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的法国（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

【译者按】

这是意大利文化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学术生涯早期的一篇文章：“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发表于1986年。在这篇文章中，卡尔维教授通过发掘瘟疫期间法律诉讼文件，揭示了官方瘟疫记录和叙述所忽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文化现象。她描述了在隆迪内利记录的官方文本中表现出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瘟疫出现、掩盖、制度实施、专制的形成，以及社会集体意识需要的神圣和象征崇拜。相隔近400年，近期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也有类似的形式表现。在一些国家，传统的反应模式几乎像是佛罗伦萨1630年疫情的翻版。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人们游行朝拜圣母，在当代转变成歌颂祖国和英雄。也许可以说，附身于宗教性质仪式崇拜的集体情感和象征需要，特别是与恐惧、绝望和救赎有关的集体情感和意识，永恒地在人类社会心理空间中占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位置。偶像可以改变可以替换，而这个位置和空间不会消失。而疫情期间的权威治理和社会集体意识，共同编写了瘟疫历史，为国家专制提供了现实与想象的合理性和支持。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朱利亚·卡尔维（Giulia Calvi）是欧洲早期现代文化史专家。她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和锡耶纳大学任教。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是伯克利大学意大利系第58任意大利文化主席。与瓦尔堡同时并更负盛名的艺术史学者、鉴赏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创办了佛罗伦萨villa I Tatti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她担任研究中心的顾问。并且是“历史、医药和健康”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社会经济和人文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史，家庭和性别史，跨国视野下的欧洲公司历史。她发表的著作主要涉及：意大利与欧洲社会史，早期现代社会公共健康和治疗实践历史，家庭与法律争端，欧洲性别身份的社会与文化表现，政治权利的性别化实践和模式。

Florence, 1628-1634

1630-1633年的佛罗伦萨瘟疫，经过几次起伏，最终平息。这次瘟疫造成上万人死亡。与17世纪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瘟疫相比，佛罗伦萨瘟疫期间发生的一切似乎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发生骚乱，没有对疑似瘟疫携带者的迫害和杀害，没有集体暴动和恐慌的记录。

Quadro della peste aFirenze nel 1630

Melchiorre Gherardini, Piazza S. Babila, Milan, during the plague of 1630: plague carts carry the dead for burial

自然，医学权威和警察采取了通常的方式：健康检查官、专职人员、隔离点（lazarettos）、集体墓地、封挡的住房、隔离。国家重新组织城市空间而采取的防范式和侵犯式方式，以及社会反应的特殊语法（the specific grammar），在某些方面来说，写出了同17世纪其他瘟疫类似的剧本，背景相同，而场景却不同。

隔离点手绘图

受斐迪南大公二世委托，弗朗切斯科·隆迪内利（Francesco Rondinelli），大公属下的图书管理员，编纂了编年史的官方疫情记录：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这是关于政治与医学权威的结构和运作、法庭的态度情绪、宗教团体帮助瘟疫受害者的贡献、以及医生与行政官员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同许多其他传染病期间写作的回忆录一样，隆迪内利的文本，也同样可以根据从健康的最高点迅速下降到疾病和死亡的最低点，再上升到恢复健康的顶点这个双曲线而分成固定的时期。城市有病的身体反映了同样的抛物线，就像生理状况的下降和上升标记着瘟疫中幸存者的身体。记录贯穿始终的重点是周期性和自然过程。疾病以精确的间隔不断出现，健康恢复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官方文本给事件赋予了一种明显的自然解读，这源于疾病本身的节奏，并将城市历史过程与疾病不可避免的影响联系起来。

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

在疾病与康复的下降上升曲线中，一系列相关主题出现在文本中：瘟疫进入城市；试图掩盖瘟疫的不同企图；隔离健康者、疑似感染者、对病者的各种规定的逐渐制度化；健康权威逐渐累积达到高点的紧急状况下的专制；以及上街游行去朝拜因普鲁内塔圣母像（Madonna dell'Impruneta）—这种在佛罗伦萨到处举行的游行，至少象征性地解决了危机。因为这些都变成了似乎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感染本身。权力感觉到正是社会重组的时间，并且马上开始孤立威胁着城市的事件。在公众记忆中以及官方记录中，瘟疫的爆发是国家出现和干预的首要并且唯一的原因。

因普鲁内塔圣母像

在隆迪内利的官方记录中也有一种小调，一长串的琐碎事件衍发了主要叙述。比如，记录中将疾病的开始和各种被认为负有责任的行为类型联系起来。这样的叙述类型是启应祷文*（litany）式的，留意人物之间迅速而任意演变的关系。疫年期间官方的视角，以健康官员的严肃、隔离点开办、紧急事务官员任命为信号，伴随着对疫情发生后城市中、街道上、家庭中普通人日常行为的症状学解读。

（*启应祷文：基督教中一种指定时间地点的公众祈祷，通常一个忏悔者在牧师引导下，以启发和应答的形式，做出一系列的恳求、免罪祈祷或代祷。启应祈祷要以同样的形式连续重复几段。它可以结合在其他宗教仪式中；或者独立举行，这常常会在公共游行中发生。）

在这个框架下，将疫病和米兰雇佣兵以及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Mantuan Succession 1628–31）联系起来的病因学，就突出了一个案例：一个贫穷、被感染的养鸡农户，从博洛尼亚山上下来，快要死了，在八月初的时候进入佛罗伦萨。他到达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的时候“非常虚弱，极其艰难地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他的眼睛低垂着无精打采，”他遇到了住在特雷皮亚诺（Trespiano）的熟人维维亚诺（Viviano），“抑制不住怜悯……而因为他冒险要遭遇的危险很大，他不确定该做什么；可是他要保住自己的命，这减弱了他的怜悯……可是金子的光让他盲目，他忘了风险，投降了，屈服于快速发笔财的希望。”

Siege and capture of CasaleMonferrato by French troops, 1630

维维亚诺的贪财招致他整个家庭死亡的惩罚。这根链条延续着，而叙述的线索，被养鸡农户和他妻子的死亡打断，又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接续起来。现在特雷皮亚诺和佛罗伦萨的联系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大宅子里（casa grande antica），一个可怜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那儿。8月6日，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Grand Duchess Christine of Lorraine）给穷苦的寡妇们发放施舍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前面提到的那个寡妇用她得到的实施买了一蒲式耳的面粉。“用那面粉做了粥糊，她和孩子们坐下来，”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好像都失去了神智，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在同一所房子中，贵妇人玛德琳嘉宝（Signora Maddalena del Garbo）的女佣和她的女主人也一同死了。

Firenze Porta San Gallo, piazza Cavour e viale Principessa Margherita 1894

Porta San Gallo in Florence

瘟疫怎么会也到了这里呢？死亡的启应祷文式追溯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剧情。“靠近广场的街角，有个羊毛商人名叫西斯托（Sisto），他在特雷皮亚诺买了几包羊毛，他和他的几个纺织工都死了。西斯托的商店的一个窗户，正对着那个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进出房子的院子。养鸡农户，维维亚诺的贪财，羊毛商人西斯托，寡妇，院子，窗户和她的孩子：这是一串夺命的启应祷文。

这一串的不虞事件下的逻辑是对人类环境和疾病的关联的坚持。在编年史中，疾病的传播被归罪于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来来去去。许多死亡归因于高度个人化的场景，而我们捕捉到它的特殊处：被感染的家禽养殖农户拖曳的脚，在他穿过一个城市大门时他的身体不确定的摇摇摆摆，分开羊毛商人和那寡妇的院子，作坊的窗户的细节。这些是日常生活的轨迹和人们经过其而交流、与他人相遇、说话、工作、吃饭的通道。在这儿，在鸡和羊毛之间，瘟疫筑窝。细节的极度丰富，描述性细微之处的繁衍，让人想到如同一幅当代静物作品发光的固定性的内在元素的重构——所有这些元素暗示着书写与口头之间，凝视与词语之间丰饶的相互关系。

编年史家隆迪内利从官方记录收集了信息，但是他也到佛罗伦萨街上去听取谣言，猜测，以及幸存者的瞎扯。他评论道：“当你看到十个事件的一个链条，就像刚才描述的，你就理解了它们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就能够有些基础而做出推论”——也就是说，确定隐藏在这些散居四处的符号之中的意义。

因而，叙述链和点点滴滴的归类记录，似乎是那些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人如何认识、想象和害怕疫病的最准确的模式。启应祷文式的死亡显而易见的无意义隐藏了一个秘密符文，在社会肌理的密度中能够发现这秘密。如果感染可以被那些如日常一般行动的人传播，那么就很有必要质疑这些行动，而官员们已经用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来描述它们。接待一个曾经在疑似地区旅行的亲戚，在特雷皮亚诺购买感染的羊毛，目光投向一个院子：这些行为在一个人的亲戚和邻居之中开启了死亡的可能性。从正常规范中的一点些微偏离会引发不可见的死亡螺旋。通常的交往形式转变为疫病的可能传播载体；因而它们是疾病和社会交换网络汇聚的征象。

印刷的编年史在涉及一个主要人物的时候打断了叙述链，好像这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疾病。启应祷文在一闪之间达到高潮，之后是沉默，但是通过显示这最后的联系，可能会让一整条情境链和主角们变得清晰可见。来说说这链条中一个特殊的例子。在via de Calderari这条街上，有个石匠，名叫安东尼奥，他是弗朗切斯科·吉安内利（FrancescoGiannelli）的儿子，他给一些可怜的修女清理了一口井。“因为他的辛劳和那口井的臭味，他马上得了重病，不久之后发现在他的大腿和躯干之间长出了一个胡桃大的肿块。”医生洛伦兹（Lorenzi）给他做了检查，并允许这房子里住的人随意在住处内外走动。2月2日，石匠嫂子卡特琳娜死了；2月9日，她父亲和两个孩子，以及这所房子里的六个居民都死了。同时，摩德纳公爵的大使的一个仆人去一个老制衣人那儿买一对袖子。巧合的是，这个制衣人在疑似染上瘟疫的安东尼奥卧床不起的那个房子租住一个房间。于是这个仆人传染了他主人一家：大使的儿子卡洛（Carlo）最先死去，然后是里奥诺拉夫人（Madonna Leonora）和次子利维奥（Livio）。

唐·唐基洛·切尔佩利（Don TranquilloCerpelli），San Michele Visdomini Monastery修道院的代理和教区牧师，命令死者都被埋葬在Santa Maria Nuova的众人墓中。

San Michele Visdomini修道院

大使的儿子和妻子的疾病，关闭了一个叙述链。许多链条将贵族出生的人与感染并害死他们的底层出生的人联系起来——可是石匠安东尼奥康复了！因而有必要一步一步追溯并且走下等级阶梯，追寻疾病隐身其中的事件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