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有几个儿子 昌邑王器的叹息

刘髆是第一代昌邑王，是汉废帝刘贺的父亲。按《说文解字》，“髆”的意思是“肩甲也”。东汉王符《潜夫论》说：“或捕格斩首，或拉髆掣胸。”在《汉书》中，刘髆的谥号为“哀”，因此也被称为昌邑哀王。

汉代的王侯太多了，刘髆是其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位。如果不是他还有刘贺这么个儿子，大约如今连作为谈资、被人时常记起的“实力”都没有。想要在各种古代文献资料中找到刘髆的痕迹，实在太困难，而能够确定与刘髆有关的文物就更少。可以说，目前所知的和刘髆关系最密切的文物，大约还是刘贺墓里的那一批。

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作为父亲，他给刘贺留下的是一把闪亮亮的好牌——汉武帝嫡孙的堂皇身份，以昌邑王的身份坐拥万贯家产。哪怕刘贺什么事情也不做，“昌邑王”这个身份也够他舒舒服服生活一辈子。遗憾的是，刘贺把昌邑王这个王位给玩脱了，即使后来重新回到列侯之位，也不是一个“正经的侯”——终其一生，汉宣帝没有允许刘贺参加宗庙朝聘之礼。

（一）文字资料里的昌邑哀王

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夏四月，立皇子髆为昌邑王。

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

号谥：昌邑哀王髆

属：武帝子

始封：天汉四年六月乙丑立，十一年薨。

子：（元始）[始元]元年，王贺嗣，十二年，征为昭帝后，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乱，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

以上就是我们在《汉书》中所能找到的关于刘髆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只能告诉我们历史上确实有刘髆这个人，他是汉武帝第五子，却根本没有记录下他曾经做了什么。甚至看不出刘髆是哪一年出生、活了多少岁，更别提其他的事迹。大约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国运没有一丁点影响。相对于普通人，他的身份很特殊、地位很高，但对于史学家来说，有他没他，区别不大。刘髆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他的母亲有故事，他的舅舅有故事，但偏偏刘髆本人没有故事。

天汉四年（前97年），刘髆被封为昌邑王，封地在山东（今巨野县）。他离开长安，前往昌邑就国。他在昌邑生活了十一年，中间可能往返过长安。在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年纪轻轻的昌邑王刘髆就去世了，去世原因未知。

刘髆居然还走在他的父亲汉武帝刘彻前头。他死后的第二年，汉武帝才驾崩。当爹的有没有为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伤心，史书未载，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年仅五岁的刘贺嗣位，成为西汉第二位昌邑王。从刘贺的年纪看，大约刘髆只活了二十多岁。

刘贺像

（二）“昌邑籍田”铜鼎：那时的昌邑，那时的王

西汉前期的诸侯王拥有独立的年号纪年，可以在本王国内部使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些带有“昌邑”年款的漆器和铜器，辛德勇说这些“属于从故昌邑国携带南来的物品。”（辛德勇《海昏侯的身世》），它们有可能是刘贺继任昌邑王以后制作的，但更可能出自他的父亲刘髆之手。

刘贺墓东回廊出土了一件“昌邑籍田”铜鼎，铜鼎腹部有“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卌八斤第二”的铭文。籍田是古代由天子、诸侯率百官亲自耕田的典礼，《礼记·祭义》载：“是故昔天子为籍千亩……诸侯为籍百亩”， 它的最初目的应当是为了祭神（可以参读杨宽文章），到了汉代，它已经成了一种农事上的祝祷，是“以农为本”的体现。《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毫无疑问，“昌邑籍田”铜鼎是昌邑王行籍田礼时所用，这也是首次发现的西汉诸侯王国进行籍田礼的实物资料。铸造它应当是第一任昌邑王刘髆。籍田礼是时常要举行的，在刘贺之前，刘髆当然已经准备好了籍田礼所需要的一应物事，这些轮不到刘贺来操持。至于它为什么会被埋到刘贺的墓里——可能因为刘贺的后人再也不指望回到昌邑为王，这个东西于他们无用。反而对于曾经做过昌邑王的刘贺，多多少少算个念想。

可以想象，当初年轻的刘髆正是被昌邑群臣簇拥着去主持籍田礼。那时候这铜鼎上还没有这么锈迹斑斑，它锃亮锃亮，闪着夺目的光。它沉甸甸的，代表着一份属于昌邑王的威严与厚重。可惜的是，它总共也没有用过多少年。

（三）昌邑年款漆器

因为工艺繁复、耗时费工，汉代时漆器造价不菲，《盐铁论·散不足篇》说那种高品质的错金银漆器“一文杯得铜杯十”，价值高昂到十倍于铜器。此时奢靡成风，王侯夸富，宫中不可能不常备一批漆器。从刘贺墓出土的漆器文字来看，昌邑国陆陆续续地制作着漆器，这些漆瑟、漆盾、漆笥等器物想必花了昌邑王一笔巨款。

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往往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到了汉代，器物上还常常带有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重量、制造时间等文字。下面这件漆瑟的文字内容为：“第一，卅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十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瑟是先秦时期仪式活动中常用的乐器，在曾侯乙墓等大型墓葬中屡屡出土。从文字可以看出，制造这件漆瑟是昌邑国有计划、有组织的、相当隆重的行为。那么，这件制作于“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的漆瑟，究竟是刘髆制作的，还是刘贺制作的？

在一件带有铭文的丹画盾上写着：“私府髹丹画盾一，用漆二升十蘥，胶筋、丹臾、丑布、财用、工牢（劳），并直（值）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

一件带有铭文的木笥上写着：“私府髹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一升六蘥，丹臾、丑布、财物、工牢（劳），并直（值）九百六十一，昌邑九年造，卅合。”

又一件带有铭文的木笥上写着：“私府髹丹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二升十蘥，丹猶、丑布、财物、工牢（劳），并直（值）六百九十七，昌邑十一年造作，廿合。”这也是带有“昌邑”年号器物的最晚一件。

这些在昌邑国制作的漆器最初主人是刘髆还是刘贺，目前难以判定，只能比较含糊地说“目前所知所有带有昌邑王年款的铜器和漆器，其最长的年数，即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刘髆之手的可能。”（辛德勇《海昏侯的财富与昌邑国的地理优势》）也有一些研究者作出了“凡昌邑年号器物均为刘髆所制”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其实还涉及到“为什么刘贺在昌邑王位十三年却没有制作漆器”，因此这种观点还只能作为参考。

（四）刘髆墓在何方

看到海昏侯墓，就让人想起给他留下这么大家业的昌邑哀王刘髆，他最后停留在哪里？

我们只能大概推测，是在山东昌邑一带。至于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后来的两千年里有没有遭到破坏，我们一无所知。在山东巨野县独山镇金山店子村有一处金山崖墓，俗称金山大洞，通常被视为西汉昌邑王刘贺没有修建完成的废冢。2019年，金山汉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然刘贺的废冢都有这样的规模，刘髆的墓又该如何？

1968年，山东巨野县的农民在开采石料时发现了一座西汉墓葬。按《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所说，当时墓道被破坏，墓道中的木车、车马饰和马骨被挖出（据说有木车一辆，生马四匹）。1971年秋至1972年春，山东省博物馆曾进行发掘，挖至墓门处，因故停工。1977年由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继续发掘。发掘工作从冬月底开始至6月底结束，历时三个月。该墓虽发现盗洞两个，但均未进入墓室，故墓室器物保存完好，发现随葬器物1056件。

这座西汉大型墓葬随葬物品比较丰富，墓主身份应与王侯有关。可惜的是，铜器上的铭刻、墓室上的题记都未见纪年。墓中出土一枚玉印章，朱书，字迹剥落不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器物可以直接判定墓主身份。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被认为是刘贺之父刘髆的墓葬。图片来自《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发掘小组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此墓的随葬器物与临沂银雀山1、2号西汉墓所出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银雀山l、2号汉墓出土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时代可确定在武帝建元元年到元狩五年之间（公元前140—前118年），此墓的年代应与它相近。

第二，山阳哀王刘定，在位于景武之际，正处于削藩时期，山阳国是从梁国分出来的小国，刘定本人又是庶王子，势力不大。此墓属于刘定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此墓距昌邑国所在地仅13公里，刘髆在武帝后期即位昌邑王，与此墓年代相符，墓主为昌邑哀王刘髆的可能性较大。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玉璧

对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瑞有不同看法。他在《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墓主新考》一文中指出，银雀山1、2号墓的埋藏时代早于文献中昌邑王刘髆去世时间31年左右，山阳王刘定在位9年，于武帝建元五年去世(前136年)去世，正好在据银雀山1、2号墓出土简牍判断出的埋葬时间的范围之内。红土山西汉墓未见五铢钱，间接的表明了该墓的埋藏时间应在铸行五铢钱的元狩五年(前118年)之前，更不可能是刘髆的墓葬。其墓葬规模不能与其他时代相近的其他大型诸侯王陵相比，恰与山阳王刘定在位期间国力较为弱小的背景相符。因此是红土山西汉墓是山阳王刘定墓，而非昌邑王刘髆墓。

王瑞这篇文章并没有一锤定音。在发现海昏侯墓之后，有人对刘贺墓与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比较了两墓的玉器类、金属器类、药用器类和车马器类等几大器类，认为在某些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比如巨野红土山西汉墓（文中直接称之为刘髆墓）出土有链条，刘贺墓亦出土有提链尊，“所见之链相同，形式规格完全一致”。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有铜刻漏，刘贺墓亦出土有铜刻漏，而西汉铜刻漏总共只出土了六件。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有药匙和药臼杵，刘贺墓也出有药丸药臼药匙和专门的药量。诸如此类，张仲立认为“两墓随葬器物相似度很高，尤其一些高度契合的器类，清楚表明了两墓的亲缘背景”，可见“红土山汉墓墓主为刘髆，当是确定无疑的。”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铜链

刘贺墓出土提链尊

这种比较似乎不能说是可靠的——存在于海昏侯墓与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之间的这种种关联，更可能是在当时西汉的文化氛围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趋向。张仲立举出的这些证据都不过是一种推测，他似乎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在两处墓葬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相似，能不能理解为在汉朝思想、文化框架下的一种结果？退一步说，这两座墓所出土的器物之间的联系比与其他地区的器物更加紧密，那么，它能不能是一种地区的偏好？难道他所列出的玉器类、金属器类、药用器类和车马器类上的相似，就一定能成为证明两个墓主之间存在父子关系的“唯一性证据指标”吗？

昌邑哀王刘髆的墓在哪里，以后会不会突然在山东省昌邑市发现他的墓，他的墓里会不会像儿子刘贺的墓一样，有那么丰富的金珠宝玉长久地伴随着他？

也许很多年后，也许突然之间，我们就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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