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交往的好处，何为两国相处之道

10月11日，中德两国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88岁高龄的中国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近日接受中国网专访，回顾了50年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对当下的问题与挑战予以评述，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资料图）

四任联邦德国总理治下的对华关系

梅兆荣曾参加中、西德建交谈判，也亲历了柏林墙的倒塌与两德统一。在长达近9年的时间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即使在退休之后，他依然长期奋斗在外交战线。梅兆荣说：“我与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三位联邦德国前总理建立了友好关系，对他们的对华态度和当时的两国关系记忆犹新。我同默克尔总理虽然没有工作上的直接联系，但密切关注她的涉华言行。”

据梅兆荣回顾，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1975年首次访华时，曾明确表示“把中国放在与美苏同等的地位看待”。访问结束时，施密特总理得出三点结论：一、双方都反对苏联的扩张威胁；二、中国是文明古国，人民勤劳刻苦，但经济落后，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三、毛主席的博学给人印象深刻，令人崇敬。

1978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高级代表团赴西欧五国考察。施密特在与其会见时表示，希望中国的经济强有力地发展起来，中国作为亚洲稳定因素的作用应大大增强。同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时任德国研究技术部长的福尔凯•豪夫指出，这是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1979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德，施密特高度评价中方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表示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并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1982年，施密特卸任。在此之后，他在演讲和著作中依然常为中国说话。例如：他公开批评有些欧洲人“倾向于接受美国偏见，爱从负面评价中国，从道义上指责中国人”；他指责有些德国政治家和政论家认为中国必须变得更加民主；他表示，“鉴于20世纪的德国历史，德国人最没有权利在道义上指责中国这一中华文明古国。”梅兆荣回忆称。

1982年，科尔接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即明确指出：“中德两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广泛一致，有很多合作潜力可利用。”

1984年10月，科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华，开门见山就向中方建议，两国应发出“长期稳定合作信号”“确认两国走共同发展道路”，对中国一贯支持德国统一表示高度评价。

198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胡耀邦访德。科尔盛赞中国是联邦德国“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重申德国的对华方针是“发展深入密切的合作”，使两国建立“充满信任的关系”，“到下一个世纪也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1987年7月，科尔再次访华，重申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根支柱”“德国将加强这三根支柱”。科尔政府自1982年起向中国提供无偿性质的“技术合作”，自1985年起提供软贷款性质的“财政合作”，概称互利共赢的“发展合作”。

梅兆荣指出，必须承认的是，科尔执政16年内，中德关系既有积极、顺利的发展，也有复杂、激烈的斗争，以及冲破障碍取得突破的成果。

据梅兆荣回忆，1989年，西方国家在美国主导下对中国实行“集团制裁”，德国出面通过制裁决议的是议会。当时，西德各党内部都有一些反华人物，但以科尔为代表的主政力量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想方设法逐步改善对华关系，采取的突出举措有：1990年，邀请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访德，后因德方有人在接待规格上捣鬼，致使访问推迟至1992年才成行。1993年，科尔提出他自己希望于当年访华并邀请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1994年回访；在李鹏访德期间，科尔又以时任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名义邀请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5年访德，他自己也于同年再次访华并参观一个解放军部队。

“当时邀请钱其琛外长和李鹏总理访德均属突破‘禁忌’的行动，两人访德期间与德方反华势力的斗争惊心动魄，结果不仅冲破了一些障碍，还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当时的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私下告诉我，钱外长的访问虽然充满激烈交锋，却成了推动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科尔在同李鹏总理会谈时明确表示：他历来主张把双边关系和人权问题‘脱钩’，并坚决反对一些人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梅兆荣回忆说。

从1989年6月至1996年末，围绕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和售台潜艇问题，两国斗争之密集和尖锐激烈，前所未有。作为时任大使及当时外交风云的见证者，梅兆荣表示，正是感谢党和国家的坚强正确领导，也得益于科尔等一些友华力量的支持，中德关系发展取得了良好结果。1995年，科尔政府取消了除武器禁运之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1996年11月，时任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华，两国关系“雨后天晴”。

1998年，社民党人施罗德在大选中获胜上台。“作为上世纪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施罗德对中国有好感；他任下萨克森州长时兼任大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深知大众汽车同中国合作得益良多。他曾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由于参政的绿党反对而未能实现；施罗德的第一次访华即以‘北约成员国’名义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向中国‘道歉’。”梅兆荣透露。

2004年5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商定两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和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梅兆荣回忆道：“施罗德曾亲口对我表示，他的对华政策就是‘科尔的政策’。”

2005年卸任后，施罗德始终反对“妖魔化中国”，强调欧洲和德国都“需要中国”，不仅在双边经济合作方面，而且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同样需要。

2005年末，基民盟主席默克尔接任联邦总理。是年10月，默克尔以候任总理身份向媒体表示，她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然而她上台后，多次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称中国的崛起是对德国和欧盟的“严重挑战”，主张以“不断增强的责任感”和“国际道义规则”来“规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7年9月，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一意孤行会见达赖，支持其“自治”要求，导致中德关系陷入低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德国和欧洲经济遭严重冲击。

梅兆荣表示，在此背景下，诸多因素促使默克尔对华合作需求上升，价值观外交有所收敛。2010年7月默克尔第四次访华，表示愿同中国“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并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机制”。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德；2014年，主席访德，两国关系从2012年的“展望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就《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取得共识，为两国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和升华合作开辟了前景。

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品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顶级智能企业库卡之后，德国急速卡紧了对华技术转让政策，几位德国政要纷纷发表新版“中国威胁论”。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推出《合作伙伴与制度竞争者中国——如何应对受国家操控的中国经济》长文，呼吁德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对中国的‘制度挑战’采取强硬的对策措施。”同年3月，欧盟在德国推动下出台了对华政策“新规”，把中国主要定性为“制度对手”，将中欧关系推向制度斗争。

2020年5月27日，默克尔就下半年德国轮任欧盟主席国期间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话题在阿登纳基金会一个小型视频会上说：“中国是一个在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同我们有深刻差异的国家”“我们之间隔着原则性分歧”“只有同美国和北约相互依存，欧洲才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梅兆荣指出，正是本着上述政策思路，时任国防部长卡伦鲍尔2020年10月公开承认，德国对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和对中国提出的各种“指责”和“诉求”持“赞同”态度，只是对其推行单边主义和违背国际规则的“行事方式”不能苟同。在特朗普对欧盟和德国也实施贸易战，要求德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和增加防务预算，反对“北溪－2”管道建设之后，默克尔才哀叹“完全依赖美国的时代正在结束”。

梅兆荣还谈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中心西班牙高级访问学者诺亚•巴尔金曾撰文透露：尽管德国2019年春推动欧盟把中国宣布为“制度性对手”，但默克尔随后“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在是否跟随华盛顿公开对抗北京这个问题上变得犹豫不决和谨慎”，因为她“既要保护德国的经济利益，又要预防随心所欲、不可预测的特朗普”。

中德之间不可能“脱钩”

2021年末，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党联合组成的德国新一届政府正式开始执政，德国内部“减少对华依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些政客鼓吹同中国“脱钩”，为双边各领域的合作制造诸多障碍。对此，梅兆荣表示，这背后存在复杂的原因：

“一个因素是中国和大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使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当权者产生了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曾长期处于美苏对抗前沿的德国，即使在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之后，统治阶层中不少人仍以意识形态斗争的视角看待制度差异，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尤其抱有偏见，并提出了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的政策，即以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观念衡量、渗透和演变中国。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指挥棒作用。德国一些政客常言，德国的安全靠美国‘保护’。只有同美国和北约相互依存，欧洲才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个因素是影响和拉拢选民，为贯彻自己的政治服务。” 梅兆荣谈道。

此外，他指出，两国建交50年来，德国企业最早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也率先享受中国开放政策的成果，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共赢。在这其中，“赞成同中国‘脱钩’的极少，反对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却不少。”

梅兆荣表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和欧盟对俄实施多轮严厉制裁之后，反噬效应却不断显现，能源难获得、通胀率大增、经济衰退风险严重，民众不满上升。而在华德企大多数坚持留在中国，认为保持对华合作有利于德国经济渡过难关。“种种迹象表明，中德之间不可能‘脱钩’。” 梅兆荣说。

中德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总结过去50年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梅兆荣认为可以从中得出三条宝贵经验：

一是中德关系发展得顺利与否，取决于两国是否正确处理制度差异，切实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如果一方企图以自己的价值观改变对方，两国关系必然会遭遇挫折。唯有双方相互尊重，理解并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双方关系才能顺利前进。

二是中德同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经济结构上互补性强，两国合作有优势互补的基础，可以做到互利共赢。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约占中欧贸易额三成，中德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领头羊”。

三是两国领导人在双边关系中的正确引领性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对于中德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梅兆荣表示仍有信心。“只要德国掌权者从德国自身利益出发，切实端正对华认知，落实战略自主，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就能看清中德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他表示，双方应发扬建交50年来的成功经验，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联邦德国成立后，未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中国则一贯支持德意志人民谋求民族统一。这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双方应继续贯彻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原则。二是继续加强互利共赢的合作。应增进在经贸、科技、气候变化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而不是在双向投资等方面设置障碍。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要进一步加强在文化、旅游、青年、媒体、智库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