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对话吉狄马加 新书尝鲜对话批评

作者：周新民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民族之根与世界之眼（一）

周新民：马加主席您好！我关注您的诗歌创作已久，在阅读您数量众多的诗歌过程中，萌发了些想法。今天想就有些问题和您一起探讨下。首先请谈谈您诗歌创作的缘起。

吉狄马加：我走上诗歌创作道路，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深受彝族诗歌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彝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的民族，可以说，现在世界上像彝族有这么多史诗的民族是不多的，在彝族现存的史诗中，仅创世史诗就有十余部，像彝族的《勒俄特依》《梅葛》《阿细的先基》等史诗，彝族还有很多抒情长诗，这在世界民族诗歌发展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彝族还有许多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哲学的典籍，像《宇宙人文论》《宇宙生化论》等。实际上，在彝族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书写其哲学，或是书写其人文科学的著作，都是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像历史上很有名的《西南彝志》，就是彝族的很重要的历史典籍。所以彝族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习惯用诗歌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彝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另外，彝族的民歌资源也非常丰富。彝族的诗歌形式里，还有一种彝语“克智”。“克智”翻译成汉语就是指通过吟诵的方式来互相进行对答，它是一种对答的诗歌方式，主要应用在祭祀、婚礼、丧葬这样大型的集会活动中。民间婚丧等重要活动中，常由彝语中的“德古”（即智者，充满智慧的人），用诗歌的方式来谈天说地、说古论今。所以，从我的童年到我的少年，都是在彝族浓厚的诗歌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彝族与生俱来的诗性，让彝族人民生活在充满诗性的环境中，也深深影响了我。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不同诗人的影响。我在小学和中学是在昭觉度过的，当时，昭觉还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它位于凉山的一个湖心地带。那个时候“文革”虽然快要结束了，但还有好多文学书籍被封存起来，图书馆里的一些图书仍然借阅不了，所以那时候想要阅读到外来的文学作品，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时候读到的一些诗歌作品中，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最早读到的诗歌作品之一。教科书里面的李白、杜甫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对我的影响都是间接的，但郭沫若的《女神》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看了郭沫若的《女神》，就觉得这样狂放的、自由的、浪漫的诗歌，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所以读了非常激动。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找“五四”时期的新诗来阅读，虽然我能找到的书还是比较有限。

真正让我对写诗有一种冲动的，是普希金的一本诗集。那本书是当时一个同学借给我看的，我知道这肯定是一本外国人的诗集，但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封面已经被撕掉了，书脊的名字也很模糊。直到看到最后的后记，才知道原来是俄国的诗人普希金的诗歌，译者是戈宝权先生。我在读那本诗集的时候，觉得非常震动，因为普希金在诗歌里面对爱情、对生命、对自由、对自然的赞颂，点燃了我的心灵。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很亲近大自然，所以普希金的诗歌里的那种对大海、对自由、对生命、对纯洁爱情的歌颂，给一个少年的冲击，可以说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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