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当众宣布（邓颖超当众宣布）

1979年3月10日，居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老百姓照常上街遛弯，当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侧时，惊奇地发现，以往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栏杆已经全部被拆除了。

人民大会堂这是真的要对外开放了？

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

图|人民大会堂

许多老人至今仍然记得，当年人民大会堂开放这天，排队参观的人从人民大会堂东南侧一直排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足足有上千人的壮观景象。

“排队参观那天，人山人海”

那个年代人们普遍收入也不高，人民大会堂的票价只有2毛，那时的烧饼也只卖5分钱一个。

走进人民大会堂以后，里面富丽堂皇的景象，还是让人们感到神奇。

“楼梯上都铺着红地毯，确实要比家里的房子好。”

不少外地的农民看着那副《江山如此多娇》的画作，也忍不住感慨：

“庄稼人能有今天，知足了。”

人民大会堂在建成指出，一度是对外开放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开会期间，人民大会堂每周都会设一两天开放日，供人们参观。只是到了60年代后期，才渐渐不对公众开放。

图|邓颖超

1979年1月27日，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各种装饰均感到好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当众向群众宣布：

“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从1959年建成直至今天，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不灭的记忆。

“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这个建筑属于人民”

毛主席早有想要修建一个可容纳万人开会的大会堂的想法。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举行。

在党中央入驻杨家岭之前，杨家岭只是延安一个不大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口，那个年代正值抗战最关键的历史时期，日伪军在敌后根据地施行烧杀抢掠的政策，国民党当局也对陕甘宁边区施行封锁，延安的生活环境十分困难。

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入驻杨家岭以后，喊出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一座光荣的建筑。

说起来，之所以要建这所中央大礼堂，主要是为党召开七大服务。

图|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党中央酝酿召开七大，已经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酝酿过召开七大，可由于战争年代条件困难，会议的时间不得不延迟。

抗战时期，中央几次酝酿召开七大，但都因为种种变故，不得已而延期，一直到1944年5月，中央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才决定于次年4月23日，召开党的七大。

中央酝酿召开七大期间，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建一座大礼堂，并将任务交给了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青年建筑学家杨作材的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杨作材还主持了一系列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建筑，如中央办公厅办公楼、王家坪中央军委机关礼堂。

那个年代建一栋标准的礼堂，并不太容易，况且还是在延安困难时期，但大礼堂的建设依然十分考究。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顺利召开，朱老总在大会上深情地说：“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

图|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局限于年代，延安杨家岭大礼堂设计可容纳1000人在里面开会，不过在当时已经殊为难得。

尽管如此，毛主席依旧感到有些惋惜：

“等以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建立一座可以容纳上万人开会的大礼堂，让党的领导人能和群众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随着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也几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建一座大礼堂。

1956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国家日渐富裕，人民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党中央再次酝酿，建设一座大型的礼堂，以便于中央开会时使用。

1958年7月，北京市规划局专程赴莫斯科考察，准备筹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礼堂，当年8月，党中央专门作出指示：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这些工程还有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这些重大建筑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图|1958年，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审查天安门广场改建方案

距离1959年十周年国庆，已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时筹建大会堂，不仅没有选定地方在哪儿，就连设计方案等各项准备工作还都是零。

一开始有关设计方案，就陷入到巨大困难中。

不少的老建筑专家以前从来没有设计过如此规模庞大的大会堂，设计思路打不开，仍然是按照老一套来设计。

对于大会堂的设计建造，总共也有几个问题，比如大会堂选址究竟是要选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还是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大会堂的设计高度，是否要超过天安门；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等等，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专家们。

周总理对大会堂等一系列的建筑提供了许多帮助，并大胆建议，要广泛发动群众，让一些年轻的优秀的建筑专家也参与到设计当中。

历经几次初稿的修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决定采用北京市规划局的，于1958年10月14日审议通过。

图|周恩来

从1958年10月26日开工建设，到1959年8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人民大会堂建设汇集了当时全国的能工巧匠，平均每天在工地现场参与施工的人数就达到了1.4万人，巅峰时期更是高达3.5万人，庄则栋、邱钟慧、吴浮山等世界冠军都曾在人民大会堂工地现场劳动。

更为关键的是，大部分参与施工的人大都是义务劳动，不要报酬。

1959年9月9日，毛主席在万里的陪同下，到竣工的大会堂视察，当时工程主体已经完成了建设，但现场还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一听说毛主席来了，呼啦一群人全都围了过来，争相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后，环顾四周，不由得啧啧称奇，末了问了一句：

“现在这个建筑有名字了没有？”

一旁陪同的万里对毛主席说：

“这个事情曾问过总理，总理的意思是让您来起名。”

毛主席随即又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个建筑。”万里答道：“我们叫它大会堂或者是人民宫。”毛主席同大家在一起讨论了半晌，最终拍板决定：“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建筑也属于人民。”

周围的人都拍手鼓掌，为这个名字叫好。

图|人民大会堂建设现场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所有工程全部竣工，6天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周年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人民大会堂前彩旗飘飘，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前热情地表演了孔雀舞，成为那个年代人们难忘的记忆。

“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初，一度对外开放，在中央不举行会议和活动的时候，每周会有一两天的时间对公众开放。

1959年9月30日晚，宣武区炭儿胡同小学的同学们，受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千人朗诵，为共和国庆祝生日。

老人李铁营参加朗诵时只有10岁，但对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朗诵一事，始终没有忘记，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国庆活动，是他毕生的荣耀。

“朗诵很成功，孩子们还收获了更多的惊喜——面包、汽水、游艺……那些好吃的平时很少能吃到，玩游艺，我还得了不少奖呢！”

图|毛主席观看天安门广场等建筑设计图

1960年1月26日，解放军驻北京机关、部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还邀请了部分军烈属出席，带着孩子们在现场做游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许多六十年代参观过人民大会堂的老人们对此的印象更深。

“都是单位发票去参观的。”

家住西交民巷的老人李建华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北京各单位团体都组织参观，先是机关，然后是厂矿，再是街道。有的人在参观的前一个晚上就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时候参观人民大会堂，似乎也不收费，每逢重大节日，人民大会堂都有活动，各单位都会组织大伙一起去参加，人民大会堂不仅仅举办文艺活动，还有各式各样的游戏，比如套圈什么的，大人们都对这些活动感兴趣，就更别提孩子们了。

一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人民大会堂被封闭起来，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

不过，随着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人民大会堂是否对公众开放，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人民大会堂究竟还是不是人民的？”

一些中央领导，也在各种会议场合提出过这些问题。

图|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的老同志对人民大会堂封闭的做法表示不满。

基于这样一种情况，人民大会堂重新向公众开放，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1月27日，中断了15年之久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向大家宣布：

“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向公众开放。

就在开放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外人山人海的场景，让许多老一辈人印象深刻。

一个小小的改动是，以前人民大会堂是各单位组织参加活动，没有门票，也不收票钱。但1979年对公众开放后，收门票2毛，另外在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的画作前，也设置了两个摄影点，收取一定的拍照费用。

这一举措也标志着人民大会堂商业化改革就此开始。

那时候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活动或者放映电影，也会在人民大会堂，供人们观看参观。

图|1979年春节联欢晚会请柬

图|请柬背面

人民大会堂开放之初，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们嫌人民大会堂开放得太少，当时人民大会堂可供参观的包括中央大厅、万人礼堂、宴会厅、迎宾厅外，就只有湖南、广东、四川等厅，大家也有不少微词，毕竟大老远的过来，人们都希望能看看自己家乡的厅。

1979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还专门解释了“开放太少”的原因。

时至今日，人民大会堂也不是所有厅都开放，比如山东厅、上海厅。

人民大会堂商业化的探索

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外开放，并收取门票费用。

尽管人民大会堂最初还设有2毛钱的门票费用，但也仅仅只是能维持日常的开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大会堂每年的财政支出就高达上百万，但它的收入却几乎没有。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后来还有一个创举，就是在内部开设小卖部，通过营收减轻人民大会堂维护以及水、暖、电等开支。

也因为受到小卖部的启发，人民大会堂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

1984年，中直机关推行部分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试点，当时人民大会堂归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辖，大会堂管理局也向上级单位提出，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渐减少行政经费，力争五年后实现自给自足。

当时中办负责人立即批示了同意。

图|人民大会堂国宴厅

人民大会堂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措施后，一个最大的改动是，人民大会堂所属的各厅可以出租供人使用。

1986年7月4日，在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开了一场独唱音乐会。

这也是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投入商业演出，据时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开音乐会，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当时进入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一张门票就要几百元，相当于境况稍好的家庭几个月的工资，但那场音乐会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帕瓦罗蒂的名字一时间也为中国人所熟知，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大会堂也因此增添了商业化道路上的信心。

图|1986年7月4日，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演出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人民大会堂加快了商业化的探索，吸引了许多单位的注意，一开始只是各部委以及行业协会举行活动，接着就是一些国企，然后是一些外企，最后是民营企业。

1994年，李志起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开了第一家公关公司，专门负责为企业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说起人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好奇，李志起这样谈了一段话：

“一开始，人民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大力扶持个体经营以及私营经济，民营企业租借使用人民大会堂的频率越来越高。

而在那个年代民营企业使用人民大会堂作为开会庆典的场所，无形中也增加了自身的名气。

图|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1994年7月8日，一个来自广州的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一个壮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公司十五周年庆典。

那时国内的公司，尚显不是很惊奇，尤其是测绘行业，许多人都迷信外国企业，对国产不屑一顾，结果这个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吸引了无数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容纳450人，结果一下子来了700人，公司在市场迅速打开了。

尽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活动，价格上要高不少，审批十分严格，而且有时难免因国家机关临时举办活动而取消或延期，但也不影响人们对于使用人民大会堂场地的喜爱。

当然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同时也引来了争议。

2006年9月22日，国安七炫与中国台湾吴建豪“跨国组合”的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举行。演出才进行到三四十分钟，就被人民大会堂管理人员叫停。

因为就在演唱会举行期间，管理人员发现，现场歌迷因为情绪激动，做出踩在椅子上、站在桌子上的举动，甚至还有乱丢垃圾等情况，管理人员喊破嗓子，也无法制止情绪激动的革命，无奈只好叫停演出，一直到现场安静以后，才又重新开始。

照片被发到网上以后，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

人民大会堂为了避免类似的行为，也做出了许多规定，尤其是对于承接社会类活动，避免了类似情况再发生。

依托于市场化的推进，人民大会堂在管理上也相应的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人民大会堂收入逐步增多以后，从原来需要国家划拨行政军费，不仅能做到自给自足，还能搞创收，虽然没有人民大会堂商业营收的具体数字，但据一组数据显示：

“从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到2004年10月底，25年间共接待海内外参观者504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要承办各种会议及活动3000多次，2003年的人民大会堂的经济总收入是1979年的100倍。”

事实上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以后，1980年5月，中南海作为国家权力中枢，也实现了部分对外开放，到每周六日，有组织的接受公众游览参观。

到了90年代以后，大连市政府也为公众参观，而到了新世纪，据说外交部每年都会组织“公众参观日”。

图|人民大会堂纪念册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在人们旧的认知中，“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完全就是对立的，但到了今天，一切在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系指导下，政府单位也不再对公众保持神秘。

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越来越自信，共同建立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期待”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