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山海关（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詹丹 语文学习

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曾听了两次《天上的街市》较大规模的公开课，执教者不约而同地把诵读原诗作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这固然不错，但对文本本身的探究与解析，尤其是对关键问题的把握却显得不够到位。本来，对中学语文教学而言，诵读和解析原作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加深理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与一些教师的交流中，他们认为对《天上的街市》这样浅显的作品应以诵读为主，而只有对那些较为艰深的作品才需要加以细细解析，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这里仅就《天上的街市》提出解读的几点想法，用以说明即便看似浅显如《天上的街市》者，也有进一步剖析的较大空间。

一、原作的改动

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选入语文教材时，诗题大多改作《天上的街市》，以符合现在的用语习惯。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殊不知这样一来，把诗歌的侧重点也改变了。“街市”侧重于市，而“市街”侧重于街。从诗歌反映的空间关系来看，街灯、街市和在天街的闲游，都易于被“街”而不是“市”所统摄。所以，题目不用“街市”而取“市街”，似乎更为合理。而且，把原来的题目紧缩成“天街”一词，在古代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星宿名，“昴、毕间为天街”（《史记·天官书》）另一就是皇城的街道，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天街小雨润如酥”。无论是星宿名还是皇城之街名，都为诗人把人间的街灯与天上的星星联系起来，提供了想象的基本依托。此外，原诗句的结尾“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一句，在教材中被改作“一定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这样的改动，也许是为了与前面的“定然是”“定能够”之类的肯定语气保持一致。但这种一致，是在抒情主人公沉浸在自我想象的空间里得到协调的。当这种自我想象试图超越自身，要把“你”引入到“我”的世界里，那种以断然肯定的语气来遮蔽对方的意图就变得有点生硬。所以，在随后的求证中，引入一个征询的不确定语气“那怕是”，其实就是打破了自我抒情、自我想象的封闭空间，而把一个此刻的“你”，召唤进“我”的空间里，用“你”当然也是读者的想象，拓展出想象世界的新境界。但是如语文教材改文那样，用“一定是”替代“那怕是”，看似语气得到彻底贯穿，但反使想象的空间狭窄化了、抒情主人公思虑的丰富性平面化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我”与“你”沟通的脉络。

二、词句的推敲

诗歌用语一般都比较精致，此诗用词普通而平易，虽可以说是旧体诗转向新诗的必然（新诗也有用语雕琢的），但平白如话的词语，只要用得恰到好处，同样经得起推敲。

例如，第一节用“远远的”一句领起下面的诗句，把本来距人较近的街灯置于远处，为联想到更远处的星星作了自然的衔接。“明了”与“现了”，“点着”和“闪着”，准确地写出了街灯和明星的区别。街灯不会总亮着，所以说“明了”，以此交代从暗到亮的变化；而星星始终发光，只是有时被外物遮挡，无法一直被人所见，所以说“现了”，是强调世人能够看见的那一刻。“闪着”和“点着”，则区分出了物体的发光有自然也有人工。第二节，用“缥缈”来概括空中的街市，因为缥缈而无从捉摸其实在的状况，其物品也因为是人间没有的珍奇，理应无从想象，这就回避了落入俗套的描写，同时也给下面写人的平常交往带来了张力。第三节中，形容天河为“浅浅”，可以让人想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的“河水清且浅”。不过，在古诗中，清浅是为了与遥远作反比，所谓“迢迢”，所谓“相去复几许”，而“天上的街市”中，强调“浅浅”，是为了自然过渡到天河之不甚宽广。再有，人物出现时，不称织女、河汉女而采用牛郎织女的省称“女牛”，是为了呼应下文立足于两岸的互相来往。还有称流星的量词是“朵”等等。

如果把用词与诗句的节奏感一并加以讨论，我们就会发现，诗句的基本节奏是用双音节词加上一个助词“的”，如“远远的街灯”“没有的珍奇”，构成三音节一顿与双音节一顿的交替，轻声字“的”的前后都可有对比重音，重读在前抑或在后，则要视读者对诗句的理解而确定。只是当三音节一组的词语中没有“的”这样的后附音节，如“定然有”“定然是”等，语意的强调与节拍的强硬就凸显出来。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句，不但“那怕是”这样的三音节中没有用到“的”，而且“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八个音节一组，基本是等分式的双音节一顿，并没有插入三个音节一顿以调节声息，使读者读到这一句时，不得不把节奏放慢下来。这样，慢读的效果，既符合了描写对象的那种慢走闲游，也在一种征询的语气中，带给读者深思的效果。

三、结构的肌理

探讨结构的肌理，是要把材料与对材料的组合方式综合起来考虑。这样的考虑，有不同的切入点。

可以把时间作为分析结构的一条途径。此诗的第一节用特定的时刻作为开始，即“明了”。当灯被点亮时，有一个明显的环境状态的变化，与此同时，想象力也被瞬间点燃。第二节，从“我想”开始，想象、思考的是一种恒久的常态而非特定瞬间，第三节，继续对常态加以想象和思考。到了第四节，在对常态有了充分把握后，才转回到特定的时刻、转回到当下的“此刻”，这样，让人在表面上放弃想象、放弃对一个外在对象的思考时直接来看“请看”，让自己也让读者直接沉浸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完成了此诗最大限度的包容。由此，也可以把人称作为进入诗歌的一个切入点。当诗在特定时间开始时，人称是不出现的，似乎是无人称的一种客观呈现。在这之后略作停顿而又舒缓的节奏里，开始出现了“我”和“我”的遐想，然后又引入了“你”，让“你”和“我”一起想象、交流。最后，以直接的吁求“请看”以及征询“那怕是”，把“我”与“你”统一在同样的“看”的行为中，成为隐含的“我们”的统一体。

如果用二元式结构来加以剖析的话，全诗四节可以一分为二，前两节主要写物，后两节主要写人。前两节写物，又可以分为天上与人间物的类似与不类似；后两节写人，也可以分为人在阻隔时的来往与没有阻隔时的同游。在这样的二元细分中，也要挑明其前后脉络的贯通，那就是物与人在不同层面、不同组合间所发生的复杂的照应关系。牛郎织女本来就是星，天河也是星，只是当星星形象化为人时，流星比喻为流动的灯笼，让它被人提在手里，既加固了物与人的联系，也把诗歌一开始就提出的灯与星的联系细化了。街灯与街市有联系，街市有物品，当珍奇物品展示出来时，人的逛街闲游也变得饶有兴致了。不过，使这种组合变得复杂化的是物本来与人应该有映照关系。当街灯与星星得到回环式的联系时，天上人间也就打成了一片，天上的美好，成为人间的美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第二节，因为强调天上的珍奇是人间所没有的，似乎又有意在天上人间造成了一种无法联系的断裂。联系到街灯之“远远”，从抒情主人公的立场出发，其笔下的人间已经被置于远景，与天上似乎相差得不太远，所以天上与人间打成的一片，未必就能说明天上的美好映照了抒情主人公所处的当下现实的美好。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此诗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呢？

四、主题的创新

由于题材古老，所以人们在论及此诗的主题时，通常会把这首诗与传统题咏加以比较，以突出这首诗的乐观主题。

广为人知的《迢迢牵牛星》咏叹的就是有情人被阻隔的悲观主题，一年一度的七夕欢聚，并没有被提及。后世的咏叹，虽然提及了七夕，提及了牛郎织女的聚会，但也似乎并没有把那层悲观的色彩彻底抹去。杜审言的《七夕》诗，以“年年今夜尽，机杼别情多”的悲叹来结尾自不必说。即便名诗如李商隐的《七夕》“鸾扇斜分凤帷开，星桥横过雀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还有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等等，都是把牛女的“七夕”来反衬人间连一年一度的聚会都不能得，恰如清人屈复解《玉溪生诗意》中所说的“人间一别，再无见期，欲求如天上一年一度相逢，不可得也”。最为乐观的作品大概要数秦少游那首广为人知的《鹊桥仙》了，然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乐观议论，不过是在不能改变客观条件前提下的一种自我安慰。古代人的创作，不论是悲观还是乐观，不论用天上来映照人间还是反衬人间，天河的阻隔导致牛郎织女的聚会只能一年一次的这种客观状态，却是无人在创作中加以改变的。所以，在《天上的街市》中，牛郎织女能够随意来往，固然说明了诗人想象的大胆，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就想不到这一点呢？难道是因为郭沫若的想象力要比古代所有诗人的想象力都更丰富、更大胆？如果是，这样的丰富和大胆是因为诗人特有的个人气质吗？回到前文，当需要追问，诗人究竟要在天上人间建立起怎样的一种关系时，其实隐含了一个更需要追问的关键问题，那就是诗人的想象力所依托的现实语境问题。在诗中，不仅想象的具体内容与现实的联系值得讨论，而且，当想象力本身发生改变，诗人的想象能量被大大激发出来时，我们必须探究，这到底与现实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就《天上的街市》来说，它的现实语境就是历史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在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氛围中，普通人的生活、个人的感情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听从于自身的心灵召唤而不是受外界势力的左右，已经得到愈来愈多的青年的认同。新诗，因其语言新、体式新而且观念新，使得郭沫若的诗作发挥出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力，使他本人成了真正的时代代言人。这样，在传统社会中，一道阻隔青年男女幸福的天河，在《天上的街市》中毫不费力地被跨越了。不但轻易跨越了，而且变成了一种“骑着牛儿来往”的日常生活情趣。现代城市文明标志之一的街灯以及五光十色的物品，在诗歌里也成了营造普通人幸福生活的特有氛围。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说在诗里，天上的美好究竟是映照人间的美好还是反衬人间的不美好，而是单就诗人把天上想象成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时，已经说明了这种想象力、这种思维方式所赖以产生的现实土壤，并且清晰地划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旧体诗与新诗的最本质差别。

观念之新与语言、情境之新融为一体。文言转换为白话，用一种普通而平易的语言来抒发美好的情感，尽管这种情感依托的是对天上故事的重新设想，但语言的日常化，活动的平常化，也同样把传奇替换成了平常。这样，从这首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设想天上的物品是世上没有的珍奇，到具体描写牛郎织女的日常往来，其想象本身就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如空际翻腾似的从古代跳越到了现代。一个在现代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男女自由交往，在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传奇与平常的转换，其实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转换。

当然，有人在谈及此诗的背景时，认为当时“五四”高潮已过，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彷徨无定，他遥望星空，想象着天上的美好，“反衬出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蔑弃”，以此纾解内心的苦闷。即使这样的说法顾及了诗歌产生的小环境，有一定道理，似乎也能在某些诗节的内容里得到落实，其实还是没有把这首新诗之所以新的整个大背景揭示出来。

在这样大的现实背景下，古人谈及幸福聚会就不能不提及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七夕，反而被郭沫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为，七夕这一天，在现代社会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特殊意义。理解了这一点，解读这首诗歌，也许应该是以这样的发问来告一段落：当诗人说“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时，这一天是七夕吗？不知类似这样的追问，是否能够稍稍触及此诗的本质，从而引导学生加深对此诗的理解？虽然诵读本身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但只有以追问性解析作基础，诵读才可能更好地让自己沉浸在诗的意境里，也才可能让更美好的诗意充溢在自己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