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恋人王国祥的个人简介（白先勇与王国祥）

“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

——节选于白先勇 散文集《树犹如此》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迁入「隐谷」这栋住宅来的。

这个地区叫「隐谷」，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当隐蔽，虽然位于市区，因为有山丘屏障，不易发觉。

当初我按报上地址寻找这栋房子，弯弯曲曲，迷了几次路才发现，原来山坡后面，别有洞天。那日黄昏驱车沿着山坡驶进「隐谷」，迎面青山绿树，只觉得是个清幽所在，万没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长达二十余年。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需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至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芭芭拉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清香甘冽，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

邻舍有李树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血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

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

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恢复了。

那年我刚拿到终生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柏克莱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

我们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

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义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

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於春意盎然起来。

1989年，岁属马斗，那是个凶年。

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树，如遭天火雷击，骤然间通体枝焦而亡。

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教人来把柏树砍掉拖走。

从此，我后院的两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详，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样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和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回忆，又涌了回来。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

一九六零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中心，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

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血小板、血红素等统统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

这种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

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症病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疗。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原。

这样一来国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

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CC。由于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那时我只能在一旁帮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

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

奚大夫开始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

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

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

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CC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

由於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

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

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欢的饭馆去大吃一餐。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

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中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

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已经达到末期。

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

我发觉原来大陆上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疗效还很好。於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能够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

我把想法告诉国祥听，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

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

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甚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愈。

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叠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

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吴大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

我听闻浙江中医院也有名医，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

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於我重於一切。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

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相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

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於朋友。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

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於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

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洒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於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

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

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

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搜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

冬去春来。

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

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义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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