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超过多少才不是抄袭(不注明出处就算抄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不久前,我们一个学生,受老师批评,说他的硕士论文跟我以前的一篇论文比较接近那个学生辩解说,因为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而且我也很认同,已经内化为我自己的感觉了,写作时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老师非常愤怒,说这是“学术不端”,虽还没到“抄袭”的地步,但也很严重,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不超过多少才不是抄袭?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不超过多少才不是抄袭(不注明出处就算抄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超过多少才不是抄袭

什么时候,我们写文章,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认同的东西,加一个注?那是晚清才开始的。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不久前,我们一个学生,受老师批评,说他的硕士论文跟我以前的一篇论文比较接近。那个学生辩解说,因为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而且我也很认同,已经内化为我自己的感觉了,写作时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老师非常愤怒,说这是“学术不端”,虽还没到“抄袭”的地步,但也很严重。

按照现行规定,这学生确实不对,可在古代中国,这很正常。确实是这么回事。

古代中国,读到喜欢的东西,不妨用自己的语言再表述一遍,甚至直接抄下来。

什么时候,我们写文章,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认同的东西,加一个注?那是晚清才开始的。所以,我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引文,或者说引文的出现,与整个学术表达的关系。

阅读 20 世纪前后的著作,最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引语的方式也变了。仔细分析,你对别人的言论是怎么处理的,怎样引录、如何衔接、能否驾驭,诸如此类,都关系重大。

我谈一个掌故,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几十年后,冯友兰回忆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刚出版。冯先生说读这书,有一种震撼,为什么?你以为是像蔡元培说的,简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不是的。

冯先生说,最让他震撼的,是以前我们写文章都是孔子说什么,然后一个笺,一个证,再加一个按。而且,为了体现孔子的话最重要,前人的笺证次之,最后才是我个人的小小意见,字体越来越小。胡适整个把它倒过来,最关键的,是我个人的想法,下面的证明文字,包括孔子的话,都是用来证实我的见解的。因此,我是大字,孔子是小字。

他说,这一下子把他们给震住了。在他看来,这体现了五四时代以个人为中心、以我为主的思想观念。我们都知道,上下文之间,旧学新知之间,其实不只是互相论述,这其中的停顿、过渡,隐含了权力,隐含了欲望,也隐含了美感。

当然,我必须做一个小小的补正,冯先生的回忆不太准确。前面说的没错,以我为主,孔子的话,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自由引用;但字体其实是一样的,没有说真的把孔子给变小了。以前孔子字大,我们字小,五四时期改变了,都平等了,大概是当年这冲击实在太大了,以至几十年后追忆,就成了我字大、孔子字小。

晚清中国,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读书人发现,知识纷至沓来,文本斑驳陆离,如何在自己的论述里,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的言语,这个工作,远比明清时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凡是做学问,都得引,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也引。所以,“引经据典”在传统中国,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辞方式。

今天我们看元代陈绎曾的《文说》,或者是明代高琦的《文章一贯》,他们提到各种各样的引。但是这个“引”,主要是引事、引典,而不是直接引语。所以,今天的引用,和过去的是不太一样的。过去的引,主要是“事”;现在的引,主要是“言”。下面我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引言分为几种,一种是明引,注明出处;另一种,不注明出处,我们叫暗引;还有,属于正面表彰的,我们说是正引;反面批驳的,则为反引;再有,完整的引用,是全引;转述大意的, 我称为略引。现在,我就把这三组六类的引用略为铺排,看看现代中国学者是怎么写论文的。

先说明引和暗引。

传统中国读书人,也在思考,也讲知识的传递和创新,但并不刻意追求。所以,“含英咀华”“述而不作”,在传统中国,是一种美德。那是因为,古人存在着虚拟的共同信仰,似乎读书人要做的,就是准确表述往世先贤的思想观念,并用来解决当下的困惑,这样就行了,没必要再推出自己的什么奇谈怪论。知识以及真理,都已经有了,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样更好地去理解、融会贯通,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你会发现,传统的中国文人,包括很多勤奋的学者,会用笔记的形式,“博采众长”,把前人各种各样的佳言妙语,全部抄在自己的书里面。宋人洪迈,就是这样撰写《容斋随笔》的。

其实,宋元以降笔记,经常互相抄,而且不注明出处。可无论当世,还是后代,一般都不会被斥为“抄袭”。文论里确实有一句话,叫“忌剽窃”,可是请大家注意,“忌剽窃”指的是诗和文;为了一句好诗的“著作权”,甚至可以去杀人。反而是学术著作,包括考证性质的笔记,可以互相传示,互相转用,互相抄袭。

到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说了这么一句话:“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希望以后我们引别人的话时,注明出处, 且不要胡乱窜改。

后来,章学诚做了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很重要。他说,著作之体,引用古书,袭用成文,不标出处没问题;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须标明出处。也就是说,说明道理,可以随便引;但若钩稽事实,那是不一样的,谁最先考出来,你必须说清楚。这个区分,他后来加了补充说明,说为了省去大家的麻烦,希望自注出处。

为什么这么说?传统中国人为了文章漂亮,不喜欢注出处。

大家假想,你我都是读书人,我用的典故,你若不知道,那你就不配读我的文章。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不知道的典故,除非是小人物,你敢去怀疑,如果觉得对方有来头,不敢随便追问他“典出何处”。因为,看不懂,那是你的问题。

举个例子,宋代的几部笔记如《石林燕语》《老学庵笔记》《诚斋诗话》等,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梅尧臣做考官的时候,苏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卷子里有这么几句话: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个说法,考官不知典出何处。梅尧臣跑去问欧阳修,也都不知

道。等到揭榜了,问苏东坡,请问您那个典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苏东坡说:想当然尔,何必要有出处?

这是文人逸事,很好玩。一般情况下,不好随便追问人家出处在哪儿,显得自己特没学问。你我都应该知道的,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不注。

只是到了清代后期,才强调写文章要注明出处。这个事情,到了章太炎、梁启超和夏曾佑,也就是1900 年以后,才比较正规起来。

即使这样,中学和西学的书,加注的状态不一样。中学的著作,比如谈论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大体上,1901 年以后就逐渐这么做了;西学的则没有。

一个日本学者曾撰文,指责梁启超

“抄袭”,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有好多是日本人的说法。我承认梁启超确实大大得益于日本人的著作,但我否定这就是“抄袭”。因为,如果严格追究,晚清介绍西学的,绝大部分都有类似的问题。照这么说,鲁迅也是“抄袭”,因为《摩罗诗力说》中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来源的。

早年介绍西学的,都是把当时读到的著作转译,摘抄,或者重新组织起来。当然,到了 1980 年代以后,就不该再这样了。今天做西学的,再这样随便抄人家的,或者以译代著,在学界会受到严厉批评。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正引和反引。正面的引述和反面的引述, 效果有天壤之别,这点,不用多加论证。我只想提醒,引什么?

不难发现,国学中的经典,在不同的时期,容易上下其手;至于西学,则始终被我们作为正面引述的对象。我们的学生写论文, 引经据典,什么哈贝马斯、德里达,多得很;再接下来引什么?

古的到王国维、鲁迅,今的则海外汉学家,包括郑培凯先生的著作,张隆溪的我们也引。在座的,如果是大陆出来的,大概都会同意我的观察:国人写论文,不大引同辈学者的,更不引下一辈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我们也有很多引文, 但要么是老人,要么是死去的,要么就是远在天边。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全引和略引。到底采用全引还是略引, 古人很有讲究。宋人《论作文法》有云:“经据不全两,史据不全三。”写文章的时候,引经别超过两句,引史不要超过三句。因为引文太多,文章会变得支离破碎。

这跟我们现在整段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样。整段整段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同一篇文章,糅合了三种不同文体,第一种白话,第二种文言,第三种欧化语—— 自己翻译的或者别人翻译的。

你会发现,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很别扭,或者基本上没法读,只能看。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古人为什么对略引感兴趣。这可能是不太尊重前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有文章美感方面的考虑。

如何既表达对前辈的敬意,同时完成自身学术建构,还保持文章的完整性,这不容易。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没有具体的答案。

李浴洋博士曾在文章中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书末两篇附录——《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与精心撰写的《前言》一道,道出了陈平原从事此项研究时‘压在纸背的心情’。”

本文即摘自该书的“附录一”《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谈“引文”部分。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陈平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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