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评论南怀瑾(老子不愿有太多忠臣义士)
中国文化的分类兼论用人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
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
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公私义辩,度与博弈。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春秋》,比吕不韦写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高明。
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录载,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先后齐名,都争相养士。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取才,不拘一格是道
孟子在齐国十分不得志,于是打算离开这里了。在临走之际,他给齐宣王下了一剂狠药。说“王无亲臣矣。”即大王您没有值得信任的臣子了,因为“昔者进贤,今日不知其亡也。”过去有人推荐了人才给您,但是都不得重用,最后都悄悄离开了。齐宣王于是问他如何取才。孟子回答他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意思是说,如果您真遇到贤才的话,就不要拘泥于成规,应该越级拔用,使得人尽其才。
由此,南先生对中国古代历来的人才选拔进行分析,认为每一个朝代稳定之后,人才选拔上都会出现世臣巨族门第之见。即使自唐太宗以选拔考试取士以后,经过历史年代的累积,门第世臣的弊病还是屡屡发生,很难做到“拔识于稠人”,即从普通百姓中选才的程度。为此多少人怀才不遇,又使国家太多的人力资源遭受损失。
孝子贤臣相对论如果孝子贤臣的出现要付出一个时代的代价,那么不出现也罢。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老子提出天道自然道衰微了,后世之人便开始提倡仁义道德,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知识的发达,教育学问的普及,社会中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人也越来越多,故老子“绝利弃智”的思想不无道理。
“六亲不和有孝慈”,南先生进一步做出解释,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子,因此说,六亲不和,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 同理,“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现太多的忠臣义士,因为历史上所谓的忠臣无不生于生灵涂炭的乱世,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百姓的苦难。如果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人人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也就无所谓忠奸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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