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韩愈（唐宋八大家导读之五）

唐晓敏韩愈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其个人与其时代古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唐宋八大家共同的思想基础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是韩愈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想命题，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唐宋八大家之韩愈?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唐晓敏

韩愈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其个人与其时代古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唐宋八大家共同的思想基础。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是韩愈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想命题。

韩愈文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韩愈之“道”，是先期时期的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即孔孟之道。对此，韩愈在《原道》中说得非常清楚：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先秦孔孟子之道，核心的思想是“仁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爱人推衍到爱物。

韩愈所继承、阐释与发扬的，正是孔孟的“仁义”思想。韩愈的文章中，“仁义”是频频出现的。如《原道》言：“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人》言：“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答李翊书》言：“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送浮屠文畅师序》言：“道莫大乎仁义” 《衢州徐偃王庙碑》言：“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

韩愈赞赏、评价他人时，首先言及的也往往是“仁义”。如《欧阳生哀辞》言：“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 《与鄂州柳中丞书》言：“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 《送区册序》言：“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言：“公于伦次为中子，仁孝慈爱，忠厚而好学，不应征举，沈浮闾巷间，不以事自累为贵。”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言樊宗师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

韩愈论述儒家之道时，提出：先秦的儒家思想，“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是说儒家之道，传到孟子那里为止，孟子之后的荀子的汉代扬雄，都“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其思想已经不属正统的儒家。韩愈将荀子与孟子加以区别。这是很重要的见解。

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不过，他们分别着重发挥了孔子思想的不同方面。大致上可以说，孟子侧重于发挥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孟子》一书言“礼”仅64次，言“仁”则多达157次。孟子还把“仁”推及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的政治理想。荀子与孟子不同，他则侧重于发挥孔子“礼”的思想，并且把“礼”与“法”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一种兼容儒法的思想学说。这与孔子就有所偏离了。

尽管孟子最接近孔子，但从汉代起，社会所理解与接受的儒家思想却主要是荀子的思想。这是因为，孟子言“仁”，包含较多的古代民主色彩，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政治现实持批判态度，并且以“师道”作为对抗君权的精神力量，强调士人在政治权势面前需保持应有的道义尊严，甚至要求君王对士人“学焉而后臣之”，孟子的这种态度自然不能为大一统的封建统治者所欣赏。与此相反，荀子强调的不是“仁”而是“礼”,“礼”的实质在于“分”：分尊卑，分贵贱，分上下，这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整个汉代，发生最大影响的是荀子。《史记·吕不韦列传》就说“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班固把《荀子》当作孔子七十二子之后的代表作。王充的思想有很多来自荀子。《论衡》中有《问孔》、《刺孟》，对荀子无此批评。荀子还深刻影响到董仲舒、贾谊等人。刘向曾说董仲舒尝“作书美荀子”，董仲舒的思想也正是对荀子思想的发展。

韩愈对孟子特别推重。他《送王秀才序》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又云：“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他在《上孟尚书书》中说道：“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这是对孟子的极高的评价。韩愈对荀子则有所批评，而对汉代儒学则更是加以批判，说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汉代儒学的价值与合法性。

韩愈崇尚孟子而否定汉代儒学，是有原因的。孟子的思想，特别是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前秦诸家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说是最有光彩的。在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在君臣关系，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看做是一种相互对待的关系。孟子还提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极端反对臣对君的阿谀奉承。孟子的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但后人坚持这一思想原则，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皇权发生冲突。韩愈本人也正的如此。韩愈自己也明白，他所信奉的先秦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只能用文章表达出来。《争臣论》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文道关系上，有几种不同说法，这就是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修辞以明道，或文以明道，其意思是说，“道”需要用“文”来“明”的。“明”，是彰显的意思，就是说，文章“明道”的过程，就是使道得到彰显的过程。反过来说，没有“文”，道也得不到彰显。这就是说，“文以明道”之说，强调的是“文”的作用。

　　“文以贯道”是韩愈的学生也是女婿李汉表述的。他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贯道的意思，是“文”把“道”串起来，在这一表述中，文与道已经是两回事，不过，文还是比较重要，因为没有“文”的话，“道”虽然也是有的，但“穿不起来”。

　　文以载道，出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载道的意思，等于是说，一、文是车、船之类的东西，道是车船所装的货，文与道完全是两回事；二是说，文的作用就在于载道，就像车、船之类在作用就在于装东西，不装东西，就没有用处了。不难看出，这表现出对“文”的轻视。相比之下，“文以明道”是最为可取的一种说法。

“不平则鸣”语出《送孟东野序》。孟东野即孟郊，是韩愈的好友，他在科场及仕途上都不得，好不容易才得以进士及第，又等了好几年才得到一个县尉的职位，县尉是个很难做的官，孟郊虽终于入仕，但心情并不畅快，韩愈当时刚刚结束了四年无聊的幕府生活，回到长安谋求调选而又未得到答复，心情也很郁闷，他为孟郊送行，就借此倾吐了自己的不平之气，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则乎？”韩愈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三种不平：一是物之不平，二是人之不平，三是天之不平。“天”、“人”、“物”就最宽泛的含义讲，又都可以称为“物”，这样，天、人、物之不平就可用一句话表示出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讲不平则鸣，主要当然是讲人的不平。韩愈的所谓“不平”，指的究竟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平”即“愤愤不平”，也有人认为韩愈 在文章中提到了伊尹、周公，因而，“不平则鸣”的“不平”就是情感的不平静，既包括愤懑，也包括“欢乐”、“欣喜”。如有人这样讲：“‘不平’是指‘不平静’……内心不平静既可因哀怨不满之情所致，也可因欢愉欣喜之情所致。举凡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使人之内心不能平静，如周公之鸣，就是以幻愉欣喜之情歌颂周朝之盛德。”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有理，其实是不确的。首先，韩愈的不平指的是一种“不得已”之情。对此韩愈自己讲得很清楚：“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而“不得与不平静是不能相等的。不平静只是情感的波动状态，自然可以包括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不得已”却不同，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主体想摆脱这种情感，却做不到。显然，这只能是愤懑、哀愁之类的情感。欢乐、欣喜的情感有很高的享受度，可以说是不平静，却不能说是“不得已”。其次，人们之所以认为韩愈的“不平”是不平静，主要是考虑到韩愈在下文中提到了伊尹、周公等人，觉得若言不平为不得已，即与伊尹、周公之鸣有矛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伊尹鸣殷，并非是歌颂盛世。伊尹固然是殷初的大政治家，但他作《伊训》和《太甲》，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情况：太甲登位之后“无道”，伊尹不得不夺去其王位，《伊训》正为此而作。周公作《无逸》更不是“以欢愉之情歌颂周朝之盛德。周公辅佐成王时受到成王的猜疑，管叔、蔡叔又与他作对，他须剖白心迹、劝导成王，这可以说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之情。总之，韩愈的不平，指的就是“不得已”。韩愈看来，这种不得已之情是创作的主要动力。

韩愈这两个文学思想命题，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韩愈主张文以明道，是因为道不能行，只能以“文”来“明道”，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命题之时，即有“与世龃牾”的强烈感受，心中郁积着不平之气，也就是“不平则鸣”。如果说文以明道与不平则鸣有所区别，那主要在于：“文以明道”是对文学创作内容的要求，而不平则鸣则是对文学创作心理动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