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仇恨折磨（总被曲解为仇恨男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1期，原文标题《如何养育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女儿？》

在阿迪契的眼中，“我们的这个世界全是无法敞开怀抱呼吸的女性，因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她们被要求蜷缩成特定的形状来讨人喜欢”。

主笔/陈赛

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 （Wani Olatunde摄）

为什么想要一个女权主义的女儿

《亲爱的安吉维拉》是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写给一位名叫安吉维拉的闺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位刚刚生了女儿的妈妈向她的作家朋友请教如何养育一位女权主义者。而她呢，洋洋洒洒写下了15条建议。

这位尼日利亚的新手妈妈为什么想要女儿做一名女权主义者呢？

“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身份标签。用阿迪契本人的话，这个称谓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意义，明明是为女性赋权，却常常被故意曲解为仇恨男人。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这个词即使不让人厌烦，至少也是令人扫兴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不刮腿毛？憎恨男人？一群嫁不出去的悲哀女人？

阿迪契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曾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医药学，后弃医从文，留学美国。她的第一本小说《紫色木槿》出版于2004年，出版后立刻被提名布克奖，当时她才26岁。之后，她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美国佬》以及短篇小说集《你脖子上的东西》。2010年，阿迪契入选《纽约客》评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

在2013年那次著名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中，她巧妙地借用自己在尼日利亚和在美国的一些亲身经历，批驳人们对“女权主义者”的各种认识误区和偏见，犀利地指出在职场、家庭、公共场合，女性因性别因素承受的各种不公境遇。

比如，为什么一个到一定年纪的未婚女子，我们的社会使她把她的人生当成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生；而一个相同年纪的未婚男人，我们却认为他只是还没有玩够，还没有打算定下来？

为什么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论男人，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会总是把话题引到谈论女人上——即便他们谈论女性，也很可能是油嘴滑舌地对她们品头论足，而不是作为生命中的创痛来谈论？

为什么我们对强大的女性有各种各样的苛求——她谦虚吗，她会微笑吗，她是否知恩图报，她有居家的一面吗——却从不以同样的标准评判强大的男性？是因为我们惯性地将权力认作是男性的，因此强大的女性是反常的？

从童年时代开始，阿迪契就是一个早慧敏感的孩子。她自称很小观察世界，就注意到这个世界并不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尊严与机会。她的母亲是尼日利亚第一位大学女教务长，但她仍然会悄悄嘱咐女儿把卫生巾垫拿到后院烧掉，好像月经以及它所代表的女性本身是一种耻辱。她会告诉女儿要学会做饭，因为这是她长大嫁人以后得做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想着，学习做饭是一件好事，可以喂饱自己，但我可不想学这个只是为了将来要喂饱一个男人。哪怕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怪。”

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不，但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小就不是那种梦想婚纱和婚礼的女孩。那时候人们相信小女孩应该向往的东西，我都毫无兴趣。我清楚记得，那时候小女孩会说‘我长大了想嫁给大公司的经理’，我想着的是我能做大公司的经理，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经理？”

“我想过一种有趣的生活，过一种智识的生活，我一直想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做一个作家和教授，我想谈论观念和想法。我有时候会梦想有个孩子，但从来没有梦想过老公。”

长大后，她成了一名小说家。她的写作经常会涉及种族和性别在不同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的挣扎。比如她的小说《美国佬》就是她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思考和感受，她借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非洲人在美国第一次体验到“成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她的肤色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待她的态度和行为。

但是，她说，性别歧视比种族歧视更让她愤怒。因为她身边的很多人能轻易地意识到种族歧视，却往往觉察不到性别歧视。对于性别歧视的问题，你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劝服、举例。

事实上，性别议题最大的困难之处在于，很多关于性别的预设和观念早已内化到我们的日常思维之中，犹如刺入肉中的微小的刺，只有当它刺痛你时，你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作为小说家，阿迪契很擅长捕捉这些刺痛的时刻。比如，她说每次她和一名男士走进尼日利亚的餐厅时，侍应生总是招呼那位男士，而对她置之不理。“侍应生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教导他们，男人比女人更重要，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但从理性上认识到是一回事，在情感上感受到完全是另一回事。每次，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时，我感觉像隐身人。我感到生气。我想要告诉他们，我和那位男士一样都是人，理应受到一样的招呼。这些是小事，但有时，小事最刺痛人。”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刺是从何时种下的，如何才能真正拔去？

永远不要说“因为你是女孩”

阿迪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必须要将问题的源头追溯到生命的最初——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养育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也是她决定将这封信出版成书的原因。

自从她自己的女儿出生以后，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就变得更加的迫切。她的女儿今年3岁。她在按照她自己几年前为朋友列出的这些女权主义原则在养育自己的女儿，但在这个过程中，她深刻地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艰难。“有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宇宙在阴谋与你作对。”

从一开始，社会对于男孩女孩的人生期许就不一样。这些期许被以各种方式编码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尿布、衣服、玩具、习俗、语言，并构成我们的信仰系统和各种非理性的偏见与预设。“这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偏见和预设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它们粗暴地违背我们真正的渴望、需求和幸福时，我们也常常会屈从。”

在书中，她给予安吉维拉的建议，有些听起来只是很简单、很浅显的道理，或者说常识。比如，鼓励女孩阅读，鼓励她参与运动，鼓励她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力，教她永远不要把婚姻当成成就。告诉她，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里，女人不需要做出因婚姻而起的、男人不需要做的改变。她还教她如何辨识“伪女权主义者”——这些人认为男女平等是有条件的，男人天生比女人优越，但他们应该善待女人。不不不，她说，女人的福祉绝对不能建立在男人的慈悲上。

你是否相信男女是平等的？是，或者不是，这就是女权主义的核心。女权主义不是一件外套，可以穿上或者脱下。你要么是女权主义者，要么不是女权主义者，中间没有任何暧昧地带。

她说，女权主义的前提很简单。第一，我是重要的。我同等重要。没有“除非”。没有“假如”。我同等重要。第二，能在交换性别角色后获得相同的结论吗？如果你的丈夫和别的女人上床而你原谅他，那你和别的男人上床的话情况会否一样？如果回答是会，那你选择原谅也是女权主义的选择，因为这件事没有受到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但是，做到真正女权主义式的辨析和洞察并不容易，其中最大的陷阱就是语言。而如果要教导你的孩子质疑语言，你自己必须首先质疑自己的措辞。比如我们喜欢叫女孩子“公主”，但“公主”这个词承载着各种预设，她是脆弱的，她在等待王子的拯救，诸如此类。

还有，永远不要说“因为你是女孩”这句话。这句话从来不是任何事的缘由，但很多偏见恰恰都是拿这句话做借口的。女人并不是天生自带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的基因，但我们的语言无时无刻不在暗示这一点。

在她的15条女权主义宣言中，最有力量的一条是，鼓励女孩拒绝“讨人喜欢”。“讨人喜欢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做你自己，总会有人喜欢那样的你。”

在她看来，女孩和女人为了让自己变得讨人喜欢而浪费掉的那些时间，是性别歧视最强大的证据之一。“我们教导女孩要讨人喜欢，要乖巧，要矫饰。我们并不同样教导男孩。这是危险的。很多性别掠食者从中获利。很多女孩在遭受欺凌时保持沉默，因为她们不想惹事。”

她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是给女性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做自己。但是，关于女权主义最常见也最搞笑的一个误解是，女权主义应该拒绝任何女性化的特质，包括对外表和美的关心。喜欢时尚和化妆的女人经常被认为是肤浅的，就好像女人的审美愉悦与女权主义在本质上是相悖的。但我们的社会从不觉得男性应该为追求那些被普遍认为男性化的事物而羞愧——比如赛车或体育。

这个世界上到处是喜欢时尚的聪明女性，但不得不假装自己并不喜欢。她自己就是其中一个。2014年，她在《Ell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一个聪明女人不能爱时尚》，坦诚自己对时尚的热爱，“我不再假装我不关心衣服。因为我真的关心。我热爱刺绣和布料。我爱蕾丝、短裙和收腰。我爱黑色，我爱颜色。我爱高跟鞋，我爱平底鞋……我喜欢那些衣着光鲜的女性，并从不吝于告诉她们。现在我穿衣服，只考虑我喜欢什么，我觉得什么合适，什么让我心情愉快”。

所以，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本小小的育儿书，但其背后的指向却宽广得多，涉及公正、爱、美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那些女权主义的宣言，你在告诉的女儿的同时，也得告诉你自己。孩子在学会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同时，为人父母者面临一个更加艰难的unlearn的过程——学习如何摆脱性别偏见和歧视的桎梏。

在阿迪契看来，在女儿的女权主义教育中，母亲的自由和成长是第一位的。她给安吉维拉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成为一个全面的人。“为人母是件无比荣耀的礼物，但不要只用母亲的身份定义自己。”

她还认为，虽然通常身处弱势者才能真正深切地意识到其中的挣扎，但为了养育一个女权主义的女儿，父亲也必须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那些性别不平等的规则和成见对女性有害，但接受这些偏见对男人来说同样是一种人性的扼杀，对他们的能力和智力的削减。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养育男孩。“通过这本书，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重新思考，那些关于女人和女孩的预设和偏见，关于好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所谓女人应该是照顾者，女人应该柔弱，女人不应该太有野心，不应该太有攻击性等等。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有着与男人同样广泛的可能性的人。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

“做女权主义者不难，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孤单”

——专访奇玛曼达·阿迪契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童年开始吧，你的父母是如何抚养身为女孩的你的？

阿迪契：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属于很进步的人，他们都在大学工作，一起下班回家，他们是好朋友，至今仍然是好朋友，在56年的婚姻之后。他们给我空间做自己，我被允许提问，我没有被勒令保持沉默，这一点对我的自信帮助很大。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的父母让我感觉我的观点是重要的，不是说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它们是重要的。

还有阅读。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天生的，但对阅读的热爱却是父母潜移默化的结果。在我的家里，所有人都读书，阅读从来都很重要。阅读帮助我找到写作的方式。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不为自己作为女人占据这个世界的空间感到抱歉，这一点感受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有一个关于女性的理想形象吗？

阿迪契：我的曾祖母，我从来没见过她，但听过很多关于她的故事。她很年轻就逃离了家，因为她不想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选择的男人。在丈夫死后，她丈夫的家族想要拿走本来属于她的土地和财产，她理直气壮地拒绝、抗议，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不是她那个年代的女人通常会做的事情，但她就是这么做了。我倾慕她的勇气，很为她感到自豪。她给过我很多写作的灵感。她从来不知道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意思，但这不意味着她不是女权主义者。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说，你的演讲和写作将女权主义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阿迪契：accessible（可接近的）可能是更准确的说法。我的女权主义主张不是理论式的，而是实用性的。我没有一个理论，人们可以去学习去研究，如果你不能理解就不是一个好的女权主义者。我对故事更感兴趣，我的方法也更实用。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女人早已知晓的，我只是赋予它们语言。全世界很多年轻女性，他们看到某些事情，听到某些事情，质疑某些事情，然后她们读到我的书，或者听到我的演讲，然后她们说：“是的，就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难？

阿迪契：对，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一点都不难。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公正的观念问题。难的地方在于，这个世界不是女权主义的。我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不仅仅体现在大的层面。我们可以谈论女人不在权力的位置上，政治权利，经济权力，我们也可以谈论谁在运作国家，运作公司，通常都是男人。但它同时体现在一些很小很隐蔽的地方，比如女人的声音总是被弱化。男人说某些话会得到很多掌声，同样的话女人说出来却得不到任何响应。身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要意识到这些事情，并且设法改变。

做女权主义者不难，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孤单。有时候一些我觉得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却不得不一次次地去解释，我会觉得孤单。因为你希望你不需要这样做。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是“MeToo”运动让人感觉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你仍然觉得孤单吗？

阿迪契：是的。有时候，事情只是表面看起来很风光。人们以为，现在有名人在讨论女权主义，你的T恤上写着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就变成主流了。但这完全不是真的。我自己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女权主义的声音，但我感觉到的阻力比起以前我只是一个小说作家的时候要多得多。“MeToo”运动从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反弹。现在他们说，男人不想再跟女人一起工作，男人不愿意再指导女人，考虑到全世界范围内，男人在职场上都比女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说，男人在这场运动中变成了受害者。但男人只要不曾伤害女性，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这场运动。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文化，某种现代全球性文化，并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人。我们对女人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sexual being）有着比男人严苛得多的评判。

虽然研究显示只有1%的强奸指控是假的，但很多人仍然认为大部分情况下是女人编造了这些强奸的指控。这解释了人们是怎么看待女性的。如果你觉得50%的女人会早上醒来，决定编造一个关于自己被强奸的故事，那么你一定是觉得女人在本质上是愚蠢的。强奸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为什么大部分的女性会为这种事情撒谎？

我认为，对于女人的自信和强大、对于女人讲述自己故事，对于女人与男人平等，仍然有着大量的反弹和负面力量。所以，不，女权主义还远远没有达成它的目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多次提到女性气质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区别，你坚持二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多大程度上是后天的？你在《Elle》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什么一个聪明女人不能爱时尚》，你怎么知道你对裙子和高跟鞋的热爱是你自己的，还是文化加诸你的？

阿迪契：当然是文化。如果我是在森林里被狼群养大的，我不会喜欢裙子。但我的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爱美、爱裙子，她从小就喜欢打扮我，她会给我戴她的珠宝。我用的第一个化妆品是母亲的唇膏。我记得放一点点到唇上，就很闪亮。

所以，有一部分的我喜欢鞋，喜欢裙子，喜欢化妆品，一部分的我喜欢书，喜欢思想，喜欢写作。我认为很多女性都是如此，但我们的文化让我们觉得，只有一部分的自己是可以展示给这个世界的。你必须选择，要么做一个严肃的女人，要么做一个轻浮的女人。但我们的文化从来不要男人选择，一个男人可以是知识分子，也可以喜欢赛车。从来没有一种论辩说赛车是轻浮的。如果你遇到一个男性知识分子，你发现他喜欢赛车，你不会说，你不觉得这里有矛盾吗？我们只会说，okay，他喜欢赛车。

人是复杂多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对女性化的东西毫无兴趣。她没有时间化妆，也不喜欢时尚，她觉得高跟鞋是很滑稽的东西，她喜欢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跑，所以从不穿高跟鞋。但我认为她是个非常美丽有趣的女人。但我还有另外一位密友，每天出门前必定盛装打扮，穿最高的高跟鞋，但我同样爱她。我真正想要的，是身为女性最广泛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社会之所以将“女性化”构建为某种与“女权主义”对立的概念，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女性化”被认为是我们为男人做的，是为了迎合男人的目光。

但首先，我认为女人打扮自己，不是为了男人，而是为了女人。男人并不理解或者关心女人的时尚。我经常穿一件衣服，我丈夫看到了大笑，因为他完全不能理解。但对我来说，衣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之一。我真心觉得，总体而言，在对时尚感兴趣的女人看来，男人是无关紧要的。

在全世界的文化里，很多女孩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得到男性的青睐，不仅仅靠外表，还有你在男人身边的行为，比如你不能太强势，不能表露愤怒，不能太聪明或者太有野心，你可能会把男人吓跑。我认为，比起外表，这些行为才是我们更应该警惕和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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