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评历史 刘汉俊天下晋商

（本文发表于山西日报2022年05月18日 第09版）

晋商春秋之四

天 下 晋 商

刘汉俊

　　让我们来聚焦晋商的精神气质。

　　晋商创造了晋商文化，孕育了晋商精神。

　　春秋战国以降，三晋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经商者耕耘跋涉、勤勉力行，推动商品交换，创造物质财富，服务国计民生，贡献巨大，青史留名；在漫长的行商过程中，晋商们形成了自己从商理念、价值观念、经商原则、商业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业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功在当时，利在千秋。

　　审视晋商历史，先秦之前的史料零散无序、飞白较多，西汉以后对重大事件的经典记录中，偶见商业活动史料，但对晋商记多述少、叙多论少，着墨不多。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丰富，出现了一些对晋商活动的记录文本，但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深入探索者也不多。

　　任何一种现象的可持续发展，一定有文化的力量在支撑。文化愈深厚，持续愈长久。晋商的从业精神、理念、方式、原则、价值观，构成晋商文化的四梁八柱。勤勉、智慧、诚信、创新，是晋商文化的表现形态。

　　晋商的勤奋，成就了非凡的业绩，明清以来的表现可窥一斑。

　　祁县商人乔贵发从山西一路行商到内蒙古，从磨豆腐、生豆芽起家，在包头西脑包开设“广盛公”商号，后更名“复盛公”，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等多家“复”字号连锁店，兼营绸缎、布匹、糖茶、杂货、粮油、钱庄、当铺、果蔬等20家门店。“复盛公”自己发行货币，买卖赊贷，物币两流，形成一条庞大的商业链，占据和影响着包头市场，当地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说。在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手里，乔家成为晚清巨富。一家发迹，万人相随，祁县地区的青壮汉子们哼着《走西口》小曲儿，纷纷加入了浩荡商队。史料表明，清末民初的祁县，总户数的60%有经商史，家财过百万的有数十家，号称“金祁县”“海内第一富”。

　　在山西全境，像“复盛公”这样的商号很多，像祁县这样的晋商发源地不少。有清以来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等“八大晋商集团”的联袂出现，标志着晋商发展达到高峰。雪球是滚大的，商路是蹚开的，晋商以自己的勤奋走出了生财之道、致富之路、人生之旅。

　　从汉朝到清朝，晋商保持着北部边防军需物资最大提供商、运输商、服务商的地位，清朝边防的军马草料、豆腐制品生活物品由晋商保障。为朝廷服务、为军队服务、为民生服务是这一时期晋商们的宗旨，他们把全国版图纳入视野，“买全国、卖全国”“麻雀能飞到哪里，哪里就有山西人”，敏锐地感知各地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洞察市场的瞬息万变。驼马牛羊畜产品，柴米油盐酱醋茶，绫罗绸缎皮毛线脑，有什么卖什么，缺什么买什么；只要能挣钱，一两半钱不嫌少，千吊万贯不嫌多；只要有好货俏货、有利可图，不辞千辛万苦，甘愿勤扒苦做；生活尚简朴，做事讲实在，做人求老实，即使是富裕发达起来的山西商人，依然保持面朝黄土背朝天、吃苦耐劳不虚浮的农民秉性。勤劳、勤奋、勤俭、勤勉，是他们的本色。

　　山高水长，天寒地冻，漫漫从商路，步步生死线。北方西域，沿途缺食少水，常常风沙如飙，孤魂苦旅，水险山恶，不知道吞没了多少人口和牲口；兵荒马乱，劫匪横行，多少贩夫走卒命丧恶旅；“一生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数不清的山西商人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浊酒一杯家万里，泪眼望穿南飞雁，幻想总有一天衣锦还乡，却总有一些人客死他乡、马革裹尸；“宁做穷汉妻，不做商人妇”，多少凄怨、多少哀愁，渗进了苍茫西域路，风干在烈烈西风中；有的晋商后代万里寻父，一路上枯骨成堆，血泪千行，最后只能面对荒冢一堆、墓名依稀了。

　　勤勉的山西商人用生命铺就了漫漫商路。

　　晋商输送商品，也传播文明。他们向北方游牧民族送去了农耕文明，是中国西部最早的拓荒者、开发者、建设者。他们沿西域古道设号开店，在大漠深处构筑商埠，把华夏民族的物质财富，连同文化观念、文明形态、精神财富，送进蛮荒苍凉之地，边城像雨后的蘑菇生长，文明在草原上播撒。一些边镇由于山西人渐渐积聚，被称作“小山西”“小祁县”。

　　光有勤奋是不够的，智商与情商决定事业的高度。

　　勤奋如牛的晋商试图耕耘全国商业版图，锤炼出远超土财主的战略眼光、天下情怀、商业能力和执拗意志。我曾在家乡湖北赤壁羊楼洞的青石板老街上，见识过晋商留下的深深辙痕。那里东邻湖南岳阳，北靠万里长江，水陆交通便捷，自然禀赋优良，山林葱茏，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是中俄万里茶道的出发地。

　　清朝的某个清明时节，山西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的晋商驼队路过这里，相中了这片被清新雨雾包裹的绿水青山，他们把这里开辟成茶叶生产基地、加工基地、运输基地，从几百里之外的汉口拖来了蒸汽机和水压机轧制砖茶。史料显示，祁县乔家、榆次常家的茶商在这里做茶生意，人员往来不断。

　　赤壁砖茶走天下，靠的是晋商。

　　这里的绿茶、黑茶和砖茶，经水路和陆路到武汉，从汉水到襄阳起岸，取陆路过河南、走山西，再经河北张家口直抵恰克图，向中亚、欧洲、东非延伸。这条从华中腹地出发的万里茶道，与从西南澜沧江畔普洱、丽江启程，穿行滇缅、康藏丛林，走出青海、辐射东南亚的千年茶马古道一样，都是中国茶文化的传播渠道，它们与林林总总的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一起，沟通了中国与世界，连通了历史与未来。闻香识故交，跨国寻茶味，今天的俄罗斯人、蒙古人、欧洲人、非洲人，仍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自我家乡的馥郁醇香。

　　眼光有多远，脚步就能走多远；胸怀有多宽，市场就能有多大；意志有多坚定，事业就有多高远。晋商作注，商路做证。

　　金山有路勤为径，商海无涯苦作舟。乔家大院的展墙上有一幅地图，图上那一条条曲曲折折、枝枝蔓蔓的线路，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线路是马帮驼队连成的万里商道，是晋商用血泪凝成、生命铺就的足迹。晋商从闽、赣、湘、鄂、浙等地采购茶叶等物，途经河南、山西、河北，一路走河北张家口出东口，一路走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出西口，到达内蒙古归化后，转运到俄蒙地区及北欧诸国。“投入的驼车和牛马车数以十万计”，浩大的驼阵马队以每小时2到5公里的速度，徐徐地跋涉在旱路、水路、北方草原和戈壁荒漠，行程上万里，纵横几百年。镖旗猎猎，阳关古道西风烈，天昏云暗；驼铃声声，首尾相连不相望，蔚为壮观。

　　最早注意到这一行行足迹的伟大思想家，是马克思。他在《俄国与中国人》一文中写道，“恰克图……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有人认为，这六人都是山西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章“货币与商品流通”中还提到过一个中国人——郝荫茂。有史料表明，这位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理财大臣官至户部右侍郎，祖上也是山西茶商。

　　某年冬天，我在当年名为“归化城”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玉泉区大南街办事处德胜街18号——晋商“大盛魁”商行遗址。此前，我到过这家商行在山西太谷的总部，这是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等，在清康熙年间合伙创办的。商行遗址是一处形似太谷总部的大四合院，门洞顶上“大盛魁”三字依稀可辨，庭院外墙由青砖砌成，一色到顶，保持着往日的威严自恃与神秘，有防卫功能、防火功能。院落宽敞，大气从容，沉着内敛，不事招摇，院门一关便与世隔绝。看过蛰居山西的老子，再来探视伫立在边陲风中的孙子，别有一番滋味。当地有“先有大盛魁，后有归化城”之说，这个朴素低调、几近衰败的晋商故园，是这座城市的根。

　　内蒙古的另一座重要城市包头，也因晋商而建、而兴。这里有山西商行“复盛公”的分号，因商而市、因市而城，没有“复盛公”就没有包头城。“大盛魁”“复盛公”是旅蒙晋商留在西部草原的脚印，更是中国商人走向边陲、走向草原、走向欧亚的战略支点。通过这些布点，战略物资、生活物资有序汇聚、输送，农耕产品、中原产品走向西域和异域，域外稀有产品、物种进入中国内地。晋商，是丝绸之路的编织者，茶叶之路的拓荒者。

　　风尘难拭沧桑泪，苍茫不见来时路，这样的脚印何其多！

　　张家口是山西商人开疆拓土的见证。它位于冀西北，东接山东，南通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福建，西连陕西、宁夏、新疆。清军远征蒙古各部落时，紧随的山西商人把张家口开辟成军需物资集散地、民用物资的交换地，来自内陆的盐铁、金银、绸缎、茶烟、药材、杂货汇聚于此，北望塞外，蓄势待发，张家口因此有“塞外商埠”“旱码头”之称，而操纵整个张家口地区贸易的“八大商人”，全是山西人。

　　大清朝廷为拢住这些山西商人而承诺许愿、封官赏地，但晋商们并不满足于张家口，而是马鞭北指，驼队西行，直达俄蒙和欧亚。当中俄边贸一开，蛰伏张家口伺机待起的100多家晋商，一拥而入，占据了恰克图交易市场的半壁江山。

　　除了“马帮”“驼帮”，山西人还有“船帮”。山西介休的范家在康雍乾年间，曾两次组织大型船队出海，外销丝绸、中药材、瓷器、杂货等货物，并为清政府从海外采购回铜锭。海上丝路源自乡间小路，不能不点赞晋商的眼光、胸怀和气魄。

　　家业靠勤勉，事业靠智慧。晋商的智商与慧眼，体现在开拓创新上，重要标志和杰出贡献之一，是分娩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

　　清朝道光年间的公元1823年，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也是第一家民间金融机构。平遥、祁县、太谷三地的票号成为一道风景，被称为“票号三帮”，这一带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山西票号通过汇兑、存放款，钱生钱、钱变钱、钱换钱，获得大量商品利润和金融收益，结束了靠镖局护送真金白银之劳，以及易货交易不便利、长途携带不安全的历史。

　　商机与国运相连，收益与风险同在。板荡中国，时弊丛生，无法为山西票号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公元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广州；公元1858年5月攻下天津，俄、美、英、法四国一道，威逼清政府分别签订四个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侵犯中国主权，也打击了中国的民族经济，票号捐输、借款勒索，使包括票号在内的民族商业遭受重创。艰难中求生存，逆境中寻生机，公元1862年起，山西票号与大清朝廷建立起密切的政商关系，依托票号、商贸攀附政权，包揽下清政府岁银、军饷等银钱的缴拨汇兑，贯通了全国及部分国际商业贸易资金借贷，参与了近代中国工业资本投资和资金筹措，既帮助了朝廷，也促进了自身发展，全国票号一度达到50多家，有的总号下设600多个分号，在上海、汉口等商埠重镇和边陲城镇设庄开号，有的票号还把分号开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山西票号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大清政府通过力挺票号，控制了金融这个命脉，抓住了经贸这个“牛鼻子”，掌握了抗衡外国资本的利器，一度对晋商支持有力、褒奖有加。风骚尽展的晋商集团，一举跃上全国首富的宝座。

　　山西票号，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近代银行的前身，助推了近代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发明之一。山西票号，利莫大焉；山西商人，功莫大焉。

　　晋商的智慧，还表现在精明机灵上。辛亥革命前夕，祁县“三晋源”的东家渠源祯嗅出了千里之外的火药味，赶紧将汇票全部兑成银圆，在老家地里掘了个地窖藏起来，时人讥之为保守、吝啬和目光短浅。不久战乱陡起，挤兑风潮使多家票号倒闭，只有渠氏几乎毛发无损、一文不亏，这正是土财主的精明之处。一般生意人不会把金库设在铺面，但是平遥“日昇昌”票号的老板别出心裁，在当街营业室地下刨了个地坑藏金子，强盗一步跨进大门两脚踩在金库上还不知道财物在哪里，不少店铺票号遭盗劫，“日昇昌”票号却一直安然无事，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日昇昌”票号还发明了一套防假票风险的办法，用“假票押密、以字代数”的密码方式传递票面金额，这种商业密码外人难以破译，确保了金融安全。

　　相传，还有一个山西商人精明透顶的经典故事。说的是晚清时期，张之洞进京谋官，想筹金疏通关系，无奈这位到死都“家不增一亩”的清官囊中羞涩。这位曾经的山西巡抚暗访了京城几家晋商大票号，一听说借银子10万两，老板们思量一番后表现不爽。但平遥十大票号之一“协同庆”的老板早已侦得此讯，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上门借钱的张之洞，爽快地说，10万两算什么，您老爷一下子也用不完，得，干脆给您一存折，要多少用多少，上不封顶，随时可取。张之洞大喜。其实山西老板心有盘算——他在宫中设有耳目，如皇上对张之洞有重用，买未来大清重臣的期货10万两不算多，如果花上三五万两还没什么反应，冻结这个账户也不晚。果然，钱还没花出去，张之洞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各票号前来道喜，总督大人一概不见，唯独带“协同庆”老板一同赴广东，经手两广所有的财粮国税，“协同庆”一下子暴富起来。

　　传言不一定属实，但精明却是事实，无智不商，无商不精。

　　诚者人之道，信者商之道。诚信是从商的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是晋商的价值观，是晋商文化的鲜明品质。像“日昇昌”票号这样的晋商企业建立了严格、规范、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明确的号规和用人制度，规定学徒入商号，得由上司举荐，学徒期满合格后调赴各分号供职，而且多用本地人，慎用外籍人，此所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确保知根知底、可靠可用；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当家掌柜由有顶身股者担任，商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业务和人事大权由掌柜独揽，没有特殊情况下财东不得干预掌柜，此所谓“东家出资，掌柜经营”。如此模式下，东家对掌柜讲究的是信任，掌柜对东家讲究的是忠诚。诚信，铸成晋商文化的内在品质。

　　“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是晋商的价值取向。西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的“以义制利”“义为利本”等商业理念，被后来的晋商奉为圭臬。在没有国家财力支持、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官方保护的条件下，晋商要生存、要发展，凭的是信义。传统观念认为“君子言义、商人言利”，但晋商以义为先、利他与利己兼顾。做生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缺斤少两，不以次充好；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上下和、左右和、内外和，有利同享、有难共担。仁义闯世界，信义走天下，驰骋商场的晋商建立起了良好的信用体系和信义口碑，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晋商群体。

　　晋商在闯荡天下、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培养出强烈的家国情怀。每当清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或处于危难时刻，山西商人往往不惜巨资、慷慨解囊；每遇饥荒灾难，他们疏财仗义、赈济社会，表现出仁爱善良、见义勇为的风范；每逢国难当头，山西商人识大体、举大义，尽忠报国。清光绪初年遇荒灾，仅常家一家就捐资三万两白银，得到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亲赠的匾额“好行其德”“华萼联辉”。像这样的匾额，我在常家大院见到多块。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晋商集团为保护民族商业，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外蒙政局动荡，旅蒙晋商利益受损时，晋商们又相互照应，联手转移资产，表现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精神，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守护家园、保护国家。

　　相传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长安，途经山西时已窘迫狼狈不堪。早已获得密报、精确跟踪皇上西逃线路的祁县乔家“大德通”总号，立即设馆盛情款待两宫人员和所有随驾重臣官兵，乔家的另一家商号“大德恒”则慷慨地拿出白银40万两襄助慈禧太后。此事不仅仅是疏财仗义之举，更是爱国救国之举了。慈禧太后极为感动，为谢救命之恩，她回京后特召“大德恒”主事进京，赐命筹办大清银行。对国家有爱，对社会有义，对苍生有善，使晋商逢山有路、遇水有桥，绝处重生，逢凶化吉，迎来一次次高光时刻。

　　晋商的“诚信”二字，是由“仁”“义”“礼”“智”“信”五个字铸成的。山西榆次车辋村常家大院前，建有一座牌楼，立有“中华第一儒商”字碑。常家祖上靠牧羊为生，本与仕儒无缘。常家八世常威背着褡裢背井离乡，徒步行医卜卦经商，闯荡俄蒙商城，走出了绵延数万里、连接丝绸之路的中俄茶叶之路，陆续设立“大德川”“大德常”等十大家“德”字号，“大德玉”“大昌玉”等十大家“玉”字号为龙头的近百家商号，是当时民间外贸第一大户。常老爷学识不渊深，但目光不短浅，他发达后崇儒尚读，重金延聘硕儒名师开办私塾多达17座，六七十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家家书院幽雅、书香氤氲、书声琅琅。常家儒风浓郁，子孙间常有诗赋唱和、谜联猜对，常氏家族成立的诗社活动长达13年之久，成为知名的民间学术社团。

　　如此尊学、重读、尚新的氛围下，常氏后代有机会最早接触到资本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和民主观念。常氏十三世常立教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谊，参加了“公车上书”，成为山西参加戊戌变法仅有的三位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常立教回乡隐居不露，设馆办学，讲授新学，传播新思想，推动新文化。十四世常赞春修成一代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和考古学家，对金石有精深的研究；十四世常麟书深造于国子监，推崇教育救国思想，著述甚丰；十四世常旭春曾就学于京师学堂，以诗书见长，其书法作品屡见于匾牌联碑。十六世常燕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北京学生联合会领袖，并与鲁迅、胡适、张东荪、高君宇、张友渔、侯外庐等人有密切交往，还曾与毛泽东、张闻天等有过会谈。常赞春、常麟书、常旭春、常燕生被人尊为“近代四大学者”，可谓商门出学子，儒门有商子。

　　常氏家族绵延200年，走出秀才、举人、进士170多人，除一人为官，其余皆跻身商道学界，以学养商，以商促学，商学互濡。“买卖兴隆有钱赚，换个知县也不干”，晋商尊孔、崇儒、尚学的初衷，非为后代致仕，而是为濡染儒风、培养儒商，其家训“学而优则贾”，主张学以致用，实业报国、实业救国。常家十二世常麒麟出身拔贡，学问精深，独尊孔子，有人劝他弃商从官，他说，我以子贡为榜样。子贡是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倾一方，孔子周游列国讲学传道，全赖子贡的鼎力襄助，孔子称赞子贡是“经商有道”。儒道与商道结合，成就了重仁义、讲诚信的晋商集团。常家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旧例，就是因为有强盛的文化背景支撑。如今常家大院的祠堂，仍然供奉着祖传的两件宝物，一件是牧羊鞭，告诫子嗣不忘出身不忘本，另一件是常威老爷当年走西口时的那件破褡裢，一挂就是200年。

　　山西像常家一样的儒商家族还有很多。平遥王家大院成片的屋宇气势豪迈、层次丰富而且递进，大宅门平实而不显赫，进得门来却见机巧万千。这个大院见证了王氏家族历经450年八代人创业守业的艰辛历程和农、儒、商、官四位一体大家族形成的过程；山西襄汾尉氏家族经商兴盛300年，既兴商也兴学，文以商兴、商因文盛，商儒相长、儒本商末，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据传，郑板桥就曾受聘当过尉家的私塾教师，而尉家的回报便是资助郑板桥应考科举，直到他中进士。郑板桥临别时以“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相赠，留下传世美谈。

　　徜徉在晋商大院，能感受到晋商故里儒风荡漾、书香扑面。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支撑晋商繁盛500年的深层次力量。

　　晋商既崇敬文圣孔子，也礼敬武圣关公。

　　每一位晋商心中供奉着一尊关公神像。

　　关公是晋商的英雄偶像。关公关羽关云长，今山西运城解县人，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生死与共一碗酒，情同手足一条命。他追随刘备征剿黄巾、讨伐董卓、驰救陶谦、据守徐州、镇守荆州，战功显赫。面对曹操的苦心挽留，关公毅然决然地表示“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去追随刘备，此为“忠”；火烧赤壁之后，惨败的曹操率三百残兵败走华容道，有如强弩之末，突然遭遇关羽五百精兵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但关羽念及旧情，重情重义，知恩图报，放走了曹操，此为“义”；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单枪匹马斩颜良于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地，有“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此为“勇”。

　　忠、义、勇三字敬奉关公，儒、释、道三教共奉关公，关羽登上了民间文化的神坛。他赤胆忠心、义薄云天、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秉性，他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受人尊重，他“攻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的壮举令人敬佩，他神通广大、有求必应，镇妖降魔、逢凶化吉，教化黎民、护佑苍生的传说故事源远流长、传之久远。关公之心即孔孟之心、关公之道即孔孟之道，人们对关公的崇敬超越时空、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阶层，熔铸成中华文化义勇忠信的底质。

　　关公是晋商的文化形象。千百年来，关公被作为忠臣、英雄、保护神的形象，受到崇拜、祭祀。走遍天下的晋商更是敬奉这位家乡的神明，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会馆建到哪里，把关公请到哪里。以关公像为文化形象和镇馆之宝的山西会馆山陕会馆遍布海内，是晋商们聚会议事、处理商务的场所，也是抱团取暖不受欺负和接济弱小帮扶同乡的地方，更是恭奉祭祀关公、进行忠义教育的殿堂。每一处山西会馆必供奉关公圣像，每一处山西餐馆必供奉关公神位，这种风俗蔓延开来，使关帝庙遍布全国，所谓“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明清时期仅北京一地的山西会馆就达40多处。如今沿海发达地区和港澳地区仍然时兴酒楼设关公圣像位；各地的关公圣庙长年香火鼎盛，拜客如织。

　　关公是晋商的精神领袖。晋商虔诚地信奉、敬奉关公的神勇和忠信仁义，尊崇关公“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的忠义品格，恩谢和祈求关公盖世武功的护佑，慑众驱邪。晋商乃至整个山西人把人世间最美好的词都用在了关公身上，他是中国古代唯一只有美誉、几无差评的人物形象，自东汉以来各种写关公、说关公、唱关公、演关公的艺术作品浩如烟海。“义”是遍布全国的关公庙匾额、楹联、碑文的高频字，如“义冠古今”“信义昭著”“义参天地”“义镇乾坤”“大义参天千古正人”，等等。各地山西会馆上演的三国戏，更是以关公为主角，如《三英战吕布》《关公战长沙》《古城会》等；位于苏州城东的苏州全晋会馆刻有《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砖雕；天津多个山西会馆称“关帝君为吾乡正神。吾侪蒙福古恩，乌可不报”；山东聊城关帝庙更是金碧辉煌、气度不凡，既尊本乡圣人孔子，又供远客关公，称关公“精忠贯日”“大义参天”，更有楹联“伟烈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时真君子；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可谓气贯长虹荡气回肠，足见山西商人对这位同乡英雄的膜拜。一代骁雄关羽丧身地湖北当阳的关帝庙，有楹联曰：“生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赫，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释孟德千秋智德无双”，这36个字凝练出关羽战斗的一生、显赫的一生、非凡的一生，表达了人们对英雄好汉的敬重。关公是历代山西商人的崇拜偶像和精神领袖，在中华人文精神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文圣孔子的思想，武圣关公的精神，凝成晋商文化的底色。尊文尚武，是晋商精神的特质。晋商的精气神，来自这文武之道。

　　这是晋商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作者系“学习强国”总编辑）

END

来源 | 八月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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