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何曾让竺可桢（毛泽东何曾让竺可桢）

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科院科研成果展，竺可桢（前排左三）在地学展台前陪同。（作者提供/图）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召见竺可桢等谈话，确有其事；但“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则纯属虚构。

竺可桢（1890-1974）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历任中央研究院气象学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现代科教事业。

笔者自2001年3月起受命主持《竺可桢全集》的编纂工作，因此平时比较留意与竺可桢有关的文献，以便备选纳入《全集》。这一年6月28日，《北京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竺可桢的文章，标题是“毛泽东让他管天”，十分醒目，与这一标题对应的文字是这样一小段：

1964年他（竺可桢）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文后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补充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捧读之时，我即心生疑惑，当即找出竺老日记原本，经仔细核对，发现毛泽东召见竺可桢谈农业八字宪法的文字中并没有“管天”的内容。出处何在？报文作者并未说明。我为此致函该报，希望与作者联系，但无下文。

2014年初，《竺可桢全集》竣工，在4月28日召开的出版研讨会上，我向到会学者提出了对这一谈话内容的怀疑，亦未能得其解。会后我即决心对此一探究竟。

毛泽东召见竺可桢的缘由

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中确定的发展目标。同年12月9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认为已经确立了“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8页），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后来因为强调以“深耕”为中心，将八个字的顺序予以调整，将“土”从第三位提到第一位。

传统农业耕作中，本来就有通过适当翻地深耕以利于土壤保持蓄水的生产经验，但事情总有个度，如果过度深翻，就会把土壤的营养层翻到深处而使粮食减产。在大跃进高潮中，由于各级干部瞎指挥，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土”是愈挖愈深，“密”是愈植愈密，高产卫星满天飞，导致1958年的粮食总产远远低于1957年……

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又向全国各部门发出了“支援农业”的号召。

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分工中，竺可桢长期分管地学与生物学部门的研究机构。1961年以后，他将很大精力投入到组织院内科研力量支援农业的工作中。

在院外，他还担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1963年2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会决定，本年举行以支援农业为主题的学术年会，要求会员准备论文。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暨1963年综合性学术年会于11月12日在杭州举行，竺可桢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关系》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竺可桢首先从“农业八字宪法”与气候因素的关系切入主题，列举中外粮食生产的趋势，认为气候是目前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应急工作是要分析气候如何影响粮食生产。他在文中明确提出，影响粮食生产的三大气候要素是：太阳辐射总量、温度和雨量，并根据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两大原则，提出了九条对策意见。

此文很快被节选编入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这是一份提供给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毛泽东从这份简报中看到了竺可桢的观点，立即引起了他的关注，因此决定要召见竺可桢。同时，也因其他科学技术问题召见了李四光和钱学森。

1964年2月6日下午一点，竺可桢在家中接到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通知称毛主席要他和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去谈话。竺可桢因家住地安门东大街，离中南海最近，因此最先赶到。他被工作人员引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卧在床上与他握手，待竺落座，毛即说见到了竺的文章，谓农业八字宪法只讲已有的那八个字还不够，要加上“光”（日光）和“气”（气候）两个字。待李四光和钱学森到达之后，他们又海阔天空地展开了许多其他话题。

此次召见，竺可桢约于下午一点半到达，三点钟离开，在毛处前后计一个半小时。

当事人的记录与回忆

在毛泽东这次召见的三位科学家中，唯竺可桢在当日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在日记原本中，下午与毛泽东谈话的有关内容是特别用红墨水笔书写的，以示其重要。编纂《竺可桢全集》时，我们对原文做了点校，收在第17卷第37页，这里将与本文相关的文字摘录如下：

2月6日 阴历十二月廿三日 星期四 晨阴，St10，-4.4°，风，764mm，地上有雪半寸。下午一点半去中南海见毛主席。

……下午一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编者注：李四光原名）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外摆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三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文，（已摘录在《科学技术研究动<能>[态]》第（274？）号中）。我就说明这是去年杭州地理学会所提论文。他就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又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养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仲揆谈到南雄近来铀矿有发现。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知]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点告别。

竺可桢1964年2月6日的日记，他特意用红笔记录毛泽东接见的情形。（作者提供/图）

按他平时写日记的习惯，一般是每日占一页，字数有限，在头脑中的记忆会更多。在被召见第二天的2月7日，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裴丽生到竺家来询问与毛谈话的情况。竺告以所记忆的详细经过，特别说明因耳聋和记性差，未必全能记得。他认为在所谈诸事中，理解毛泽东谈话中最为关注的有两点：第一是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应再加上“光和气”；第二是对于反导弹一事极为注意，谆嘱钱学森组织一个小委员会进行研究。

后来，在1967年2月8日和11月24日，竺可桢在家中先后接待了中科院地理所气候室人员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气象系本届毕业生的来访，在回答有关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时，明确告以：毛主席说“八个字现在看来应加日光和气候，成为‘十字宪法’”。

钱学森与李四光赶到毛泽东的卧室时，有关“十字宪法”的谈话已接近尾声。钱学森在事后亲笔追记了当时与毛有一段关于“反导弹”问题的对话，见载于有关钱学森的年谱、实录和传记等多种文本。原件由中央档案馆收藏（据奚启新著《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2014，457页），《毛泽东年谱》的1964年2月6日内容似据此摘录编写。钱的记述只讲了“反导弹”而未及其他。这段对话引出了后来研制反导弹的“640工程”，因与本文主题无关，于此不赘。

参与召见的另一位当事人是李四光，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据竺可桢日记：

1967年11月19日上午，李四光夫妇来访。李称过去地质部人员常问他1964年2月间毛主席召见我们二人及钱学森时说了什么话，他已忘了详细情形，人家疑为封锁最高指示云云。

综上所述，在三位当事人的忆述中，都未涉及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由他自己“管地”的问题。

“管天”说的源头

“管天”之说究竟其来何自呢？为了寻找这一源头，就能力所及，我系统地查阅了历年来各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研究性的学术文章和宣传性的通俗文章，也涉及一些文学类作品，将其中有“管天”之说的文本抽出，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予以排列，发现最早的文本是白夜、柏生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竺可桢》（载《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剧中写道：

毛主席点起了雪茄烟，问道：“你不抽烟吗？”

竺可桢点点头说：“不抽烟。”

毛主席说：“现在看来，农业八字宪法管地不管天。你倒是个管天的。”

竺可桢笑道：“我一直是研究气象工作的。”

毛主席笑道：“你管天管得不错啊！”

竺可桢说：“我还在学习。”

毛主席抽了一口烟，笑道：“我们两个，一个管地，一个管天，合作起来，就可以把天地都管住了。”

竺可桢笑道：“还要靠主席思想来管。”

白夜（1919-1988），原名费启，柏生（1926—2013），原名陈柏生，两人都是《人民日报》名记者，在这篇“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前，为了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两人合作撰写了一篇反映竺可桢科技生涯的长篇通讯《登上气象科学高峰》，1978年3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讯以竺可桢日记的记载为准，介绍了毛泽东与竺可桢会面的情况，并没有涉及“管天”的对话。

九个月后，两人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出现了“管天”的对话。鉴于竺可桢已在1974年逝世，这段对话想来应该是两位作者的虚构，文学作品允许合理虚构，而且《知识就是力量》在发表时，也在编者按语中明确说明这是“电影文学剧本”，两位记者虽然是“管天”说的始作俑者，但已尽到了告知的义务，无可厚非。

但是，这段话被后来的一些传记作者不加辨别地采用到他们的“作品”中，由是，这一说法从“文学”进入了“史学”，被大规模地传播。在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俊彩星驰——求是学人群芳谱》第一辑中，有一篇题为《海纳江河——竺可桢治学》的文章，作者署名“正棠”，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毛泽东主席含笑地同竺可桢握手，并请他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毛主席说：“你的那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我看到了。”

竺可桢说：“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成熟。”

毛主席说：“能提出问题就很好嘛！我想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都是管地不管天。你的论文倒是管天的。”

竺可桢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太好管。”

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笑道：“我们两个人，既管地，又管天，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说：“农业八字宪法，虽然没有明白显示气候因素，而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因此，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要因时制宜。”

毛主席说：“我看，农业八字宪法，可以加上光和气。”

竺可桢笑道：“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之与土壤中所吸收的水分化合，而成为有机碳水化合物……”

毛主席正在同竺可桢热烈交谈着，李四光和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来到。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人才济济，可算齐全。”

毛主席对李四光说，“你是研究如何下地的。”

李四光点点头，笑道．“我是搞地质的，所以要下地。”

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是研究如何上天的。”

钱学森笑道：“我是搞导弹的，所以要上天。”

毛主席又对竺可桢说：“你是研究大气的。”

竺可桢失声笑道：“我们三个，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空中，真是齐全了。只是我觉得贡献太少。”

这里又变成了“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空中”，显然是沿袭了剧本中的说法，又有所发挥、附会。《俊彩星驰——求是学人群芳谱》中的“求是学人”特指浙大学者。全书除约稿和新撰外，大多从报刊杂志中选录和剪辑而来，但对各篇选文未注明出处，在前言中表明全书收录文章的体裁有“报告文学、特写、通讯”，也有“历史学家写的人物传记，则史料真实，文字严谨”。

其实只要与竺老日记稍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于竺老日记的背景，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放肆虚构，远离了历史的真实。

应该刹车了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一阵“报告文学”热。当某些报告文学作品遭到“真实性”的质疑时，一位报告文学的名家竟然辩称：人可以装义齿、安假肢，写人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有义齿和假肢？关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和真实性的争论问题，是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事，本无容我辈置喙。但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满天乱飞的“义齿”和“假肢”，不能沉默。

1993年，一位原本很严谨的文学传记作家把“管天”之说当作史实写进了《竺可桢传》，其后二十多年来有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问世，大多都如此袭用；

2001年，如本文开头所述，《北京青年报》在纪念专刊中，竺可桢被荣列党史上的著名人物，而入选的看点就是“毛泽东让他管天”；

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毛泽东和科学家的故事》，在“毛泽东与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篇名下，突出的点睛文字是“管天”；

2013年，香港凤凰卫视播出专题节目“毛泽东：竺可桢是可以管天的人”。

…… ……

在本文完稿的前一个星期，我收到一份刚刚发行的《作家文摘》，有篇题为《毛泽东与三位科学家的故事》，一个故事的题目就是“竺可桢：毛泽东称‘他的文章管了天’，该文选自《党史博采》。我真的有些困惑，借政治领袖造势，这个段子就会大摇大摆地载入历史吗？

根据竺可桢日记和有关文献记载，竺老一生中与毛泽东有过四次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第一次是1953年2月上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在会议间歇休息时，毛主席离座到政协委员中间随意走动谈话，记者摄下了他与竺可桢、吴有训和侯德榜邂逅谈话的镜头。第二次是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接见在京参加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科学家们，毛走到竺跟前时，由郭沫若院长予以介绍（竺在日记中称毛“对我并不相识”）。第三次是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科院科研成果展览时在地学展台前是由竺可桢陪同。最后就是1964年的这一次亲自召见，相谈甚欢，表明了毛泽东对竺可桢观点的重视，但不知为什么，“农业十字宪法”没有走出菊香书屋，此后就无声无息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不过如此而已。“合管天地”“让他管天”“受命管天”“管天的人”，其实都是“天”字号的诓言。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竺可桢是学界大师，他们都并不需要后人在其头上添加一道虚幻的光环。以求是精神治史，还原历史真相，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之说，应该刹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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