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建安风骨的代表（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时代信息）

【读书者说】

作者：钟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三国的“回头率”极高。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权臣、谋士、英雄、文士层见叠出，“风流人物”犹如百花齐放，不一而足地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传奇与故事，不断地出现在后人的“回顾”之中，引发了一种持续性的历史想象。然而，有多少人曾思量过，这种历史想象的起点在哪里——是陈寿的“正史”《三国志》，还是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是杜牧的“折戟沉沙铁未销”，还是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是小浣熊干脆面的“三国卡”，还是日本游戏《真·三国无双》？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们，也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田晓菲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的新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便为我们勾勒了“三国想象”的变迁史。与田晓菲的前几部作品一样——在《尘几录》中解构“田园的”陶渊明、在《烽火与流星》中解构“颓废的”萧梁王朝，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海外汉学常用的“解构主义”。田晓菲将建安以来的文学作品和有关三国的种种创作集合起来，从传统文学作品到当代大众文化，贯通了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在细读文本中，将“建安”与“三国”还原到它原本的历史语境，进而梳理它们如何在后人不断地择取和再创作中，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建安风骨、慷慨悲歌、浪漫豪情。“三国”与“建安”从历史走向文学、从悲凉走向浪漫的过程，是一场迷人而又影响深远的建构。

文学是田晓菲的切入点。在这本书中，她讨论了建安七子、铜雀台、赤壁等“三国”意象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嬗变。与此同时，文学又不是田晓菲要讨论的唯一主题。她研究的一贯特色，是挖掘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时代信息，特别是那些我们从正统文学解读中看不到的历史内涵。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来说，“三国”与“建安”代表了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双重意涵”。用田晓菲的话来说，“其文字书写奠定了古典诗歌与文学批评的根基，其人物事件则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然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整齐的割裂，这一割裂显示了雅、俗文学传统的不自然的隔离，也显示了现代的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存在的自我强加的隔离。”

《赤壁之戟》一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瘟疫”以建安为中心，首先回顾了“建安”被“建构”的开端，重点叙述了这个建构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时刻：217年大疫后，曹丕缅怀亡友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文章催生了“建安七子”的产生；南北朝时的士人谢灵运，用“七子”的口吻创作组诗《拟邺中集》；萧梁贵族萧统通过选编《文选》，使“建安”形象得以固定。田晓菲强调，这一被固定下来的“建安”，注重宴游和友情，淡化了与这种认知不相符的方面，特别是当时无比压抑的政治现实。在文士的宴游与友情中，具有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主题——食物、酒宴、书信与馈赠。在对这些细节的品读中，她反思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所谓的建安文学特点：实际上，在建安时代，写作仍然是一个政治行为，牵涉权威与权力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以往对建安文学的叙述中，这一点往往被刻意忽视掉，以突出“体宪风流”的文学性。

第二部分“铜雀”和第三部分“赤壁”，分别探讨两个与建安文学密不可分的空间场所——铜雀台与赤壁。铜雀台是曹操在邺城修建的高台，落成之后，曹操与曹丕、曹植都曾写赋纪念。田晓菲在解读曹魏视角下的铜雀台外，又引入了一个外在视角——来自东吴的陆机、陆云的文学创作。在她看来，陆氏兄弟对曹魏文学的改造，对创造浪漫化的三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铜雀台正是其中的关钥。随后，田晓菲追溯了铜雀台诗歌传统自5世纪以降的变化：铜雀意象从“台”瓦解到“瓦”，又从“瓦”变幻为“砚”，铜雀诗中对君王的思慕和佳人的顾影自怜，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渐渐褪色。唐宋以来的铜雀诗增添了反讽与批判的色彩，最终在11世纪，原本代表建安的“铜雀”转而成为宋代文化的写照，成为一种附庸风雅的玩物——砚台；在宋代“铜雀砚”作品中，“铜雀”原本的文化张力已然不复存在，铜雀诗也落入了道德训诫的窠臼。

第三部分关于“赤壁”的讨论是本书的重头戏。田晓菲从公元9世纪时的“南方转型”谈起，随着正统地位由曹魏转向蜀汉，“赤壁”的文化意涵也便渐渐超越了“铜雀”。正是在三国意象重心的转变中，出现了苏轼的经典之作《赤壁赋》以及南宋文人对苏轼的不断回应，《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描述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篇章。直到当代，还有吴宇森的电影《赤壁》和2010年的电视剧“新《三国》”对赤壁之战的精细刻画。在这一过程中，诗词曲赋、小说影视都被纳入讨论，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张力淋漓尽致地豁显出来。

我们看到，《赤壁之戟》回顾了“三国想象”的整个历史脉络。在梳理脉络的同时，更展现出星散在脉络主线外的各种文化信息，将“建安”与“三国”重置在更为真实的历史语境里，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种种“三国”名篇诞生背后的建构性。正是这一想象与建构的过程，激发了辉煌的创造力，为中国留下了诸多不朽经典。与此同时，《赤壁之戟》不仅贯通古今，更打通雅俗。作者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体裁，而是将小说、戏剧、电影、电视、游戏打通，甚至谈到了当代的网络创作，塑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丰富的三国文化形象演变框架。

不断生发的“新故事”与“新阐释”是解构主义的特色，解构的方式固然能推陈出新，带来某种颠覆感，但也容易陷入历史虚无。究竟历史的哪一张面孔，才是我们真正应当面对的呢？因此，在倡导“解构”的同时，《赤壁之戟》似乎也难以摆脱由此带来的“后现代”的迷思——想象永远在继续，但真相似乎永远无法证明。在瓦解了原本的“秩序”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新的建构，这种建构究竟是一种“求真”的方式，还是另一种有意识的“想象”呢？田晓菲在解构的同时，是不是也再度参与到了三国文化形象的建构队列呢？就像她在结尾提到的那样，这或许是一种仍在继续的“三国想象”。

对于这种由方法导致的争议，田晓菲是有所准备的。“我曾谈到‘解构’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面常被混用和滥用的情况。解构主义本是一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有具体切实的所指；但在中文语境里，它却往往被错误地和‘破坏、消除’等同起来。展示一台机器的内在结构和它的组装过程是破坏和消除吗？如果是，那么唯一被破坏和消除的，只是这台机器原本‘浑然天成’的迷思而已。”文学研究可以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田晓菲用她强大的历史想象力和灵光四射的文字，为她所描绘的这场三国想象与建构过程，赋予了一种“史实与虚构难解难分”的美感。在她看来，“解构”绝对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直面历史、提供多种可能性的尝试，这种尝试本身追求的是“一种失落的丰满，这丰满却从来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从这一点来看，《赤壁之戟》的文化意义不仅仅在于对过去历史的重温，更在于为当代的文化研究设立多元的路标。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8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