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地位和影响(变成虫子也许是一种幸运)
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
——马尔克斯
很多人知道卡夫卡这个名字是从《变形记》开始。
关于《变形记》,人们对“标准”式评并不陌生,诸如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底层小人物命运等等。
然而读过之后发觉,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可能,而小说里“变形”的,又何止格里高尔一人……
01
《变形记》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一开始家人还想着帮他保住工作。作为家里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给家里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接受了格里高尔不能变成人、不能赚钱的事实,家人开始另想办法。把挤出来的房间租出去,以赚取收入。日子久了,只有妹妹还记着哥哥,给格里高尔食物和牛奶,其他人已不闻不问。
格里高尔以妹妹的音乐才能为荣,一直希望能让妹妹去音乐学校。
一次妹妹在给租客拉琴的时候,格里高尔因为对妹妹的音乐着迷而不自觉从房间里出来,随着音乐扭动,这一举止吓坏了租客,也让家人蒙受损失,父亲因此还打伤了格里高尔。
自此,家人把他看成累赘,格里高尔也不敢出门,默默在自己的卧室中死去。当发现格里高尔已死,家人如释重负,心情灿烂地出去游玩了,似乎一切都会变好。
看惯了特效和科幻的今天的人,对《变形记》的情节不会陌生。
只是在一般的科幻电影中,当一只大虫子出现,或者一个人变成了虫子,无论这个人自己,还是周围其他人等,都会经历惊恐甚至歇斯底里的过程。
电影《异形》中异形从寄生的人身体中出来的场面,被奉为影史经典。
据说当年拍摄的时候演员并不知道异形会从人体中绽出,因此实际拍摄的时候女演员的惊叫都是现场真实的反应。
这种反应才是人发现异变的常规反应,虽然多了些惊悚成分。
然而《变形记》里的笔触平静得骇人。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就是小说的开头,似乎人变成甲虫毫不奇怪,就像一觉醒来得了感冒那样轻描淡写。
而发现了自己变成大甲虫,格里高尔没有尖叫,也没有什么过激反应,问的是“自己是怎么啦?”
在确定不是做梦或者什么短暂的病症之后,他开始担心自己这副身体上不了班,无法坐飞机,完不成工作任务。
格里高尔这种心态真的是“社畜”真实写照了,生了病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对工作的影响。
02
不只是主人公自己,家人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反应也很冷漠。
短暂的惊讶过后,家人开始担心生计问题,而发现格里高尔不仅不能给家人带来经济收入,反而还会成为累赘的时候,家人对他的态度只有厌恶。
就连小说里最善良的妹妹,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说不上好,只是和家人的态度相比,更温和罢了。
在主人公身体变成虫之后,感官与习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虫的特征,但卡夫卡从来没有放弃用人的视角来描写世界。
即使格里高尔已经不能说“人”话,说出来的全是“动物的声音”,动物本能吸引他爬向食物等等,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人。而读者也依然认为他是人。
家人对格里高尔的冷漠不是从变成甲虫开始的,变成虫只是让这一切浮出水面了而已。
在格里高尔是人形形态的时候,家人对他的认知仅限于家庭的经济来源。
同样,变成甲虫之后,家人的厌烦并不来自于对甲虫本身,他只要躲在屋子里不出来,就没人在意。
每次格里高尔遭到家人嫌弃甚至毒打,都是在他影响了家人的收入的时候。
所以不管格里高尔是人还是虫,他被家人看重的都只是他的“功能”。
这一点和妹妹形成反差。
在格里高尔赚钱“功能”完好的时候,妹妹是被家人嫌弃的那个,家人对妹妹的音乐梦嗤之以鼻,只有格里高尔还想着攒钱让妹妹去音乐学院。
而一旦格里高尔“功能”丧失,妹妹就变成家人关注的对象,被赋予了“功能”的可能性。
在社会中,当一个人不能再履行社会责任,尤其不能赚钱的时候,就会被定义为“没用”。
在这种逻辑中,同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红利”,老了就会变成“负担”。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所在,所谓“久病床头无孝子”,说的就是当人的“功能性”消失,变成负担的时候,亲人的态度转变。
03
不只家人,人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以“功能”来衡量。
变成甲虫的身体与自身对自我的认知严重不符,而身处社会中的我们,在工作中变身“甲虫”的时候,也会无数次在心里问“自己是怎么啦?”
网友调侃人们对一件事先前反对后来又接受的转变是“真香”。
一件事“真香”很少因为这件事本身,而是其他事情更恶臭,相比之下,这件事情就“真香”了。
如果存在巫师的水晶球,让十几二十几岁的人看到自己的未来,他一定不会认可水晶球里的那个“自己”,他会问“我是怎么啦?”。
其实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都会变成甲虫,只是人形的身体让人不去想那些,反正大家都如此,我跟“常人”一样就好。
这种状态是海德格尔说的“沉沦”,然而“沉沦”是人生的常态,找到、面对真实的自己从来都很难,需要极大的勇气。
从这个角度说,变成甲虫或许是格里高尔的幸运,正是这一令人不适的外观让他有机会看清人生的“真相”。
德勒兹和加百列这样评论卡夫卡小说的“变形”:变成动物不是人的“退化”,恰恰相反,而是积极的“逃离”,让自己成了一种“无意义”存在,逃离了“意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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