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有哪些主要措施）

在儒家经典文献《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及新近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等资料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动物保护的论述。许多学者从“以时禁发”的时令、政府机构的设置、政策法令的颁布、苑囿园池的建设、节制消费的观念等方面深入考察了先秦儒家文献中动物保护的基本方式。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大致来说，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时禁发”的时间限制、禁止“伤萌幼之类”的种类限制、禁止竭泽而渔的规模限制等方面。其一，“以时禁发”的时间限制。《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详细记述了人们一年中每月的政事安排。睡虎地秦简《田律》篇也有相似的记载。

大量史料说明，依照月令图式来安排农林畜牧业的发展，这在先秦时期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按照“月令图式”的设定，什么时候禁止捕猎动物，什么时候开始捕鱼，什么时候开始狩猎，什么时候驱赶野兽，什么时候统计六畜的数量，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动物牺牲，什么时候征收和进贡动物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比如，孟春之月，动物开始孕育萌生，此时应注重休养生息，禁止使用母畜祭祀山林川泽，禁止杀害已经怀胎的母畜，禁止捣毁鸟巢、掏取鸟卵，禁止杀害幼虫、小兽和开始学飞的小鸟。直到季夏之月，渔师才可以捕取蛟、髦、龟、奄等，季秋时节，万物生长成熟，天子才开始举行田猎，颁布乘马法令，放开田猎限制。在仲冬之月，野虞还要负责指导和帮助人们猎取动物。

《孟子》《荀子》等儒家文献明确强调，在野生动物的生长时期内，人们不得肆意进入山林，直到禁期结束后才允许人们上山狩猎，以保障动物的生长。至于家畜家禽，人们也应当遵循时令的要求，保证“鸡豚狗彘之畜”的交配、孕育和成长，以此保证民众有足够的肉食资源。

这种月令图式既规定了“禁期”，也规定了“渔猎期”，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基本原则。人类只有遵循万物生长的节律，依时而作，才能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其二，禁止“伤萌幼之类”的种类限制。先秦儒家注重保护动物的生命，以促成其自然的生长。先秦儒家尤其对幼小的、怀孕的动物予以保护。孟子主张“数罟不入洿池。”“数罟”，意为密网。孟子强调不能使用密网捕鱼，意在通过限制捕鱼工具的形式，保障鱼类能够顺利成长。

《礼记》规定：“（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麑，毋卵。”“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妖夭，不覆巢。”禁止猎杀幼兽和怀孕的母兽，禁止掏鸟卵、毁坏鸟巢等等。这类禁令应当是当时的普遍共识。如《逸周书》也有类似说法：“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先秦儒家主张通过限制捕猎工具，限制捕猎种类等方式保护幼小动物、怀孕的动物，希望通过这种限制措施保障鸟兽顺利的生长繁衍。这种倡议既与其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资源观紧密相联，也与其仁爱的道德观有重要关系。

其三，严禁“竭泽而渔”的规模限制。孔子曾对捕鱼的方式和射猎的时间有有严格规定。夫子用鱼竿钓鱼却从来不使用渔网捕鱼，用弋射猎物却从来不射杀夜间回巢的鸟。

史怀哲读到孔子的这段话时，不禁感叹道：“孔子的关怀还涉及到动物。葛荣晋也说：“孔子在捕鱼和捕鸟方面的仁爱主张，表现了他对于自然资源的珍惜和爱护，是一种生态道德主义的行为。”这种行为规范确实遏制了人类的贪念，限制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对于保护动物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认为孔子反对人类捕杀鱼、鸟，则有过度诠释之嫌。正如罗泰勒所说：“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捕捉鱼和鸟在道德上是有罪的，责任仅限于用于捕获的方法。”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人类捕猎鱼兽的行为，但他对人们捕猎的方法、时间、对象等有严格的限制。追根溯源，这种限制举措可能与西周的礼制传统有关。

《礼记》明确规定了各阶层的狩猎规模：“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麑卵。”“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国君打猎不能合围整个猎场，大夫打猎不能杀尽成群的动物，士人不应猎取幼小动物和鸟卵。这种限制举措说明人们在捕猎问题上有具体的规范和原则。

先秦时期，人们经验地认识到滥用动物资源既不利于动物的生长繁衍，也不利于人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先秦儒家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取之以时、取之有类、取之有度、节制消费等方式保护动物资源，这既包含时间限制、种类限制、规模限制等等具体的策略方式，也涉及到政治治理、礼仪规范、道德心性、经济发展、法律约束等等因素：政治上将动物保护与王道政治相联系，成为鉴定政治清明、国家安危的重要标准，动物保护由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

礼仪道德层面，严禁虐待动物，严禁滥杀、残杀动物，给予动物合理的关怀与保护，以培养人们的仁心道德；经济上，要求节制动物资源的利用，切忌竭泽而渔，以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法律条文方面，将动物保护纳入到法律层面，从多角度、多维度限制人们对动物的利用，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提升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

这种以“限制”为主的保护措施，充分反映出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动物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辩证地认识到利用与保护、民生与环保之间的关系。这种辩证的认识，既为人们合理利用动物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也约束了人们滥用资源的行为，既避免走上废除主义的道路，也能有效规避人们无节制的生活。概言之，先秦儒家的动物保护理论是集王道政治、仁爱道德与民生经济于一体的。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不可否认，先秦儒家提出了大量有关动物保护的措施，但需要指出的是，动物保护的意识，并非是儒家独有的思想特色，而是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春秋时期，动物保护的思想就已产生，这可能与当时自然资源日趋严峻的境况有关。

针对这种日益严峻的资源危机，先秦诸子根据社会实践，提出了大量有关资源保护的措施。这种保护措施虽大同小异，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宗旨却可能大相径庭，这可以反映诸子在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异同，从中，我们也能够体察先秦儒家的理想社会蓝图。

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是稳定社会生产的重要举措、国富民强的重要指标。《管子•八观》篇明确将畜产情况视为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重要指标，紧接着，作者告诫统治者即使物产丰富，也应当注意开发有时、利用有度。“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

《管子》认为限制人们上山砍伐草木、下水捕捞鱼鳖，并非偏爱草木鱼鳖，而是担心人们耽误农时，以致荒废粮食生产。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人们注意到竭泽而渔不仅会影响到当代人的获利情况，甚至可能导致物种灭绝，影响后世子孙的利用。

比如《吕氏春秋》载雍季劝诫晋文公之语：“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雍季认为竭泽而渔、焚薮而田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韩非子》也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从这个方面来讲，先秦时期的动物保护思想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且初步涉及到了代际正义的问题。

春秋时期，动物保护不仅仅与经济利益有关，而且与礼制有密切关系。如里革以古训为依据劝阻了鲁宣公夏季捕鱼的行为。他认为冬季撒网捕鱼有助于“宣气”萌发，而春夏时节，正值鸟兽怀孕、鱼鳖生长之时，应当严厉控制捕捞狩猎、严格禁止砍伐树木，以“助生阜”，在鱼鳖孕育生长之际来捕鱼，那是贪心不足。

里革将动物利用和保护与宣气、助气相联系，具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但客观上对协调自然界(气)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里革深刻认识到节制人类欲望与促进动物生长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这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表明人类的职责有重要作用。

古礼规定，如果鸟兽的肉不是用作祭祀活动，其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是用作军事器物，国君就不应当射猎这类鸟兽！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和其它器物材料，这都是下级官吏仆役需要着手准备的，与国君的职责无关。

这意味着只有在将鸟兽用作祭祀与军事用途时，国君才有必要亲自去狩猎鸟兽。鲁隐公赏鱼只顾独自娱乐游玩而不顾礼仪规则的活动，自然就会遭到臧僖伯的劝谏。可见，礼制在约束君主滥用动物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资源的滥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动物资源。

人们还认为物产的丰富与政治的清明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将此提升到评价君王贤明与否的标准。如《晏子春秋》中也有不少言论是晏子专门劝谏景公务夺农时。山林河滩是动植物的栖息地，如果君王不能保护好山川河泽，无法为动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难以保障人民的生活资源，不能使人民满意，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措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情况，更与其王道政治的社会蓝图密切相关。孟子认为遵循时令以安排农林、畜牧业、渔业的发展，才能保证谷物、鱼鳖、六畜的丰收，才能够充分保障人们的生活安排，改善百姓尤其是老人的生活质量。

“养”是维护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前提。荀子主张对待动物需要严格遵循生杀得时的原则，在特定的时节里要注重养育，在恰当的时节内才可以取用，这样才能保证六畜兴旺、草木繁盛。先秦儒家所说的“养”，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再生产”。

荀子还将动物保护提升到王道政治的高度。草木鸟兽生长的时候，应当节制人们的欲望，禁止人们砍伐山林、攫取鸟兽，保护动植物的栖息环境，以保证它们能够生息繁衍、正常成长。荀子还将“以时禁发”的责任落实到虞师的身上。

先秦儒家强调对动物资源既要养之以时，也要取之以时，遵循自然规律以确保动物资源得到合理充分的发展，保证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如此才能达到生物多样性的局面，才能确保人们得到丰富而稳定的物质资源，达到“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的稳定局面。先秦儒家将动物的保护与民众的生活相联系，使之成为实现小农经济生活的重要标准，成为实现民众生活的安康乃至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重要条件。

先秦儒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动物的行为规范，更是将此上升为一种道德规范。如荀子提出“杀大蚤，朝大晚，非礼也。”杀伐过早，不符合礼制的规定。这是将生杀以时的节制程度，上升到礼的高度。

《礼记》引述曾子和孔子的话，是否属实，应当存疑。若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孔子未必会以“孝”论述人与动物之关系，相反，他还以是否“敬”区分了养父母与养犬马。这种将生杀以时的行为规范提升到孝的伦理高度的说法，更有可能出自于重孝道思想的一派。

从儒家动物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道德伦理如仁、孝、礼等等与保护动物的行为规范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既是一个愈加保护动物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拓展伦理视野的过程。儒家的伦理道德逐渐成为衡量动物保护行为的重要参考依据。

先秦儒家虽然没有否认利用动物，但强调要适当合理使用动物，并且将这种行为规范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使儒家伦理成为指导人们利用动物的重要依据，这是儒家动物保护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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