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身不由己的三个层次（苏东坡出世和入世）

图片作者：周公子 | 来源：周公子爱读书（ID：yushanzhaji），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苏东坡身不由己的三个层次?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苏东坡身不由己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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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公子 | 来源：周公子爱读书（ID：yushanzhaji）

01

最近在追一档历史文化类音频节目，其中一期专题名为：

做文人，是出世好还是入世强？

引起我格外关注。

毕竟，咱们号一直写的就是古代文人嘛，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自己也能唠上两句。

的确，出世还是入世，向来是古代文人们的终极人生命题。

入世，即求仕为官，兼济天下；出世，则退隐山林，独善其身。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仕 与 隐。

在我看来，“仕“也好，“隐”也罢，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各人性情与追求不同，适宜自己就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我都爱。

不过，在此命题下，如非要选出一个我最为欣赏和佩服的文人，那必须是将“出世”与“入世”这两个看似对立矛盾、非此即彼的人生选项完美结合，两而擅之的苏东坡。

嗯，普通人才做选择题，天才则是皆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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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苏东坡入世，那绝对人所共识，无可争议：

在朝廷为官，没什么意见他不敢提，也没什么人他不敢得罪。

认为王安石变法太激进，一个大步向前，反对！

后来觉得司马光尽罢新法太过一刀切，又是一个大步向前，反对！

跑到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徐州抗洪、密州灭蝗、杭州修水利、定州整军纪，每到一处，都是妥妥的政绩一箩筐。

最夸张的是，任登州军州事时，仅到任五天就又被调往京城，按照一般官员的尿性，五天还还不够熟悉办公室呢。结果他呢，五日游就走访调查出了当地军政和财税的两大弊端，并分别上章提出改善措施。

为政之勤勉，可见一斑。

就算人生低谷的黄州惠州儋州，自己都被人虐成狗了，那也是拯救溺婴、造桥铺路、普及文化教育，从没停止过为国为民发光发热……

晚年从海南遇赦北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为：

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

意思就是，要么多做实事，有益于今时；要么著书立说，启迪于后世，绝不允许自己的一生才华空付，碌碌无为。

这一番“我的存在，必须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壮志，他做到了，所有人也都看到了。

但在其人生的价值取向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往往为人所忽视，我也是近期重读多版他的传记书才发觉到，那就是：

终其一生，在积极入世的同时，苏轼其实还是一个对官场与功名利禄毫不留恋的心灵隐者。

这份心灵上的归隐情结，体现为身在仕途时，旁人都在盘算怎么升官发财，只有他心心念念如何尽早实现济世理想，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譬如，20岁出头，还在备考制举试时，就跟弟弟苏辙在某个风雨之夜立下了他日一起及早退隐的誓约。

第一份工作到岗途中，跟苏辙分别时，又不忘絮絮叨叨地提醒：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你看，一个两度制胜科场、名动京城的有为青年，一个被皇帝亲口盖章说有宰相之材、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场新星，居然口口声声叮咛弟弟将来不要贪恋高官厚禄：

你答应过我哦，咱们要一起归隐哒！

初在凤翔为官，也不时惦记此事：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年岁长。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在杭州做通判时，某个冷雨敲窗的秋夜，他甚至辗转难眠，深悔自己当年为啥想不开跑出来考公务员，老家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它不香吗？

想着想着，居然愁肠难遣，通宵不寐：

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

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

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

同一时期，送别四川老乡的词中，也有“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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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如果说这是苏轼以文人心性初入复杂官场，如鸟入樊笼而产生的不适感，那么到了后来的元祐时期，老苏已50多岁，宦途中摸爬滚打已逾半生，且正处于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巅峰期——

最高官任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之诰，专门负责代拟王言，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之诏书及与周边国家往来之国书等，相当于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机要秘书。

翰林学士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由此职位晋升至副宰相。

此时的苏同学，离位极人臣，仅一步之遥。

何况，很快他又兼任经筵侍读，成为哲宗皇帝的御用家庭教师，一教就是五年。

啧啧，帝王师啊！

对古代文人来说，最为清贵荣耀之职，莫过于此。天才狂傲如李白，也视帝王师为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仕途高光时刻，苏轼内心的归隐情结依旧毫无淡却：

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

——你看，还在期盼能和苏辙携手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渺的大海。

还曾写信给在黄州躬耕时的土著邻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帮忙照管好东坡上那一亩三分地，说自己早晚会回去种田隐居：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与潘丙书》

后官徙扬州，赴任途中，甚至幻想就此退休致仕，溯江而上，直抵眉州老家：

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

04

看到这，我估摸大家已经相当困惑了：

自古出仕为官，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博个功名富贵，缘何苏轼却一直心存归隐之念？而既然想归隐，为啥又不真正辞官还乡呢？

别急。

答案就藏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这话意思是说：

君子可以把心思寄托于物，但不可以把心思耽溺于物。把心思寄托于物，即使事物微小，亦可从中得乐；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因之成祸。

可如果把心思耽溺于物，则事物微小，也可能招致祸患；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感到快乐。

其实，这也正是苏轼对功名利禄之态度：

金钱也好，官职也罢，都只是暂借它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精神、心灵层面，则绝不能沉溺于这些“物”。

如此，大家的疑惑也就不辩自明了：

因志不在功名利禄，所以苏轼能做到身在官场，而心灵归隐。并不辞官还乡，是因尚需借助“在朝为官”这一形式，实现自己“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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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认识到苏轼是个超然物外的“心灵隐者”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把万能钥匙，能用来解读偶像人生的方方面面。

譬如，官场上，他为何总是敢于“不合时宜”，取怨一身而不悔：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之初，急于搭建变法班子，凡趋炎附势、赞同新法者，升官就像坐火箭。比如曾布，因参与谋划新政，三天之内居然升了五次职。

到后来司马光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又成了当务之急。

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后来带歪徽宗的那位），知道司马光要恢复差役法，便在五日之内拉来千余名百姓充当差役，力证此法可复。后果得司马光称赞，顺利升官。

讽刺的是，八年后章惇为相，又罢差役法而起用免役法，叫得最响、行动最快的依然是蔡京——管他什么法呢，哪个利于老子升官发财，老子就站哪个法！

天资聪颖如苏轼者，对这样的政治态势能看不懂吗？

假设他也能如此“识时务”，早年附和王安石变法，或黄州归来后，痛定思痛，惟司马光马首是瞻，高官厚禄岂非如探囊取物？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

你看，我们东坡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明知道站队王安石即可荣华立至，奈何自己的良心不答应啊！

于是二话不说，下场开撕，直言力谏到连司马光都自叹“敢言不如苏轼”，王安石甚至误以为他是司马光背后的智谋军师，大力排挤。

旧党失势后，司马光欧阳修等大佬都绝口不言世事，只有苏轼还在借助诗文不断抗议，以致最终为自己惹来牢狱之灾，以及黄州五年的弃置。

然而流放归来，他却本色不改，怼起司马光来也毫不留情：

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乞郡札子》

你看，他说我和司马光，私交特别好。他复出后又很关照我，按理说不能和人家唱反调，可是从公而论，我又实在不赞同恢复差役法。所以，没得法子，只能和他争到底！

大家想想看，在波诡云谲、人人皆以利益定进退的官场上，苏轼之所以能始终不顾个人之荣辱浮沉，坚守原则，公忠炯炯，不正是因他一向以“心灵隐者”自处吗？

本就视富贵利禄如浮云，又何惧得失！

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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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那一向为人所艳羡称道的豁达乐观，窃以为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譬如，同样是爱国敬业却被无情流放，前朝被贬潮州的韩愈，还没到贬所呢，心态就已经崩了：

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抵达潮州后又不住卖惨：

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

反观苏轼呢？

流放黄州，途中画风是这样的：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你瞅瞅这气氛，像被贬吗？分分钟观光旅游即视感。

一到黄州，还没下车呢，吃货特质又藏不住了：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黄州的鱼和笋表示瑟瑟发抖……）

后来以衰暮之年被贬惠州，比韩愈所去的潮州更加偏僻荒蛮，他也一样淡然处之，于《进谢上表》中说：

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

不妨再拿韩愈贬潮州的谢上表做个对比：

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你看，面对如此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连硬汉韩愈也不免失态至此，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感觉老韩的棺材板要盖不住了……）

而宋代不杀文臣，窜谪岭南已是最惨之处境，从宋真宗朝起，70多年来，苏轼是第一个被贬到岭南之人，却能镇定如斯，怎不令人高山仰止！

途中，行至广州，还欣然赋诗曰：

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啧啧，这随遇而安的心态，这处处发现美的眼睛，绝了！

后来，迫害再次升级，60多岁被政敌一脚踢往海南，很明显，这是打算往死里整。

结果他呢，日子再苦，照样能给你过出花儿来：

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

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

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

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

说自己从前住华屋、睡锦裘，却总心怀忧愧，睡不踏实。现在倒好，在处处漏水的破茅屋里，风雨一来，一晚上床得挪三次地儿，却能畅快酣眠，早上起来，枕上落满黄叶都不自知。

闲来就四处漫游，反正大把时光。比如在寺院清坐终日，看树影，听钟鸣：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或者找个三岔路口一站半天，看行人穿梭往来，自得其乐：

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你瞅瞅，就这心态，这闲适，要不是后来北归途中暑热得疾，苏轼且得活到天长地久呢。

一个从前安坐翰林院的待诏学士、尊崇无以复加的帝王师，到如今海岛流放、栖身不避风雨之茅草屋的待罪犯官，这一番人生境遇的差别，不啻云泥，而苏轼却始终能处之泰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生活，不正是靠着心灵归隐的力量吗？

自己的人生本就不以仕宦为目的，贬谪即做隐居处之，又有何难！

“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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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聊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无非是，才华之外，苏轼身上之所以还具备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或许正因为这一份“心灵归隐”的智慧——

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穷乡，他始终能以出世的态度安顿自我的精神世界，随缘任运，葆有快乐生活的能力；同时又以入世的态度积极有为于人间，力求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他为中国文人，演绎了一个完美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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