到中原，中原各地到西北的九省通衢，1935年火车通车以前，这一官道行旅甚夥，财物丰厚，是条“财肥”的驿路。其二，二华南依高山密林，北靠渭河，土匪易聚易散易藏匿。

所以，当地一些农民，忙时拿锄，闲时拿枪，亦民亦匪，民匪莫辩。再加上外来“抢肉的”较大匪帮，他们相互纠结，从而使二华成为匪患炽烈的地方。但二华的土匪，也仅仅只是比周围一些县份厉害一点，既无知名的大的匪首，又无几千人的大匪巢，充其量也是小打小闹而已，和陕南、陕北以及西府的大土匪没有可比性。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关中，大多的股匪都参与到当地的民团中去，他们亦官亦匪。用合法的身份做掩护，肆无忌惮地盘剥老百姓。再加上无数的散匪袭扰，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更使得官吏腐败、实业凋敝，民不聊生。

新中国建立之后。1949年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就开始着手剿匪事宜。《林海雪原》、《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等文学影视作品，就是那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而且很快土匪就在中国大地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