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奇案包拯见到李玉（大宋名侦探包拯二三事）

但事实上，包拯长得一点都不黑。

试想，如果一个人要长成包拯那副黑样，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史书上也会记上两笔。但《宋史·包拯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包拯的肤色问题。

好，史书上不写，也不能证明包拯真的就不黑是不是？

按“壹读百科”在《包拯是如何被“黑”的？》一文中的考证，包公的家谱《包公书院记》中有那么一句：

“今睹遗像，乃清隽古雅，殊无异于人。”

说明包拯的肤色并无惊人之处。

与之佐证的，是包拯的真人画像。

从这幅画上看，包拯不仅不黑，长得还挺白。关键是，他的额头也没有一个传说中的“月牙”。

关于包拯额头的“月牙”，民间有不少传说，有说这是包拯幼儿时被马蹄踩过留下的痕迹——试问，被马蹄踩脑门而不死，世间除了葫芦娃又有谁能做到？

所以，无论“黑”还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实形象。但问题是，这两个要素是从什么时候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

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传说、文学，再加上戏曲的功劳。

在包拯去世之后没多久，民间就开始流传他的各种故事。故事里的包拯铁面无私，不苟言笑，故《宋史·包拯传》里有“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这句话，意思是“如果包拯笑一笑，黄河的水都会变清。”还有一句话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指包拯铁面无私。

可能是顺着这两句话，民间的传说和故事开始慢慢发挥，包拯的“黑脸不笑”慢慢变成了“肤色变黑”，而“阎罗包老”成了包拯白天判人间案，晚上去阴曹判阎罗案，那个“月牙”成了他往来人间和阴曹的“通行证”。

及至清代，小说《三侠五义》出现，大大传播了包公铁面无私的形象，也留下了一句关于包拯出生的描述：

“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

与此同时，戏曲中脸谱对于包拯特征的进一步明确，也巩固了“包黑子”的形象，最终让包拯的“黑化”板上钉钉，深入人心。

然后就来说说民间流传的包拯故事。

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而受百姓爱戴，主要是因为他秉公执法，巧妙断案，如那句著名歌词所唱：“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在“陈州放粮”，“铡美案”，“狸猫换太子”这些悬疑破案故事里，包拯堪称“名侦探包拯”。

但事实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前后一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已，而那些有名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移花接木或出自想象，而且都是和包拯没有任何关系的。

真正见于《宋史·包拯传》记载的包拯断案故事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牛舌案”：

一个农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告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包拯那里。包拯认为，把牛舌割掉是件无利可图的事，肯定是有人想报复这家农民。于是，包拯让这个农民回家把这头牛给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杀耕牛是犯法的。结果，农民家前脚杀牛，后脚他的邻居就来报官告密，包拯就此认定就是这个邻居结怨割的牛舌，最后果然如此，案情告破。

在这个案子里，包拯还是展现了一些办案手段和智慧的。

在一些笔记、方志和野史中，也断断续续记录有一些包拯断案的故事，不过在那些故事里，包拯就没那么“神”了。

北宋的沈括在他著名的《梦溪笔谈》中就专门记录了包拯的一个断案故事：

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碰到一个犯了法的人，要处以“杖脊”，就是挨板子。这哥们花重金贿赂了负责杖责犯人的一个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铁面无私，肯定是要我当庭打你的。在我开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骂你，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

结果到了大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立刻就感到不开心了，反而责怪小吏口出狂言，结果把小吏打了板子，那个犯人倒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两人合谋耍得团团转。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于是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三点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

早在他23岁还没当官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庐州小有名气。当时庐州有一个富豪请他去家里吃饭结交，包拯拒绝了，理由是：“他是个有钱人，我们将来可能回家乡当官，有了这份交情，以后就难做了。（“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见《朱子语类》）

包拯曾在端州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之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从他本人和子孙的墓中只发现一块普通的砚台。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的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的时候，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的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拥堵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惠敏河。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被包拯识破，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党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所以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期间，从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到宰相宋庠（此弹劾后人存在争议），从皇帝宠臣王逵到皇叔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要有贪赃枉法品行不端，包拯全都一律弹劾。以至于民间后来有了“包弹”这一俗语——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有包弹”，没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无包弹”。

而且包拯一旦弹劾起来，连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

宋仁宗当时宠幸张贵妃，张贵妃就不断地为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求官。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结果一年内晋升四次，权倾朝野。在朝中无人敢响，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还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负众望，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结果弹劾之后，张尧佐反而又升了一个官，这背后传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

如果换做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让，一道道接着弹劾，最终发展到当廷辩论。包拯直接站到仁宗面前，历数任人唯亲的弊端，滔滔不绝，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宋仁宗面色不悦，忍到包拯说完，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仁宗直接找到张贵妃发脾气：“包拯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就为你伯父要官要官，你知道有包拯这个人吗？！”

最终是张尧佐一看众怒难犯，舆情汹涌，自己辞去了一批职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古往今来，犯颜直谏的大臣基本都没好下场，包拯为何能够善终呢？

这就必须要说到包拯的顶头上司——宋仁宗了。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个皇帝，也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长达42年。

“仁宗”是赵祯的庙号，但后世子孙之所以起这个庙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性情仁厚，宽以待人。

就拿包拯弹劾张尧佐一事来说，大庭广众之下，包拯面对面指责，不说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就这个态势，换做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只是用袖子遮住脸面，任由包拯继续说，最后也就是“拂袖而去”。

应该说，包拯确实碰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换其他脾气烈一点的皇帝，要么咔嚓一刀，要么当廷责杖，怎么也要借故贬官了。

但换个角度来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

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三冗”一是“冗兵”，仁宗时期北宋士兵数量最高达150万人，但战斗力低下；二是“冗官”，北宋马背上开国，但重视知识分子，结果造成文官数量大增，互相牵制，机构重叠。仁宗一朝，官员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0人；三是“冗费”，因为前两者恶性循环，造成北宋财政吃紧，再加上还要给辽和西夏岁币，国库已经空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也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典型，倒不仅仅是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更是要用来树立一个榜样，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而包拯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

我们再来看看包拯的“朋友圈”。

翻看包拯的仕途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包拯步入仕途很晚。他28岁中举，担任县令后不久，就因为父母离世，回家受丧。守丧期满之后又不忍离去，直到38岁的时候才正式回归仕途，去天长县当了县令。

但另一方面，包拯升官又极快。包拯出仕的26年时间里，升迁次数达到了25次，基本上一年就要升一次官，最终做到了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

按宋代惯例，一般官员是三年一升，大家都是腰椎间盘，凭什么包拯那么突出呢？

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宋仁宗对包拯的厚爱，但另一方面，和包拯的“同年”群体可能也有关系。

“同年”，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体系里，不是指“年龄相同”，而是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者同一榜中举的。作为“同年”，也有点“校友”或“同窗”的意思，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相互照应。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 年）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他这前三十个“同年”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且因为包拯出仕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

文彦博曾三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而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在现发掘到的包拯的遗物中，只发现两个帖子，一个是给文彦博的，一个是给韩琦的，可见两人的私交。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四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当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事实上，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

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一个侧面的注脚。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24日（农历），包拯病逝，享年64岁。

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相当于官方降半旗默哀。

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并赐谥号“孝肃”。

但包拯在千年之后的名声，远比他在世时所能得到的荣誉要大得多。

【馒头说】

“包青天”，顾名思义，包拯是“青天大老爷”。

包拯这个形象的发展乃至神化，基本上是从元朝开始的。在流传下来的16、7本元曲“清官断案”戏里，有11本是关于包拯断案的。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元朝相对来说法制松弛，出现很多司法不公的现象。面对投诉无门的黑暗局面，老百姓只能寄望于文学和戏曲里的“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不少老百姓，一直是有“青天大老爷”情结的。

贪官污吏横行，冤仇委屈积压，老百姓能怎么办？就只能期盼能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这个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秉公执法，最好还能聪慧敏捷，自带“名侦探”功能，这样就能惩奸除恶，为老百姓出一口恶气。

但归根结底，依靠“青天大老爷”，还是一个“人治”。

碰到了包拯，嗯，没错，百姓之幸。那没碰到包拯呢？或者说，包拯去世了呢？“青天大老爷”又没有基因复制，这任走了，下一任上来保证还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只能像押宝一样，赌自己的运气，赌自己的家当，乃至赌自己的生命。

封建王朝，自天子始，本身就是“人治”，所以老百姓期盼“青天大老爷”也很正常。

而如今，我们强调的是“法治”。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这就是“依法治国”态度。

什么是“法治”？很简单，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不是期盼出现个“青天大老爷”。

所以，“青天大老爷”出现在影视剧或文学中，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如今现实生活中还成为万千老百姓的期盼，那就有问题了。

老百姓越能放下对“青天大老爷”执念，就越说明“依法治国”的成效明显。

任重道远，我们共同期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宋史·包拯传》

2、《包拯是如何被“黑”的？| 壹读百科》（微信公众号“壹读”，2017年6月20日）

3、《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宗朝之原因》（杨高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月25日）

4、《包拯断案本事考》（杨绪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25日）

5、《论包拯崇拜的文化心理》（郭学信，《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30日）

6、《略论包拯反腐败》（杨国宜，《安徽史学》，199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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