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电影故事简介（一四川妇女看电影赵一曼痛哭:太像我失踪20多年的妹妹）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川南宜宾上映。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英勇、悲壮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观众，大家由衷地称赞、钦佩、崇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观众中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心情格外激动，直至失声痛哭。

银幕上赵一曼的坚强、机智、勇敢……太像她失踪20多年的亲妹妹——李坤泰、李淑宁、李一超。

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她很快向党组织汇报：胞妹李坤泰，在宜宾县城读书时名叫李淑宁，在报刊发表文章用笔名李一超。1926年，宜宾党组织推荐她报考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1927年春被录取进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

黄埔军校以往只招收男生，不招女生，而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这是黄埔军校史上第一次招收的一期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的第6期。在这期人数不多，也可称得上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期女学员中，涌现出了最为突出的四个人物。她们被称作是黄埔女四杰。分别是“神枪手”胡筠、民族英雄赵一曼、广州起义游曦、少将胡兰畦。

1927年秋，党中央派她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底回国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李坤杰开始四处大谈妹妹的下落。她找到宜宾地委书记、妹妹在宜宾读书时的老师陈林，得到的回复是，“你的妹妹李淑宁，1928年时我们在莫斯科见过面，以后就不知道了。”凡是外省来四川的解放军首长、干部，她都要前去打听是否认识或了解妹妹的去向。凡是又同志出川，她都要想方设法委托他们帮忙查访妹妹的行踪。凡是能阅读到的书报杂志，她都用心阅读，期待能在字里行间捕捉有关妹妹的点滴消息。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52年的一天，妹妹在宜宾女中时的同学郑双壁找上门来，将一张泛黄的照片交到李坤杰手里，说：“二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是寄给我妹妹郑易楠的照片，要我转交给你。”照片中的妹妹端庄的坐在藤椅上，怀中抱着两岁多的小孩。

1954年初，一位从四川去北京出差的干部给李坤杰带回来一个消息，“电影上那个赵一曼姓你，是四川宜宾人。”这个消息来自赵一曼在哈尔滨时的领导何成湘。李坤杰将妹妹的照片、介绍妹妹在宜宾及入黄埔军校等情况寄给了何成湘。

郑易楠来信告诉李坤杰，“当时，李淑宁在中央机关与周恩来、潘梓年等一道工作，你可以向周总理打听打听。”李坤杰鼓起勇气，将查访妹妹李坤泰的信，投寄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过信后，委托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协助寻找。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坤杰了解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妹妹的小姑子，进而打探到妹妹的丈夫陈达邦在国家机关某部门工作，妹妹照片中怀抱的孩子在人民大学学习。不久，李坤杰收到姨侄陈掖贤的信：

“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知道妈妈名叫李一超。……慈姑（陈琮英）他们知道李一超曾化名姓赵（赵大姐），在东北牺牲。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可能就是赵一曼，但是找不到证据……”

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带着李一超抱着儿子的照片，来到赵一曼曾经战斗的黑龙江省珠河一带。当年帮助赵一曼越狱的魏玉恒老汉仔细端详着照片，一拍大腿喊起来：“是她，是赵一曼，没错。”在赵一曼领导过的游击战斗区，当年的游击队员、乡亲们看了照片，都异口同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

最后，记者在哈尔滨档案馆，在尘封的日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记录。卷袋中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那紧闭的双唇，闪亮的眼睛，清秀的容颜，与怀抱孩子的李一超照片一对照，确实是同一个人。

真相终于大白，赵一曼就是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的李坤泰！

1927年8月赵一曼同一批进步青年，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然后换乘火车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春，她与同学陈达邦（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结婚。1928年冬，按照党的指示，已有身孕的她与一批同志回国，先后在上海、宜宾、南昌等地从事党的工作。

1929年1月2日，赵一曼在宜宾一位好心大嫂的静　下，生下一名男孩，起名宁儿（纪念列宁的意思）。回上海后，因带着孩子无法工作，党组织帮她找到陈达邦的亲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随后把孩子送到长沙东乡陈岳云（陈达邦的堂兄）家抚养。

1930年5月，赵一曼同李一珉、赵毅敏等组成“家庭”，成功完成了掩护中华苏维埃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的任务，受到中央的表扬。之后，她又被派到江西做了一段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东北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满办事处，任命黄维新（化名其青、老曹）为办事处主任、赵一曼为组织部长。1932年2月，两人假扮夫妻到了东北奉天。

赵一曼在奉天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工人运动后，即被派到任总工会驻满办事处组织部长兼哈市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又担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她被派到珠河中心县委，在那里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寇展开斗争。

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时，伪满的哈尔滨报纸刊登了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

日伪同时重金悬赏捉拿这个“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就是在这个时候，赵一曼“红枪白马女英雄”的形象深深扎根于东北老乡们的心里。尽管有很多诬蔑不实之词，却也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从外貌看，是个消瘦且孱弱的女子，跟她一起战斗的游击队员都称她为“瘦李”，只是革命时代赋予了她坚强的意志。

1935年11月，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的赵一曼，在跟日伪军作战时，不幸臀部和右脚受了伤，到农民的家里养伤。不幸的是，珠河县警察局的警务科员探知此事后，带人冲进这户农民家里，逮捕了伤病在身的赵一曼。当时，敌人并不清楚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将她跟照顾她养伤的农家女孩一起抓了去。

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被派来审讯抗日干部，他看到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往外渗，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身旁照料她。

大野泰治担心赵一曼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赶紧让人找个适合的场所审问。从审讯中，他得知对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这些问题上，赵一曼态度坦然，回答得非常爽快。但当大野泰治问到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坚定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

赵一曼面对凶残的日寇审讯，毫不避讳自己所参加的抗日活动。尽管身受重伤非常虚弱，但她还是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义正严词回答了大野泰治的问题，同时也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民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每讲完一句，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译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大野泰治不知不觉间，就成了赵一曼的宣传对象。难以招架之下，大野泰治只好赶紧阻止赵一曼讲话，颇有气急败坏之感。

之后，由于日本人担心赵一曼的伤势过重，随时会死去，便请了大夫过来医治，转而又将她送到了哈尔滨的医院。

有一天，哈尔滨市南岗警察署司法主任巡官千田常二带领警士山本和雄及翻译，巡视了由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监禁在哈尔滨市医院中的病人情况。在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森田陪同下，他们绕过将主楼与辽阳街隔开的配楼的庭院，看到一片已经开始泛绿的桦树林、杨树林。他们从平房的后门踏上破烂的台阶进入治疗病房。进门后向左拐，走到昏暗的走廊尽头，看到一名姓赵的警卫带着手枪在执勤。他身后的门上挂着病人的名牌“王氏”。

病房里像仓库一样冷冷清清，除了一张粗糙的铁床以外，几乎什么设备都没有。铁床上躺着一位留短发的中年妇女，身上盖着又脏又旧的被子。她被日本警察闯进门的声音惊醒，抬起头看了一下，又重新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在森田主任医师的命令下，护士解开了患者身上的绷带。那烂肉、脓血、药品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气味。患者的臀部、右大腿部、左膝关节上部的三处枪伤都红肿着，伤口附近已经溃烂成黑色，脓血直往外流。

“是昨天才送进来的，给她做应急手术时，伤口里已经生蛆了……”森田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给患者处理伤口。由于受伤和虚弱，连身子也动不了的“王氏”，脸色苍白得一根血丝都见不到，像死人一样，身体非常瘦弱。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她的头颅显得很大，关节很粗，手脚像老人一样布满了皱纹。只见她紧咬着嘴唇，忍受着痛楚，炯炯有神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天花板的一角。山本和雄心里想，这个女人真够顽强的了。

后来，山本和雄才知道，这位“王氏”，就是赵尚志将军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滨江省东部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就是令日满军警闻风丧胆的“白马美女”赵一曼女士。由于日军对她的枪伤根本不予治疗就进行拘留、监禁和严刑拷打，她的伤势严重恶化，连生命都陷入了危险状态。

10天、20天过去了，看到赵一曼的伤势好转并且有了些食欲之后，特务科长川本命令部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审讯她，企图从她口中探听到赵尚志的部队以及杨靖宇、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

当警务科的警佐登乐松和翻译周贤彬一起走进赵一曼的病房时，天已经快黑了，周围一片寂静。登乐松命令门口的警卫说：“我说，从现在开始审讯，不准任何人接近这个病房！”然后，咣当一声关上铁门。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到赵一曼的病床边，怒气冲冲地问道：“你想得怎么样？”

赵一曼只把脸转向他看了一眼，根本不想回答。

“今天，你必须回答！不然，你就要吃苦头了！……你们的山寨在什么地方啊？”

赵一曼瞪着登乐松，轻轻地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对此，登乐松心里发慌了，站起身来喊道：“这个混蛋！”他一手掀开了赵女士身上的被子。

“嘿！快起来！”姓周的翻译揪着赵一曼的头发，想把她拉起来，可是身受重伤的病人怎么能够站得起来呢？她强忍着剧烈的痛楚，抬起上身，随后马上又无力地倒下去了。登乐松看到这种情形，气得满脸通红，嘴唇颤抖着，打了赵一曼一个耳光。然后，他咬牙切齿地说：“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完，他和另一位日本警察一起抓住赵一曼的右腕，用两支铅笔挟住她的手指尖，狠狠地一使劲。那骨碎筋断般的剧痛，使赵一曼全身的肌肉一阵痉挛，她咬紧牙关强忍着，用那双燃烧着愤怒与仇恨烈火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二人。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这个犟女人！”怒骂声、拷打声、痛苦的呻吟声混在一起，在这静谧的夜晚传出很远、很远。

赵一曼的痛苦遭遇引起了警卫人员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的同情。董宪勋每次看到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景，都像自己被人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一样全身颤栗起来。韩勇义一想到每次被拷打都大量失血、毫无食欲的“王氏”，眼前就出现她那万分痛苦的面容。这真是人间地狱啊！她心如刀绞一般，眼泪夺眶而出。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和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监狱，送上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被俘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赶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更加严酷的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还包括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刑。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登乐松为了从董宪勋、 董广正、 韩勇义三人的口中得到抗日联军的秘密， 对他们也进行了变本加厉的严刑拷打。 那三个人的回答竟是一致的： “作为一名和赵女士一样的中国人，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重病号每天遭受拷打而被你们折磨死。” 由于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对他们的审讯后来只好停止了。

后来， 日本侵略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

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赵一曼在慷慨就义之时，留下了对儿子的期盼：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在被日军关押刑讯期间，赵一曼写了一首律诗《滨江抒怀》，送给审讯过自己的日本人大野泰治：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大野泰治后来一直保留着这首诗，战败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他先是立正，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参考资料

《抗日英雄赵一曼》，倪良端，党史天地

《赵一曼在奉天》，张大庸、巩书 民，党史纵横

《"红枪白马女英雄"——赵一曼》，王新华，重庆行政:公共人物

《让日军下跪的赵一曼》，耿立，时代邮刊

《我所见到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山本和雄，日本战犯手记

《日本侵略者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经过》，大野泰治，文史资料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