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武汉是如何划分的(三国时期的武汉)

众所周知,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合称。武昌之名,最早可溯源自三国时期。《三国志·吴主传》载:“(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孙权偷袭关羽取得荆州后,驻军在公安县,后迁至鄂县,改名武昌,大概是取“武功昌盛”的意思吧。这就是武汉三镇中武昌得名的由来。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受封吴王,即以武昌为都城,直至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迁都至建业。在三国时期,武昌作为东吴都城有8年时间。

不过,武汉的朋友们先不要高兴太早。孙权建都的武昌,并不在现在的武汉市,而是在鄂州市。现在的武汉市区,当时叫夏口,又叫沔(miǎn)口、鲁口,属荆州江夏郡沙羡县管辖。所以大家看《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历史资料,说到武昌的,都不是指武汉,而是指鄂州,说到江夏、沙羡、夏口、沔口、鲁口的,才是指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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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标:长江大桥

如今的武汉市太大了,已经包括了古代的多个地名。为避免误解,本文所说的武汉,仅指汉江汇入长江江口一带的传统武汉城区。

武汉在东汉时为沙羡县,只是江夏郡下辖的一个户籍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当时江夏郡的治所在西陵县(今武汉市新洲区,是远离市区的郊区,原为新洲县)。而夏口,更是沙羡县城以北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孙吴以江南立国,长江沿岸城市的地位空前上升,夏口的战略价值也不断凸显,沙羡县和江夏郡先后移至夏口,直至隋唐时期,夏口的地位超过了原来的武昌,取得了武昌之名,而原来的武昌只好改名寿昌、鄂城、鄂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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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相关地名示意图

一、刘表时期,黄祖修建偃月城

汉水古称夏水、沔水,所以汉口、夏口、沔口都指汉水汇入长江的江口一带地方。入江口之南有鲁山(今武汉龟山),所以这一带也称鲁口。本文为表述方便,主要使用“夏口”这一名称,只是需要注意,汉口、夏口、沔口、鲁口,都是同一个意思,指的大体上是同一个地方。

夏口一带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文献资料记载曾有军队在此屯驻。东汉时的沙羡县城,大概位于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一带的长江东南岸,当时的夏口,只是县城北郊30公里以外的小山村。

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首次改变了夏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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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武汉历史命运的男人——刘表

东汉时的荆州刺史,主要职责是镇抚群蛮,其治所在武陵郡。东汉末年,荆州的地方豪族势力叛乱四起,刘表单枪匹马来到荆州赴任,无钱无兵,他主要是通过与襄阳世家大族蔡氏联姻,依靠蔡氏的势力,才得以在荆州立足。襄阳原本只是南郡下辖的一个县,刘表将襄阳县升格襄阳郡,并以襄阳郡为荆州刺史治所。

襄阳成为荆州政治中心后,夏口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襄阳位于汉水上游(相对夏口而言),夏口位于汉水下游且是入江之口,在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古代,夏口是由汉入江或由江入汉的枢纽,因而也是从军事上保卫襄阳的战略要地。

刘表在襄阳站稳脚跟后,派大将黄祖为江夏太守。出于保卫襄阳的需要,黄祖在夏口西北处的汉水北岸修筑“偃月城”(今武汉市硚口区江汉桥北岸一带),也称“却月城”“缺月城”,因城墙在江边围成半圆形似弯月而得名,并将江夏郡治和沙羡县治迁至偃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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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月城、鲁山城、夏口城在现代武汉地图上的大体位置

黄祖其实是善于用兵的骁将,他曾设伏射杀孙坚,可见其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弩兵部队。孙策曾说黄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而孙策被时人评价为“才略绝异”“多谋善用兵”,连孙策都对黄祖忌惮三分,可以想见黄祖之多谋善战。

孙坚死后,孙策、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四次兴兵进攻黄祖,战场就是夏口的偃月城及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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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也是一勇将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氏兄弟与黄祖的四次夏口之战情况如下:

第一次,是在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时刘表遣从子虎、南阳韩晞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前锋。策与战,大破之。”

第二次,是在建安八年(203年),“(孙)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

第三次,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第四次,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这些记载或有虚美夸大之处,但总体而言,在前三次战役中,孙军在水战阶段占上风,到了攻城阶段,孙军就不是黄祖的对手了。因此前三次战役最后都是以孙军败退而告终。由此亦可见黄祖所建偃月城之坚固。在第四次战役中,董袭亲率敢死队冒险突破黄祖设在汉水入江口的封锁线,从偃月城靠江边没有城墙的地方攻入城内,这才打败黄祖。

孙权虽然打败黄祖,但无力占领夏口,随即撤军回江东。刘表命其长子刘琦为江夏太守,重新占领了夏口,其根据地仍然是黄祖所建的偃月城。

二、刘备时期,加筑鲁山城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大举南征荆州。据《三国志·先主传》,“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根据以上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夕,刘备与刘琦会师于夏口。赤壁之战的主战场位于今湖北省赤壁市(原为蒲圻县)一带,位于夏口西南,距离100多公里。因为曹操南下的部队以骑兵为精锐,又急于占领江陵夺取军粮物资,因此没有走汉水水路,而是计划在占领江陵后,从赤壁渡江,经由陆路直取孙权所在的柴桑。因此,赤壁之战的战火没有波及至夏口,这使刘备有充分的时间经营夏口,加强偃月城的防御,在夏口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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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地图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战败后,大军北撤,留下曹仁守江陵县(即南郡治所)。此时,刘备、孙权决定联合夺回江陵,夏口成为攻打江陵的桥头堡,刘、孙两军便分别占领夏口,刘备在江北,以偃月城为据点,孙权派出周瑜在江南,以东汉沙羡县旧城为据点。

在孙刘联军的压力下,曹仁弃城退至襄阳,而周瑜不久后也病死,江陵遂为刘备所有。刘备派关羽镇守江陵,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被吕蒙袭取。

而夏口,依然是刘、孙两家划江而治的局面。孙权以程普为荡寇将军、江夏太守,据守长江以南的沙羡故城。刘备则以长江以北的偃月城为中心,谋划加强夏口防御。

刘备总结了黄祖所建偃月城的缺点,就是偃月城南面临江处是没有城墙的,当年黄祖自恃有艨艟大船可以封锁江口,故不以为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偃月城防御的一大命门。

于是,刘备在偃月城对面的汉水南岸的鲁山(今武汉龟山)山麓修筑了一座鲁山城,鲁山城与偃月城夹江而守,可以互为犄角,弥补偃月城南面的缺口,大大提升夏口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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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备在夏口下了不少血本,也颇有成果,但夏口毕竟远离刘备主力部队所在的江陵、公安等处,刘备所据守的夏口江北的偃月城和鲁山城,实际上是夹在曹操和孙权之间的一块“飞地”“插花地”。真要打起来,如果江陵和公安的援军不能及时赶到,偃月城和鲁山城的守军就会沦为孤军,处境必将十分艰难。

因此,刘备在取得益州后,忍痛割爱,与孙权达成协议,“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也就是将夏口的江北部分让给了孙权,使孙权取得长江南北两岸的完整夏口地区,以换取孙权承认刘备对南郡、零陵、武陵三郡的统治权。

三、孙吴时期,形成“夏口三城”防御体系

(一)孙吴在长江南岸建夏口城

因刘备主动退出,孙权取得了完整的夏口。此后,刘备忙于和曹操争夺汉中,孙权与曹操的主战场则转移到淮南,荆州地区暂时没有重大战事。这一段时期,曹操在夏口西北距离约75公里的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置江夏郡,以文聘为江夏太守,与驻守江陵的关羽时常有小规模冲突,但均未波及孙权控制的夏口。

在程普死后,继任孙吴江夏太守的是孙皎。孙皎是孙氏宗室,也是善战的名将。由于当时三国的微妙关系,孙皎在夏口,既要正面硬刚北边的文聘、曹仁,又要暗中提防西边的关羽。因此,孙皎镇守夏口期间,甘宁、蒋钦、潘璋等孙吴名将均在其麾下,夏口的兵力十分雄厚强劲,可见孙权对夏口之重视。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趁关羽北上攻打襄阳之机偷袭江陵。此役中,吕蒙为大都督,孙皎为后继,驻守夏口的重兵发挥了重要作用。攻下江陵后,南郡、零陵、武陵尽入孙权掌握,孙权先驻公安,后迁至武昌(今鄂州)。

孙权定都武昌之后,距离武昌仅50公里的夏口,地位陡然上升,成为拱卫京畿的屏藩。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孙权“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这就是说,孙权定都武昌,完全是因为有夏口(即江夏)这个天然屏障。

不过,光靠长江天险还不足以守夏口。魏黄初三年(222年),魏军大举征吴,曹丕亲至宛城督战,遣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攻江陵。为配合曹真等人的攻势,江夏太守文聘率军“别屯沔口,止石梵,自当一队。”

前面说过了,沔口即夏口,文聘能够屯兵在沔口,应该是占领了沔口的部分地区,很可能就是该地的江北部分。石梵今址不详,据考证可能在今汉川市或天门市。从文聘的行军路线来看,应该是试图从夏口北部渡江,不成后退守石梵。尽管渡江不成,但文聘也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因而能够以功升任后将军。

魏军占领夏口的江北部分后,孙权就需要着手加强夏口的江南部分的防御。孙权的措施是,在夏口的长江南部再筑新城。

孙权选择的筑城地点,在黄鹄山(今武汉蛇山)山麓,名为“夏口城”。《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二年(魏黄初四年,223年),“正月,城江夏山。”《水经注》载:“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鄂州》载:“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孙权在修筑夏口城的时候最早建起来的,当时是作为城墙西南角的瞭望塔来使用的。当然,孙权所建的黄鹤楼早已毁于战火,现在的黄鹤楼是20世纪80年代重建的,钢筋水泥建筑,里面还有电梯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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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黄鹤楼

黄鹤楼所在的蛇山,只是夏口城的一角,可见夏口城的规模不算小。夏口城建好后,孙权的信心大增,提出了“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战略方针,并破格提拔宗室孙奂的部将张梁为沔中督,负责从沔水(即汉水)北上经略长江以北的地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入沔”策略很有成效。《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226年) ,“秋七月,(孙)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这里的江夏,是指魏国设在安陆县的江夏郡,孙权能够出兵至安陆,说明他已经收复了当年被文聘攻占的夏口的江北部分。虽然孙权未能攻下安陆,但他成功地将战线向北推移70多公里,为确保武昌重镇的安全,留出了战略纵深空间。

到了吴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为配合蜀汉诸葛亮北伐,孙权起兵攻魏,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直接就打到了襄阳,无须顾忌魏国设在安陆的江夏郡兵切断其后路,表明安陆很有可能已在孙权的控制之下。

吴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趁曹芳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孙权故伎重演,再次兵分三路攻魏,卫将军全琮攻芍陂,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柤中(襄阳郡上黄县的一处地名)。

两次战役,孙权都未能攻下襄阳,无功而返。但两次战役表明,在孙权统治后期,魏吴交战的第一线已经大体稳定在距离夏口260多公里以外的襄阳,此时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防线是绝对安全的。孙权“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方针,与诸葛亮北伐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魏国的反攻

孙权建成夏口城之后,夏口城与原有的偃月城、鲁山城合称“夏口三城”,这三座城分别位于现在武汉市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基本上就是后来武汉三镇的雏形了。

“夏口三城”组成了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不仅有利于打防御战,而且有利于屯驻更多的军队,通过实行屯田垦荒(江汉平原正是适合发展生产的鱼米之乡呀~),积蓄战略物资,增强后勤保障能力。这是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与魏国的争夺战中占据上风,屡屡把战火烧到魏国境内的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孙权晚年,政治昏暗,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之争”导致许多文武官员被杀、被逐,连陆逊那样的当世无双的名将,也因为支持太子孙和而遭到斥责,抑郁而死。孙权死后,孙峻、孙綝先后把持朝政,宫廷政变频频发生,文官武将因站错队而被杀、被逐的难记其数。镇守夏口的都督同时又是宗室的孙壹、孙秀先后率部降魏。吴国国力因内耗而大为削弱。

倒是魏国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秉政的司马懿父子在用人方面颇为英明,先后启用王基、州泰、羊祜、胡奋等能战之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平庸无能的逯式等人则遭到罢免。

渐渐地,魏吴两国在荆州特别是夏口战线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魏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魏嘉平二年(250年),征南将军、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此前,魏国的江夏郡治所设在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王基在上昶(今湖北省孝感市)筑城,将江夏郡治所迁移至上昶城,相当于把战线向南推进了20多公里,魏国的江夏守军距离夏口只剩下40多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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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名将 王基

王基的这一步动作有效震慑了吴国,使吴军不敢再像孙权时期那样轻易渡过江北攻入魏国境内。当然,这和吴国人才凋零,缺乏将才,也有很大关系。

四、晋灭吴之战中的夏口

魏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钟会、邓艾率大军伐蜀。十月,吴国得知魏伐蜀的消息,“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沔中即汉水,丁封、孙异来到汉水之上,显然是从夏口出发的。然而,吴军的动作太慢,魏军的动作太快,就在丁封等人还在商量该怎么打的时候,蜀国已灭,吴国的三路大军也一哄而散。后来因邓艾、钟会先后被杀,蜀地大乱,吴国又想跑去捡漏,派步协、陆抗去抢占永安,结果被罗宪打退。此时的吴军不复具有孙权时期的那种狠劲和战斗力,可以说是败相已露。

蜀灭之后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魏亡晋立。司马炎即位后,很快就开始着手策划灭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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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 司马炎

司马炎经过精心挑选,派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持荆州地区的对吴作战。羊祜到任后,认为陆抗尚在,夏口的兵力尚强,灭吴没有万全的把握,万一陷入持久战,反而于国于民不利。因此他并不发动强攻,而是在王基建造上昶城的基础上,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进逼,同时采取怀柔政策,招引吴人来降。

羊祜的办法很有成效。在羊祜与陆抗对峙的末期,羊祜已经能够“会众江沔游猎”,也就是带着大部队到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即夏口)一带打猎,实际上是举行军事演习。这说明,晋军已经把战线压制到了夏口的江北部分,随时可以打到夏口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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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形势与当年文聘进攻至夏口沔北的局面类似,只不过,吴国的军队不再有当年硬打硬抗的勇气,只有退避三舍以避其锋了。吴凤凰二年(272年),孙晧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移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这就相当于把荆州的治所从武昌南移200多公里,退到了吴国腹地的巴丘。可见,孙晧对守住夏口已经没有信心。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孙晧既然认为难以守住夏口,自然也就守不住武昌,所以只有往南退避了。他的希望完全是寄托在魏军不敢孤军深入上面。

这样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

晋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从荆州都督辖区中划出襄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左将军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专门负责夏口作战。

又经过两年筹备,此时晋军已有更大的把握,吴国最后的名将陆抗也死了,没有人再能抵挡晋军的攻势。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正式下诏伐吴。

为了应对吴国扼守沿江要地的防御策略,晋军分兵五路,分别进攻长江上、中、下游,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兵力,拉长战线,使吴军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

具体的部署是“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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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五路伐吴示意图

五路大军中,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胡奋率领早已集结在江夏郡(即上昶城)的部队,负责渡江攻占夏口的江南部分,进而与建威将军王戎合兵攻武昌。

大举伐吴的第二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司马炎又下诏确定了夏口、武昌方向的作战方案:“(王)濬、(唐)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

但实际上,战斗的过程比司马炎想象的简单得多。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晋军攻至夏口、武昌,守军纷纷投降,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孙晧派尚书、侍中虞昺为都督武昌以上诸军事,主持武昌、夏口战事。虞昺为虞翻之子,儒士出身,原为黄门郎,“以捷对见异,超拜尚书、侍中”。“捷对”的意思是在与孙晧谈话时反应迅速、思维敏捷,大概是个清谈之士,可惜只会吹牛,而且毫无节操。虞昺一来到武昌,就“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主帅既降,其余守军自然也是闻风披靡。

在灭吴之战中,不战而降的恰恰正是孙权下了最大工夫来经营的夏口、武昌防线。在其他几处战场,都有吴军将领流血牺牲。例如西陵之战,晋军斩留宪、成鐻、郑广,乐乡之战,斩陆晏、陆景,江陵之战,斩伍延,版桥之战,斩张悌、孙震、沈莹等等。只有都督武昌以上(当然包括了夏口)的虞昺是一上来就投降。

孙权苦心经营多年的以“夏口三城”为核心的长江中游防御体系,就这样还没怎么真打,就彻底崩溃了。要是孙权泉下有知,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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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

五、结束

在汉末三国时期刘表、刘备、孙权等势力的经营下,武汉(江夏、沙羡、夏口、沔口)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边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重镇。在西晋灭吴、三国统一后,以“夏口三城”为核心的江夏郡继续作为控遏荆楚地区的重镇屹立横跨于大江两岸。西晋末年,王敦都督荆州诸军事,镇武昌(今鄂州),以陶侃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镇江夏(今武汉),遂平定杜弢之乱,形成割据荆州进而影响东西两晋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往前推进,武汉(江夏)作为长江中游重镇,还将继续见证更多更壮观的历史风云。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6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

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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