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毛泽东）

文/夏明星 孙津津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 （右起）

在许多毛泽东的追随者看来，长征简直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业。1977年9月9日，开国上将萧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长征胜利的灯塔》一文。文中说：“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进行长期革命战争中的一次极其光辉的伟大革命实践。”

事实上，诚如毛泽东所言：“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长征中，毛泽东这朵卓尔不群的“荷花”、这位无可争议的“好汉”，也有三个帮手支持。

他们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早在1934年春，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纸上谈兵，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糟。万般无奈，李德建议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六七月间，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便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了。

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一个“三人团”，成员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间里，一次在苏区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退出中央苏区，一路向南突围，然后沿赣、粤、湘、桂边缘转战，欲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因此，一开始时把战略大转移称为西征，把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

博古、李德等人酝酿的战略大转移，毛泽东一开始根本不知情。虽然被允许一起战略转移，但他被解除军职已经整整两年了，想在军事问题上发言，又谈何容易！

获准随军转移之后，毛泽东特别提出，把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张闻天）、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行动。之前，王稼祥就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二人甚为相得，毛泽东也想趁机做张闻天的工作，故有这一请求。

博古、李德最初设想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只是准备到湘西去，最后却万里转战到陕甘宁，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意志。当然，还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鼎力支持。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产，但红军也付出惨重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博古、李德的气焰受挫以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军事工作，此时毛泽东才能畅所欲言。

1934年12月10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是，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战略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部署了近20万重兵，张开口袋等待红军钻入，企图一网打尽。

面对如此危局，毛泽东第一个提出异议。《周恩来传》记载，“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朱德传》记载，“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记载：“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12月12日，博古、李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六人在通道城临时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遂有“北上”“西进”之争。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有力支持。博古不再固执“北上”湘西之见，李德愤而提早退出会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有参加通道会议，但他以具体行动支持毛泽东：会后下午7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应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连续转战两个月的部队得到了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北上”与“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博古、李德还在坚持“北上”的主张，竟然电告红二、红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最坚决，而周恩来的支持具有决定性作用：“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继续西进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诚如《毛泽东传》中所说的，“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朱德传》中也说，“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转战到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今草塘） 一带。这时，博古、李德“北上”之心仍存，强烈主张不过乌江，“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以压倒性多数，共同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维持黎平会议决定，并决定强渡乌江。

但是，只要博古、李德还在台上指手画脚，“北上”的杂音就会不时出现。于是，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赶下台。由于对毛泽东了解日深，“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袭占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明今后的方向。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第一个发言支持。

朱德紧随其后。“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第三个发言支持，他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让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会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个月后，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1961年，朱德在回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毛泽东把最得力的支持者团结在自己周围，一起指挥中央红军，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一路转战，成功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

长征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主持了军事工作；而毛泽东能够主持军事工作，主要是因为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鼎力支持。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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