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洪水牺牲多少官兵（北大荒知青5.28沉船事故）

【5.28沉船事故】始末与牺牲的七位战友作者：杨知颖（杨大丰）

身后是5.28沉船时的江面

1970年5月28日，那天天气格外晴朗，织网班的姑娘们第一天脱掉沉重的冬装，快乐的天性都显露了出来，这一天我们要到江边渔点补网。去时沿着沙滩向上游走。春风吹拂在脸上痒酥酥的，给人以说不出的快感。一路上有说有笑、连蹦带跳，不知不觉就来到十几里外的新渔房子。

当年打鱼排正在此处建宿舍，全排人都在抢时间盖房子。补网在沙滩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网支起来，面对湍湍的江水，手里飞快地动作着。那天的任务是补网，完成得很轻松，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一条几十米的大拉网就全部修补好了。

我们补网时，孙艳给杨和国拆洗被褥，她将洗好的单子晾晒在石头摊上，江风吹起，一会儿单子便干透了。

趁着还没开饭，我们七个人分二个船划去对面的争议岛。许淑香、章秀颖、贾延云、杨大丰划大船，孙艳、李金凤、刘毓芳划小船。

经过太阳照晒的江水温温暖暖，我们几个小姑娘赶紧松开发辫在岛边把头发洗了。今天高强度的工作确实让我们感到腰酸背痛的，洗干净头发彷佛把劳累也冲洗走了。我们来了精神，面对大江，面对逶迤群山开始唱歌。唱歌是我们当年抒发情怀的唯一方式。你一首《打靶归来》，我一首《老两口学毛选》，大家齐唱《长征组歌》。还不过瘾，又开始朗诵毛主席诗词，此念彼和，把我们会的，能唱出来念出来的语录、歌曲全部奉献给了大自然，奉献给了江水和群山。

欢声笑语洋溢在争议岛上空。那个白天呀，是我们到兵团以来最高兴最放松的一天，也是除我以外六姐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

事故发生第4天写下的证言（1970.5.31）

事情过去50年了，沉船瞬间的惨况我永远不会忘记。

船在江套子里感觉起风了。船到大江上天气骤变，风越刮越猛，当时是顺流偏风，这种风最容易翻船（那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望着江涛，看着低低的船舷，都有些害怕。江水变得黑浑，借着风势一股股向船舷涌来。小船已经进水了，章秀颖和贾延云忙不迭地往外淘水。当时我在划船。船尾掌舵的刘长发叮嘱我：“大丰，你要坚持划到家，中间不能再换人划浆，免得来回走动船摇晃进水。”船上死静死静的，大家都不讲话，心缩得紧紧的，手紧紧抓着船邦，只听见我一下一下划水的声音。忽然孙燕颤声地说：“排长，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她是在提醒排长是否靠岸。（就是凭借孙燕这一声喊才使我在事后能较准确地说出船沉在距航标灯800米远的江面上）说时迟那时快，孙艳语音刚落，小船猛地歪向一侧，江水忽地涌了进来，紧接着船身又惯性地向反方向一倒，江水立刻灌满船舱，我们所有的人本能地刷地一下子站起来，我听见刘排长在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过来船已在我们的脚下沉没了。江水一下子没过我的头顶，脑袋嗡得似炸了一般，心跳得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死了。我在天津受过专门的游泳训练，马上就本能地踩出水面，继而游动起来。在水中，我听见秀颖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顺着声音，在微弱的光线下，我看见秀颖和金凤一前一后地游出了沉船地点，再后来就看不见了。

我想秀颖的呼喊是在鼓励我，也是在鼓励她自己，或者鼓励她身边的金凤。秀颖水性比我好，她却没能游出来，我始终坚信她是为救金凤牺牲的。她俩距离很近，舍己救人的事，秀颖是绝对做得出来的。但这永远是我的猜测，大约只有我深信，是那样的。

当年爬上岸边的沙滩

当时我本能地拼命求生，我根本看不到岸边，我也不知道方向，当我的胸口触到沙滩，我知道得救了。

“5.28沉船”的那个晚上真可以用夜黑风高来形容。事后，多少人用置疑的眼神审视地对我发问：为什么你上来了，她们呢？她们在哪儿？为什么她们没上来？那么黑的天，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就知道岸在哪儿？当时我百口难辩，当时我泪流满面。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一是：得益于我是划桨的，我背对着章秀颖，面对着其他六个人，我身体两边没有人。其他人都是两个人一排地紧靠在一起坐着，沉船时她们本能地会相互拉拽。俗话说捞稻草，人在落水时就是棵稻草也会紧紧抓在手中；

二是：我会游泳，很快我能踩出水面得到呼吸并开始游动；

三是：当年我们的船沉在黑龙江的二流(liu4声）上，落水的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岸边。是水流（liu 4声）把我冲到岸边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水黑成一片，当沙滩蹭到我的胸脯时我才知道到岸了。

恐惧、挣扎，在与死神的博弈中耗尽了我所有的气力。当时我根本站不起来，我跪在江水里冲着沉船的方向大喊：队长——、秀颖——，黑黢黢地江水一浪浪地冲过来，没有任何回音……我喊了一会儿，开始醒悟到：在这儿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应赶快回连队报告，找人救她们……

我这才开始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开始踉踉跄跄地往连队方向跑。当时心里特别着急，只有一个信念：快跑回去报告，越快越好，也许人还能活着。我一边跑一边喊：“快来人啊，救命呀！”……

从出事地点到连队大约有几里路，在奔跑的路上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过后我的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我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到最后我几乎就是爬了。在那空旷漆黑的夜晚，在连鬼影也看不到的茫茫原野上，在江边坎坷崎岖的小路上，一个小姑娘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呼救着：“快来人呀，救命呀！”这哭喊声回荡在茫茫夜空中。

事故发生第4天写下的证言（1970.5.31）

我跑到连部，司号员已经钻被窝了，副指导员张占起正在脱衣服，我不顾一切扑到副指导员身上，紧紧抓住他的背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副指导员看我披头散发地这个样子愣住了，我支撑着抬起头，断断续续说了船沉的事情。副指导员听罢脸色刷地变了，他顾不上扶起我，冲司号员说：去通知指导员刘文学……抄起衣服就跑出去。还是司号员扶我起来，告诉我：连长、指导员都在王大夫那屋开会呢，他边穿衣服也边往外跑。

我摸到开会的房间闯了进去，全屋人看到我的样子，刷地全站了起来，没听完我的哭述，连长、指导员就跑出去了，“她们到底怎么样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我站起来，随着人们又跑到江边。

这时织网班出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连。寂静的夜晚想起紧急集合的号声，叫喊声、奔跑声交织在一起，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晃动，全连乱成了一锅粥。那个晚上很多战友都是衣冠不整、或来不及穿好鞋子或来不及穿上衣服就随人流奔往出事地点的。我在报信儿的路上跑掉了鞋子，帽子，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浑身冰凉，我全然不顾，随大家又跑到出事地点。

我清楚地记得：出事地点的沙滩上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攒动，全连人几乎都汇集在这里，有几个会水的男生跳到江水里扑腾着找人，手电筒的晃动、战友们大声地呼喊、使原本寂静的江边乱哄哄的。那时的我们多天真，以为落水的她们还在等着我们营救……以为凭我们的三拳两脚就能捞到她们……

不知谁发现了我，立刻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所有的嘴都在冲我喊：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啦……我的脑子麻木一片，我只会喃喃地反复地说：就在这儿附近，就在这儿附近……折腾了很久，不知道是谁在喊：也许她们早冲到下游去了，于是呼啦啦大家又往四季屯跑……

到四季屯已经是半夜，冷风嗖嗖地吹，那个晚上的天气跟白天相比简直不可思议的坏透了，风大浪急，气温急剧下降，许多战友都因为没穿好衣服而冻病了。我呢，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整个脑子都是木木的，跟着大家乱撞。出事后的湿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像个落汤鸡，冷风吹得我不由自主地哆嗦，浑身上下在“筛糠”。

从九点多折腾到半夜两点，战友们的心也随着找不到人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信心越来越小，救人的迫切心情被初春寒冷彻骨的夜风吹凉了。连长让大家回去睡觉，救人的工作暂告一段落。

秀颖遗书

我怎么回的宿舍？不知道。织网班的小屋被挤得水泄不通，关心我的，打听消息的，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我得感谢老同学杨海鸥，还是她发现我还穿着湿衣服，她把男生轰开，帮我换了衣服，还给我披上一件棉大衣。慢慢地，温暖重回我的体内，冻僵的大脑似乎也开始活泛了点，我有点明白了：这回是出大事了。通讯员来叫我，说营长、营教导员都来了，让我马上去连部。在连部、领导们开始一遍遍反复问我出事的经过、我也一遍遍地向他们重复着说过无数次的话，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我说的次数越多越详细，他们越能想出救人的办法。而过后我才知道，他们这种反复“询问“，是想从我的复述中检测我说话的真实度，看看我前后说话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破绽。正是这反反复复的询问救了我，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能在短短几个小时里编出这么天衣无缝的“谎言”来欺骗他们。大约到凌晨三点多，我才重新回到织网班宿舍。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晚上，我已疲惫到极点。看着空荡荡的土炕，想着生死未卜的战友们，我无法入睡。那个晚上我蜷曲在大炕的一角，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这么多年我清楚地记得，在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了她们，看到了织网班的战友们。我们好像在沙滩上补网，一会儿沙滩上升起篝火，我们手拉手围着篝火转圈跳舞，高兴地说着、笑着、跳着……一个激灵我被惊醒，才知道是在做梦。说来奇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梦到集体出现的六姐妹，她们都是幽幽地、单独地走进我的梦乡……

出事前的这张照片，我的眼神是那么的天真（1970.5）

这么多年来，所有知道、听到“5.28沉船事故”的人都佩服我的坚强和镇定，说如果换成他们早就疯掉了。其实不然，我之所以能支撑着没有倒下，完全是小孩子的天真幼稚救了我。我从出事始终认为她们都还活着，脑子里充满着小说、电影中的情节：幻想着她们被冲到下游的某个地方，被老乡救起，天亮老乡就会跟连里联系，我们又会在一起……然而残酷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我的梦想，一天天过去了，她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19日凌晨、一师刘水副师长和师谢主任就赶到连队了。早上我和刘平副指导员等陪刘水副师长去江边出事地点。

在出事地点根据我介绍的情况，三团易干事（现役军人）伸直手臂，竖起大拇指，瞄了又瞄，说我们的船大约沉在距江边800公尺的江面上。我看到江面上有两艘解放军的巡逻艇和不少解放军战士在进行打捞工作，我还看见小陶师傅和打渔队的人，他们也驾着小船在配合部队打捞。我当时还天真地想：这么多人都出动了，秀颖她们也快找到了……这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把死与战友们联系起来。

回来的路上刘副师长慈爱地问我的家庭和身体情况，他关心地嘱咐我：要注意身体，不要胡思乱想，事情已经出了，要正确对待……他还对身边的人说：（非原话是原意）：这个小姑娘（指我）很不简单呀，她居然能游回来报信儿，如果不是她回来，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刘副师长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使劲把它忍回去了。

我太感谢他了，从昨天出事到今天，没有一个领导曾这样关心过我，他们不是焦急地问我：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啦……就是带着质问的口气问我：船到底是怎么沉的……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发现几位领导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不信任。他们着急之余，话里话外的弦外之音我也听出来了：为什么你能回来，而她们到现在还找不到？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我多么需要这种亲人般的爱抚和关怀呀。

我真诚地“自我革命”，没想到还是成了革命对象

5月29日下午全连停止一切操练，讨论事故。团Z副参谋长是师里指定由他挂帅的“5.28事故调查组”组长。在大会上他下达了命令：他说（非原话是大意）：今天发生的事绝不是偶然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看待。在目前，我们要转好弯子……他命令全连从今天起，除了“天天读”外，停止一切操练，全连要转好弯子，要开展揭发刘长发、分析织网班的工作，副参谋长要求大家：有什么疑问、疑点全部提出来，一天一汇报……最后他坚定地鼓舞全连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件大事故的阶级根源……当时我听Z副参谋长这样讲话是糊里糊涂的，我还没有把刘长发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我也没有把刘长发同我们织网班联系起来。散会后，以排为单位开始讨论。参加排里讨论，大家的发言让我大吃一惊。排里大部分同志认为：织网班受了刘长发的拉拢和腐蚀，有的战友还举例说明看到刘长发跟xxx动手动脚的……还有人提出：沉船不是偶然的，是刘长发一手策划的，于是大家顺藤摸瓜地开始怀疑刘长发把我们织网班弄到苏联去了......参加排里讨论回来，我头疼得要炸了，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我在想：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织网班呢？怎么能这么怀疑我的战友们呢？说我们班这不好，那不行，可去年我们班被评为“四好班集体”并在全连“讲用”，那也是全连全排一致选举通过的呀，怎么今天全变了，全不认账了！如今她们生死未卜，怎么能如此作践她们，我觉得六个战友真是冤死了。当时我就想：老天让我活着，我就要作她们的代言人，我要替她们说话，我要为她们鸣冤……

眺望远方，我的战友，你们在哪儿？

5月31日，沉船事故已经过去4天了，战友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事实证明她们凶多吉少了。我不愿意相信这结论，我一遍遍编织着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把看过的小说、电影等情节一一弄到我“蜃楼”里：我天天都在自欺欺人地相信：秀颖活着，她一定活着。

今天上级下达命令：沿江所有连队停止一切水面作业，包括捕渔，打捞工作也停止了。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过后我才知道，停止打捞的原因是怕引起中苏边境紧张的趋势和两国关系的恶化。

下午，营里派来的人再次找我谈话。派来的人开始对我不客气了。记得营里派来的也是戴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他三番五次问我，还诱导我按他的思路说，我没有做到，还是按事实说。他居然跟我拍了桌子，大声训斥我：“我都问你七次了，你要想好了再说，休想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吓得我大哭。

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遥想当年我也就是个十八岁的孩子。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朝夕相处的七个战友怎么会踪影全无、生死未卜？呵护帮助我们如同大哥哥的刘长发怎么会是“特务”？我的实事求是汇报被说成是想“弄虚作假、蒙混过关”？

我举目四望，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亲人远在天津，故友远在天上，原本同情我的战友们也有意无意地疏远我，战友们看我的眼神也由同情、安慰变成怀疑和鄙视。人们躲躲闪闪，人们窃窃私语，人们避而远之。这让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在承受船沉人亡的打击之后还要承受被认作是“苏修内应”的惊恐。恐惧和孤独攫住了我。

根据营里的要求，按照领导列出的题目和书写的格式，我写下了“5.28沉船事故”的《证词》，一共七张。我悄悄留了底，把誊好并摁了手印的《证词》交给了营部倪参谋。

后来这份保存了四十多年的《证词》为我书写纪念文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让我回忆起当年事故发生时的许多细节。

秀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1970.5）

“秀颖呀！你在哪里？”出事第六天的中午，我一个人又来到江边。面对滔滔江水，呼唤着我的秀颖姐姐！

“秀颖呀！你到底在哪里呀！你为什么不托梦给我，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知道我多想你吗？多需要你吗？我虽然活着，可比死还难受。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大家都不敢理我，他们还揭发刘长发是叛逃。我心里明镜一样说出真相，他们不信还冲我嚷嚷……我委屈，我害怕，我想家，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我好难好难，好怕好怕呀……”

“秀颖呀，你还记得吗？以前我总是为自己这张爱唧唧喳喳、爱说话的嘴发愁。可现在，没有人提醒我，也没有人监督我，我变得不爱说、不想说了。我的嘴巴好像不受大脑支配，就是不想说，我的话都在江边，在心里跟你说了……秀颖，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你的名誉受到玷污和诬陷，我会替你说话，我会对得起你的……”

“秀颖呀，求求你回来吧！我不能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你能理解我，只有你能安慰我，只有你能帮助我。

“秀颖，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一会儿我就要跟连里人去营部，参加接待遇难战友家属和你父母的工作。这几天我不能再天天来江边看你，等你了，但你放心，办完事情我马上回来，回来等你，等着亲手给你料理后事……

就是在这个中午，在对秀颖无限的追思中，面对滔滔黑龙江水，我发了三个弘愿：

1. 织网班的战友们，你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老天让我活着，我就要替你们说话，我决不让任何脏水泼到你们身上；

2. 我要把你们的死铭记在心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们写出来，还原你们原本的清白和无辜，让你们在我的笔下永生；

3. 适当的时候我要将我的名字杨大丰改为杨知颖，以纪念我最好的战友章秀颖。

为牺牲战友举行追悼大会会场（1970.12.28）

6月1日下午，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车跟刘平、王俊峰、张淑华、张淑清、杨海鸥、李淑华、王军、李广武、齐保权到营部，准备迎接七位战友的家属。

6月2日牺牲战友的家属们陆续来到营部，6月8日刘长发的遗体在四季屯下游发现，经验尸确认是呛死的，至此，沉船被定性为【1970.5.28恶性沉船事故】，我得到解脱。

遇难战友的家属们在营部苦苦等了半个月，没有等到一个战友的消息。就在家属们刚刚离去的第四天，刘毓芳的遗体在苏联被发现，经我方认领后，掩埋在一架山下。随后，许淑香、李金凤、孙艳、章秀颖的遗体逐一浮出水面，贾延云没有找到。我参与了所有战友的掩埋工作。（详情见后）至此，【5.28沉船事故】的善后工作基本结束。

1970年12月28日，一师三团为在【5.28恶性沉船事故】中牺牲的刘长发、章秀颖、许淑香、孙艳、刘毓芳、李金凤、贾延云七位同志，举行追悼大会。

用秀颖送我的丝巾包上她墓地黑土，从此别过（1971年）

追悼大会结束后，我们连队便解体了。连队6个排分别归建到其他4个连队。秀颖走了，连队解散了，沿江二连再没有任何让我留恋的地方。我向一师领导申请调到赵光。赵光是师部所在地，姐姐所属师部工程连在赵光，我想离姐姐近一些。我的申请被批准。1971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我站在秀颖墓前，向她致哀、致敬、告别。我捧一抔秀颖墓前黑土，用秀颖送给我的丝帕包好，从此别过。当年我离开沿江是非常矛盾的。我喜欢沿江，它不仅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我和秀颖朝夕相处过的地方；我喜欢织网班这个集体，在这儿我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我和班里战友们和谐相处；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满意，快乐。我愿意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踏踏实实地工作下去。一个【5.28沉船事故】，把一切都打乱了。秀颖走了，我也是身体，精神备受创伤，我再也不愿意呆在这儿，我几乎是怀着一种逃避，逃跑的心情，恨不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之地，离开这个让我想起来就后怕，就作噩梦的地方。我是带着恨，带着伤心，带着对秀颖的不舍与承诺，带着不甘之心，离开了我和秀颖曾生活过的沿江。

时间荏苒，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忘怀长眠在黑土地上的她们，2009年，我写下了《我的战友我的情》的文章。

一个关心呵护我们的大哥哥——刘长发

在【5.28沉船事故】死难的战友中，唯一的男性，唯一的66.3退伍军人是刘长发。

刘长发，河南人洛阳郊区人、生于1940年，属大龙，1966年6月3日从部队直接转业到兵团，牺牲时30岁。刘长发中等个儿。一对儿小三角眼嵌在黧黑的面颊上，冲天的鼻子，鼓鼓的嘴巴，实在有点其貌不扬。原本个儿不高还罗圈腿，走路摇摇晃晃的，没个精神劲儿。他不修边幅，平时总是一副邋邋遢遢、吊儿郎当的样子。刘长发说话还结巴，他用“姆呢”来缓解结巴的尴尬。一句话没有几个“姆呢”是贯穿不下来的，我开始对刘长发真没好感。后来我听说刘长发在部队曾是员能干的虎将，他在部队入党，在部队是个有功之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转业来北大荒，我只知道，我认识的刘长发，是个“落后分子”。他身为党员，却总爱牢骚、说怪话。他好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一切对他都无所谓，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楞劲儿”上来，连长、指导员也拿他没辙。当年我们织网班隶属打渔排，刘长发是我们直接的领导。他是老战士又是领导，我刚到织网班时觉得他挺厉害，也怕他。慢慢地我发现刘长发是个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人。他说话朴实，从不唱高调。他抵制假大空的政治学习，从来不违心地说假话，说大话。他没有什么文化，说话也爱带个脏字。他总以“大老粗”自居。他把“大老粗”挂在嘴边是为了躲避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发言和大批判之类的活动。他对政治学习从来不感冒。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常常被他以工作的名义置之一边。他私下跟我们说过：“什么学习不学习的，我成天不学习，工作照样干得好好的“。

他桀骜抗上：他是老资格，又是有功之臣，他最烦连长、指导员动不动给他讲政治，讲纪律。队长的“桀骜抗上”不仅连里有名在营里乃至团师都有一号。

69年夏天团部张副参谋长要到我们连队视察工作。一个基层连队要迎接师部领导，连里自然要上上下下一通忙乎。于是：做卫生的做卫生，出板报的出板报，演习操练的演习操练，全连摩拳擦掌要在领导面前一展我们连队的革命风采。偏偏刘长发是个“楞子”，他在参谋长来的那个早上带着打鱼排到江边下淌网去了。他是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张副参谋来这天去，就是成心要给领导上眼药。据说，参谋长在连部批评刘长发，刘长发跟参谋长对顶，让张副参谋长很是下不来台，回去给刘长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他胆大妄为：刘长发的“胆大妄为”在连里是出了名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谁都不怕，谁都管不了他，他还敢讲“实话”“真话”，敢违反纪律天马行空。我听老职工说过：有年开江跑冰排，不会游泳的刘长发就敢跳着冰排从渔点回连队。要知道冰排在排山倒海般狂泄时，一路上相互撞击，人在撞击的冰排上根本左右不了自己，刘长发不会游泳，万一掉在江里就是死路一条，可他就敢“玩命”。

刘长发虽有诸多“不合时宜”的落后行为，但刘长发绝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呵护我们，照顾我们的大哥哥。当年我们去鱼点补网，他很少让我们跟船下江，总说：你们小姑娘家家的，总玩水将来会作病的。

刘长发遗孀及他的一双儿女。左起刘红江（长子）、刘菊娥、刘继江（次女）

冬天下冰网，撸冻鱼，他坚决不让我们干，我们好奇非要去干，他总是叮咛我们，干一会儿得啦，将来落毛病。每次跟队长去渔点，都是他划桨（从连队去渔点是逆流，划船很累），我们不过意要抢他的船桨，他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姆呢划船时间长成了罗圈腿，姆呢长大了找不到婆家别哭鼻子。每次我们从渔点步行回连队，他都送我们到连队后再返回去（来回十几里路呢），他怕我们在山路上遇到活物，怕我们害怕。为了让我们高兴，他冒着挨处分的危险带我们去争议岛上摘山红果、山丁子，捡鱼鹰蛋，在那个生活相当匮乏的年代，能吃上甜甜的浆果是我们多么高兴的事情呀。冬天他让男生给我们劈柈子，给我们挑水，夏天他跑出很远给我们弄来蒿子熏蚊子。他同情我们小小年纪到北大荒，他知道我们想家，常在工作之余与我们聊家常，1970年初连队刚刚实行探亲假制度，为不影响工作连队以不能减员为由第一次只批了孙艳探亲。同为哈市的许淑香和刘毓芳急的掉眼泪。队长听说后，跑到连部，声称宁愿自己不回家过年，也要许淑香和刘毓芳回家探亲。开始连长坚持原则，队长骂骂咧咧的劲儿上来不依不饶，连长只能破格批准。因为刘长发的死缠烂打，才让哈尔滨的三个人在牺牲前得以回家探亲，而刘长发却失去了去世前最后一次探亲的机会。

专程看望菊娥嫂子，与她的家人合影（2012年）

1970年5月28日傍晚补好网我们原本应走山路回连队，刘长发好心用船送我们，原本只能坐3-5人的小船坐了8个人，船出河套子时他还“二百五”地起网逮了3条鱼，鱼儿在船上乱蹦，弄得吃水很深的船当时就进了水，刘长发不以为险反而让我们往二流上摆船，以期顺着大流快点到连队。刘长发的无知无畏把我们一船人全送到阎王爷哪儿，他自己也白白丢了性命。刘长发死了，还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说心里话：我始终认为刘长发是个好人，是个有担当敢仗义执言的铮铮男子汉，他有致命的不足，但他工作认真踏实，为了工作他敢玩命。他既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也是性格使然的牺牲者，他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但他的无知，愚昧还是断送了六姐妹如花的生命。哎！刘长发！你是好人，你是好心办了错事。刘长发是【5.28沉船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漂浮上来的，验尸后证明是呛死的。他的遗体肿胀得无法躺入棺材，他被非人道地侧身砸入棺材，掩埋在营部一个叫卡子门的地方。2012年、时隔四十多年后，刘长发的儿子刘红江夫妇来沿江寻找刘长发的遗骸，没有找到。2013年刘红江夫妇再次来寻找，在当年掩埋刘长发的转业老兵等共同努力下，终于凭借开棺尸骨是侧位状，才确定无主墓地正是刘长发长眠之地。刘红江于2013年6月1日将刘长发的遗骸带回河南老家安葬。

我的战友、挚友，好姐姐——-章秀颖

章秀颖—天津知青，我们曾就读天津河大附中（现天津新华中学），我初一，她高二。

我的姐姐与她的妹妹是河大附中高一同学，她们于1968年结伴奔赴黑龙江兵团，由此我认识了秀颖。当年我的父母被“革命”，双双被关押在各自单位的“牛棚”。我从一个理所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一下子成了“狗崽子”，“黑五类”，被剥夺了革命资格，被踢出革命队伍。我感到天塌下来了，我看不到出路，也不知该何去何从。在我最困顿的时候，秀颖出现了。秀颖理解我，同情我，安慰我，帮助我。人在最困顿和艰难的时候，别人给予你的一点点善意你都会没齿不忘，就凭这一点，我跟秀颖成为无话不谈的贴心朋友。

下乡前，我们三个是好朋友（1968年）

我的父母都是跟随解放天津的大部队，入城的“土包子”。我从小是在幼儿园寄托，小学住校的环境中长大的。父母平时工作忙，疏于对我们照料与教育，我基本是从家门到校门的两门学生。我的眼界窄，知识少。是秀颖开启了我的心智，她给我讲居里夫人，讲《叶尔绍夫兄弟》、讲《牛虻》等，她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知识，她让我知道读书是一件非常重要、有趣、美好的事情。我是在秀颖的辅导下，从看小人书过渡到看小说。说秀颖是我的读书导师，不为过。自从认识秀颖，我还跟她学会拍照，学会洗照片，在当年那个只讲革命，满脑子斗争的年代，是秀颖让我认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去兵团前，我和秀颖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和秀颖到兵团拍摄的第一张照片（1969年）

1969年6月7日，我和秀颖登上开往东北的列车，我们被分配黑龙江兵团一师独立营41连，从此，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地工作、生活在一起。自从到兵团，我和秀颖再没有分开过，我们始终在一个排，一个班工作、生活。来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很多知青从未出过家门，离开家乡过集体生活，很多人不适应，想家，天天都有人哭天抹泪。而我从小就在集体生活中成长，离家到兵团，没有家长的管教，没有为生活操劳的烦恼，有好朋友在一起，还能挣工资，初到兵团时我挺高兴。在连队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革命热情。我和秀颖每天紧张地学习、艰苦地生活。尤其调到织网班，我暗喜，认为学会织网也是掌握了一门技术，而且我跟织网班的姐妹们相处融洽，工作中你追我赶，生活上互相帮助，我们互相背默“老三篇”，我们结对子“一帮一 一对红”，我们在休息日的清晨去江边洗衣服，冲着大江背诵诗词，我们在夏日的傍晚去四季屯码头，坐在码头台阶上，看家书，说悄悄话；那段时间我无忧无虑，感觉良好。秀颖有病期间，我始终陪护在她身边，我陪她去外地看病，与她分担看病的艰难，与她共同经历看病行程中风餐露宿，被人刁难、训斥，秀颖有病那段日子里，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为她打饭，给她捶腰、督促她吃药，劝慰她焦灼的心情。她难受得掉眼泪，我也陪着哭。

我和秀颖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己，我和秀颖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和秀颖是朝夕相处不离不弃的挚友。

如果没有5.28沉船事故，秀颖不会死，我和秀颖还会相依为命地生活下去。万万没有想到，1970年5月28日这一天，秀颖为替代俞宏茹去江边补网，傍晚乘船回连队，遇到骤变的恶劣天气，船沉人亡，秀颖永远地离我而去，那年她22岁。【5.28沉船事故】发生后，牺牲者遗体被逐步发现、打捞、掩埋。事故过去4个月，始终不见秀颖的踪迹，直到中秋节前的那个晚上。1970年9月14日，中秋节前一天的晚间，连队接到通知，让我连派人去认别一具无名遗体。经过对死者身上挎包、挎包内网线、梭子、饭盒等物品的识别，确认她就是沉江4个多月的秀颖。黑龙江每年春秋两季要翻江，我们出事在春季，因未及时发现，秀颖的遗体被江沙裹挟到江底，秋天翻江时又翻腾到江面，被当地渔民发现。秀颖被打捞的地点是：黑龙江逊克县东陆公社东山头江边：地图一比十万——M52-90；北纬49度28分20秒、东京28度43分30秒。秀颖遗体是1970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傍晚拉回连队的。遗体严重腐蚀，但从秀颖的衣服、鞋子、背包等等物件辨认，确认是秀颖无疑。

我将一身兵团战士服装铺在秀颖遗体上，将我们的合影放在上衣口袋中。这张照片代表我的心，我愿意陪她一生一世。

我和秀颖最后一张合影（1970年5月）

秀颖的棺材在连部停留一夜，那一夜我蒙着被子哭了一宿。我哭秀颖真的死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抱着希望，总觉得她还活着，总认为她是病了，是忘了回家的路。我常常坐在宿舍里，竖着耳朵听门口动静，好几次恍惚听见她回来的脚步声，冲到门口，空荡荡的；夜间我常感觉身边躺着的还是秀颖，扭过身子看去，失望让我流泪；多少次我去江边，循着曾经走过的小路，希望看到秀颖从树丛后闪出来，告诉我：她回来了；多少次我站在江边眺望，希望能捞起一件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张纸条，告诉我她在哪儿......我想秀颖想得魔障，我想秀颖想得痴狂。我哭自己孤独无助。

这些日子我一个人在慢慢品尝着【5.28沉船事故】留下的苦果。几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天真向上、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那个可怕的夜晚，夺走了秀颖，夺走了我的快乐，留给我伤感、孤独、惊悚和无助。我总想哭，总想放声大哭，可我不敢，怕领导说我，每天憋屈的心好痛好痛。那时我好羡慕那些家属们，她们可以哭，可以闹，可以说，她们一走了之，而我还要在这个地方熬下去，我怎么办，谁能帮帮我？1970年9月16日，我们将秀颖掩埋在众姐妹身边。至此，一架山下隆起五座坟茔，她们背靠一架山，面对黑龙江，她们年年栉风沐雨，月月倾听江涛，她们永不瞑目地躺在九泉之下。

我的好班长、美丽能干的——许淑香

许淑香是我们织网班班长，我们很少叫她班长，也嫌她名字中的那个“淑”字多余，亲昵地叫她许香儿。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感觉这人长得太漂亮啦。她1.60米的个儿，身材丰满，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水汪汪地象一潭秋水般明澈，她爱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匀称地挂在脸颊上，象两颗绿豆，她除了皮肤有点黑，真是没得挑的美人儿。许淑香跟孙燕、刘毓芳是哈市同一个学校的校友，虽为同龄人，但许香儿成熟的多。当年她也不过十几岁，除了管理好自己还要带领我们织网班其他8个人，把工作和学习搞好。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相互之间，不是跟这个闹点小别扭，就是想家抹眼泪，再不就是闹点小情绪。许香儿就像个大姐姐一样，批评、教育、劝导一起上。平时她总是干在前而享受在后，深得我们的拥戴，她说什么我们都听。许淑香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生活特别紧巴，这锻炼了许香儿吃苦耐劳、勤快利落的风格。她心灵手巧且动作麻利，连走路都生风般地快速。那时我们织网时常暗中较劲儿，看谁织的网又快又齐，而每次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一准儿败下阵来，因为许淑香实在是太能干，网梭在她手中上下翻飞，一眨眼的功夫，一排整齐的网扣就盘在网板上，无论脏话累活她总是第一个上，一点不偷懒，还不发牢骚。

在许淑香墓碑前，合十祈祷（2009年）

许淑香在生活上她永远退居最后。夏天她睡门口把边儿位置（我们害怕，都不愿意睡门口），冬天她睡炕稍（炕梢冷），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她都会大姐姐一样照顾周到。许淑香最大的特点是心里能盛事，有了委屈、不满从不当面表现，她还特别能忍。孙艳或刘毓芳仗着她们是一起来的哈尔滨人，常为一点不满意就冲许香儿吵吵，许香儿即便委屈得自己偷偷掉眼泪也顾全她们的面子从不当我们的面跟她们对着干。

别看许香儿平时不言不语，既是大姐姐又象老好人，但关键时刻她却异常地坚定、果敢。

1970年的新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整个边境连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大宿舍听完元旦社论，刘平副指导员要求所有女生排立即整装后撤。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打好背包，左等右等不见通讯员指令和来人，许香儿让我去大宿舍看看其它女生排的动静，一出屋才发现整个连队一片漆黑，大宿舍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回来拿东西的通讯员才知道，男生排已全部进入前沿工事，女生排早在半小时前就出发了。原来紧张慌乱中领导把我们这个班给忘了（我们班单独住小屋）。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像被遗弃的孩子顿时哭成一团。因为天气寒冷、大路不能走，小路我们又不认识，加上一级战备的氛围，仿佛生死就在眼前，而我们却被大部队丢了。

是许香儿第一个止住啼哭，她坚定地说：“大家都别哭了，我们自己去42连。我们9个人生在一起死在一块儿，大家在路上要互相照顾，我和大丰在前面带路，孙艳和俊峰殿后，秀颖身体不好，她的背包我背，俞宏茹和刘毓芳要照顾好秀颖和金凤、延云——“班长的坚定果敢立刻感染了我们全班人，我们抹去眼泪，恢复了坚强和自信，我们在许香儿的指挥下，排好队，背诵了毛主席语录，坚定勇敢地出发了。6月24日、许淑香的遗体在四季屯下游我方一侧发现。她是继刘毓芳之后第二个漂上来的。当年杨和国和司号员去认领她的遗体。下午4点许淑香的棺木拉回连队，我把她掩埋在刘毓芳身旁。

我的副班长，足智多谋的——孙艳

孙艳是我们织网班副班长。她个子不高，体态微胖，嘴巴噘噘着，笑颜时一对小虎牙俏皮地突出来。她爱说爱笑，善于动脑并打破砂锅问到底，遇事也爱较真儿地问个“凭什么”“为什么”，她是我们班公认的“参谋长”。她跟许淑香是发小儿、同学，她们俩个形影不离，但她大不如许淑香的为人处世。孙艳遇事不吃亏，她的嘴巴特别能说，有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孙艳是个争强好胜的主儿，也是那种嘴一份手一份的人。她在我们织网班的技术数一数二，但谁要超过她，她绝不认输，一定要撵上去。北京知青李金凤心灵手巧，在织网上金凤一度拔得头筹，象我除了羡慕外，也就只有自叹不如的份儿。而孙艳不服气，她暗地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比试比试。为了节约织网时上梭线的时间，她利用休息时间提前把梭线上满；为争取时间她宁可少喝水少上厕所也要争个第一。当年连队评个先进或表扬什么的好事，她都要去争，可大家总是一致选举许淑香，为这孙艳没少给许淑香脸子看。孙艳爱计较，气度小，当年我们朝夕相处，我能感觉到她跟刘毓芳总是咯咯棱棱的，两个人在一起总是互不对眼，爱闹点小意见，许淑香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谁都得罪不起。我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但我还是向着刘毓芳，总觉得是孙艳不厚道。

昔日战友重返老连队（2009年）左起：杨和国、俞宏茹、杨知颖

在同龄人中，孙艳属于心眼灵活、精灵鬼怪的人。当年她跟我们说，她跟打鱼排的杨和国是表兄妹，她常常去找杨和国。因为她们是兄妹大家也都不说什么。出事后我才知道，她和杨和国是恋人关系，是两家老人撮合并认可的。1970年的3月，孙艳、李金凤、俞宏茹调到沿江九连去组建织网班。孙艳是一百个不愿意去，但她是副班长，她不能违抗命令。孙艳心眼多，主意正，她去九连没有拿走箱子之类的行李，留下借口以回连队取衣物与杨和国约会。九连对她们总请假回老连队很有意见，强行要求她们5月份这次回来必须把箱子带回九连，以此断了她们的借口。刘长发本应5月中旬回家探亲，他的爱人要生孩子了。当年打鱼排正在新鱼房子盖宿舍，全体打鱼排的男生都住在老鱼房子不能回连队。刘长发为最后一次照顾孙艳跟杨和国见面。找了“让织网班去江边补网”的借口。1970年5月28日我们织网班去老鱼房子江边补网，在江边工作，是我们织网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今想起来，如果没有孙艳调到九连，如果没有孙艳与杨和国的恋情，如果没有孙艳要去江边给杨和国拆洗被褥，如果没有刘长发的好心，如果没有天气的突变，也许【5.28沉船事故】就不会发生。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更没有先见之明，这一个接一个的机缘巧合，将我们织网班带上不归路。

在孙艳墓碑前，放上祭品，悼念她（2009年）

孙艳遇难后，她的母亲、弟弟来连队处理后事。但他们没有等到孙艳遗体的消息。1970年7月，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后，孙艳的遗体在四季屯下游的一个争议岛被发现。发现时遗体已经被岛上动物肢解，当地渔民是凭着孙艳衣兜里我们连队的饭票确认的。争议岛不通车，杨和国和小陶师傅、曲建生、陈金康艰难跋涉十几里才走到争议岛。杨和国将孙艳的遗骨收拢起，点火焚烧，然后装在一个麻袋里背回连队。因为没有经验，遗骸没等凉透，在回来的路上，把背麻袋的陶师傅的棉袄后背烧了一个大窟窿。7月17日孙艳入土为安。我跟杨和国一起把孙艳送到墓地，掩埋在许淑香身边。2009年7月23日杨和国应我之邀参加了沿江知青墓的“揭碑仪式”。我和他分别39年后第一次再聚首。杨和国告诉我，孙艳牺牲后他认孙艳母亲为干娘并一直照顾她。孙艳母亲晚年病重住院期间，都是杨和国夫妇床前照料，为老人养老送终。他们跟孙艳的弟弟一直保持联系，两家走动且成为至交。

我的战友、憨厚善良的——刘毓芳

我和刘毓芳相识不过1年的时间，但我对这个姐姐怀有深厚的感情，每每想起她，映入脑际的是她那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本性。

毓芳在我眼中是最具东北女汉子性格的战友。她高高地个子，体型丰满，五大三粗的象个“假小子”。她说话嗓门高、声音大，一接触就知道是个爽快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心里放不下任何事，所有的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高兴了会咯咯咯地笑个没完，不高兴时也会拉着脸子谁都不理。毓芳是个“炮筒子”脾气，也是个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主儿。我那个时候虽然小，也知道有些事情要照顾对方的面子，不要直来直去。可刘毓芳偏偏就是一根筋，只要她认为不公平的事，她不怕得罪人一定要当面说出来。为这她没少跟心眼多的孙艳咯咯愣愣的，许淑香夹在她和孙艳中间没少做蜡。毓芳在我们班是壮劳力，班里重活、累活不用班长安排，她都抢着去干。她心眼实干活儿从不惜力，也不偷奸耍滑，但她爱发牢骚，嘴给身子找病，常常是受累不讨好。别看毓芳干活说话象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可她心眼特别软，极具同情心。谁要讲个悲惨点的故事，她就会眼泪汪汪的受不了。谁要想家哭了，她也会陪着掉眼泪。

她的微笑，是我难忘的容颜

毓芳也是苦孩子出身，她跟我讲过她的家世。

她祖籍山东，解放前闯关东迁徙落户哈尔滨。他生父死的早，继父是个工人，挣钱不多嗜酒成瘾，挣的钱都买了酒。母亲没有工作，只能靠糊火柴盒挣钱，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即便这样穷困，她母亲还会接济比自己更穷的人，每每有要饭的要到家门口，她母亲一定会把人家叫到屋里，没有吃的也要给碗热水。母亲教育毓芳不能欺负穷人，不能欺负有病的人。这些教育潜移默化地根植在毓芳身上。毓芳是个特别顾家的孝顺孩子，她每月的工资省吃俭用大部分都寄回家贴补家用。我和毓芳出身不同，但我跟她很投缘，她虽然脾气不好，但她身上那种秉公无私、吃苦耐劳、善良仗义的品格始终是我的榜样。【5.28沉船事故】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继父来连队处理后事。我还记得毓芳母亲第一次到我们织网班小屋，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的痛哭，那凄惨悲凉的情景我至今不能忘怀。当年来连队处理后事的家长，因为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领导们也没有确切的答复，还不让我跟家长接触，所以家长们很不满意。家长们等了十几天，没有任何消息，难免开始发牢骚。也有家长对我能游回来表示质疑，甚至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女儿也会游泳，为什么你能游回来，我女儿却回不来......有的家长甚至说出：让她再游一次给我们看看......我委屈得眼泪噼里啪啦地掉，秀颖的父亲护着我，毓芳的母亲也向着我，她背着那些人，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孩子，你能上来是你父母前世积德呀，你别听她们瞎咧咧“......这些话我一直都记得。

站在毓芳墓碑前，合十告慰：我不会忘记你（2009年）

5.28事故发生后，刘毓芳是第一个漂浮出江面的人，我当年的日记这样记录：1970年6月22日早5点，苏方发现了刘毓芳遗体，她漂在苏方一个干岔子岛上。发现后，苏方在黑河升旗会晤：通知我方去辨认。当天下午5点，边防站和连里去了3人，认出是我们连队的人，但不知道是谁。他们马上用白布把遗体缠好，放到棺材里，晚上棺材和人一起拉回连里，让我去辨认。从衣服看，完全证实是刘毓芳。她的衣服一点都没有破，衣扣也没有开。脸部开始腐烂，辨认不清眉眼。不过，有人告诉我，刘毓芳比刘长发的尸体发得轻多了。6月23日，团里来人拍了照片，给她盖上了一套解放军军装（遗体已腐烂，不能穿衣服了），军帽压在脸上。团部的人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像章，把她身上的衣服各剪下一角，留待给她的家人——弄好后，我又看了一遍并看着钉上了棺板。我们把刘毓芳掩埋在一架山下老渔房子处，那儿是打鱼排男生宿舍、那儿曾是织网班菜地，那儿也是我死里逃生上岸的地方。

我的战友，心灵手巧的——-李金凤

金凤是织网班第二次招收时，与贾延云、王俊峰等三个北京“小六九”一起来织网班的。这三个“小六九”个子都不高，但金凤身段显得比其他两个都敦实。金凤长得也算漂亮，尤其是她的皮肤白皙稚嫩，她的脸颊永远是白里透粉般招人多瞧一眼。那时去江边打鱼，我们经江风一吹立马黑里透红且再也缓不上来，而金凤是脸红红的，不出三天又粉白得光彩照人啦。

金凤心灵手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嘴一份手一份”的能人。她在北京见都没见过织网，不过是编织尼龙网兜特别快所以选来织网班，她跟其他两个北京知青从头开始学织网，补网，就她上手快，不久”技术尖子”桂冠就永远归她所有了。她干活麻利，尤其织网，梭子在她手上仿佛生风，你根本看不明白她是怎么穿网眼的，别人织一行，她二行都快拐弯了。（织网是来回拐弯编织）。金凤不是那种刻苦的人，她干活既不像刘毓芳肯卖力气，也不像孙艳耍点小聪明，她天生就是手疾眼快干什么像什么的人。金凤在我们班是个厉害角色，绰号：小辣椒。她嘴巴厉害，不饶人、也不肯吃亏。金凤是北京人，父亲是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裁衣部裁缝，母亲在街道，她在家里头大，底下还有一弟一妹。她母亲是街道干部、“很革命”，她随母亲脾气秉性，要么不说，要说就一定得是她说得对才善罢甘休。她身上有那么一点点首都人的“霸气”，说话也是锋芒毕露，她的举手投足都透着“首都人”的“傲气”，她的言语也在不经意间透出“首都人”的看不起人。

站在金凤墓碑前，合十祈祷：金凤安息（2009年）

【5.28沉船事故】发生后，金凤的父母，还有她父亲单位革委会的一个同志前来料理后事，我还记得金凤的父亲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倒是金凤母亲能言善辩，很有“主见”，她是家属们的“主心骨”、是家属们公认的代言人。1970年7月1日金凤的遗体在苏方发现。经过双方会晤，连里派人去接洽并装棺拉回连队。按照前两位战友的方式整理好遗体后，掩埋在一架山下刘毓芳旁边。我还记得，掩埋时天气很热了，金凤遗体高度腐烂，棺材里开始往外爬蛆，我们就用冲兑的来苏水哗哗地浇上去。从此我闻到来苏水味儿就会想起金凤......1971年初，我利用回津探亲的机会专程去北京百货大楼去看望过金凤的父亲，看到伯父比半年前去连队时的摸样苍老很多，我心里酸酸的。我还记得，伯父送我到商场大门口，我三番几次回头，看到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摆手——2016年7月7日金凤的妹妹李金荣夫妇来到知青墓地，向姐姐献上花环。

我的战友、善良热情的——贾延云

延云是我们织网班年龄最小的姑娘，她个子不高，长相一般，但她是我们织网班最“没心没肺”的乐天派。她那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和呱呱唧唧没完没了的说三道四，让我们“耳福不浅”。延云的北京腔，把我们说成“姆们”，把今明天说成“筋儿日格儿”“明儿日格儿”。她爱说爱笑，永远不知“愁滋味”。还记得我们宿舍是单独小屋，夏天她醒得早，一醒就像百灵鸟一样鸣唱。她睁眼就开始说她做了什么梦，说她又想起小时候的什么事——，孙艳总是“老道”地给她解梦，毓芳则是把被子一蒙继续她的回笼觉。延云在家里是“中间派”，上有哥哥，下有弟妹，所以她天性乐观，想家了也哭鼻子抹泪，别人还要沉浸些许时间才能缓过神儿来，延云则是刚刚还哭得伤心，不知想起什么，一抹眼泪，该吃还吃，该说还说。她跟毓芳都是个心口合一的脾气，想说什么不过脑子一张嘴就说，为此得罪人她也不觉得，人家已经恼羞成怒了她还自顾自在叨叨。延云的父亲是个技术等级很高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延云身上有父亲的正派，母亲的善良。她家生活条件好，她常常援手毓芳生活上的困顿，不是“借给”毓芳牙膏（毓芳自尊心很强，给她东西她会拒绝）就是在小卖部买了饼干一类的吃食偷偷分给毓芳。她们姐俩很投脾气，一帮一一对红，她俩结对子。延云在工作上属于刻苦耐劳，干活不偷懒不耍滑，踏踏实实的认干。因为她年纪小，常被照顾，可她总是逞强地抢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她跟毓芳一样，干活是把手，发牢骚也不落后，属于嘴给身子找病那种人，但延云最大特点是，对别人的指责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根本不往心里去，你说你的，她照样乐乐呵呵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在延云的衣冠冢前，寄托我对她的思念（2009年）

5.28事故发生后，延云的父亲、母亲都来了，延云的父亲是那种一见就特别慈祥和善的摸样，他对我很好，常关心地对我嘘寒问暖，我在无亲无故孤立无援的当时对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谢，后来我们关系一直保持了很久，我去过北京延云家做客，他老人家也专程来天津看过我。延云的遗体至今没有找到。延云的父亲始终不相信女儿死了，他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女儿。八十年代末中苏边贸火热，老人家在黑河听苏联那边过来人说，苏方某屯子有一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从描述的年龄和摸样上，老人家认定是延云。老人千里迢迢赶过去相认，失望而归。我的小学同学何志新也在沿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写的文章他看到后，写信告诉我，他和他的战友曾在1970年6月初发现过一具女尸漂浮在江岔子里，因当时通讯条件差，他不知道我们连队发生沉船事故，所以他们没当回事，等到全师通报【5.28事故】后，再去江岔子已经看不到那具遗体了。我相信何志新看到的就是延云。2009年红色边疆农场应我的要求给延云修建衣冠冢，从此，延云的孤魂回归织网班的集体，她和其他五位战友相依相伴在一起，不再分开。

给延云修衣冠冢还有一个小插曲。施工是农场四分场场长臧勇带人修的，修好后的当天，施工工人XXX的儿子驾车逆行把一当地人撞死并逃逸，破案后赔了人家好几十万。当地人说，就是因延云衣冠冢是空坟，犯忌，应该放点生前遗物在墓中......

从一架山知青墓地俯瞰黑龙江

自从掩埋秀颖后，一架山下隆起五座坟茔。

从此，一架山便成为我梦牵魂绕的地方。我是从那个地方爬上沙滩，死里逃生。我的五位战友的遗体躺在它的脚下。她们分别是李金凤、刘毓芳、许淑香、孙艳、章秀颖（2009年添加了贾延云的衣冠冢）。

我的姐妹们舍家别亲来到北大荒，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付出过汗水、泪水，最后把花样的青春，宝贵的生命留在这片黑土地上。

她们没有墓碑，只有荒冢；她们没有后人，也难见亲人，她们默默躺在地下，不甘不瞑，她们与大江厮守，长眠江边，岁月倥偬、白驹过隙，她们渐渐被人遗忘。

直到，直到25年后的1995年，第一批祭奠者出现在她们面前......

敬请关注第三篇：《一架山下的六座坟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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