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下一部电影（巩俐大尺度出演民国画家潘玉良）

巩俐，大家肯定都熟悉。

1987年巩俐被张艺谋选中，出演爱情抗战片《红高粱》，因为片中的“九儿”一角，在影视圈崭露头角

巩俐的演技自然深入无可挑剔，看她表演，丝毫没有演戏的痕迹。

很多时候，观众会觉得她就是角色本身。

比如今天说的这部电影——

《画魂》

Soul of a Painte

这部电影根据石楠小说改编，讲述的是民国画家潘玉良的一生。

主演巩俐、尔冬升。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在上学的赵薇，也参演了该片，饰演一个没有台词的青楼女子。

看过《画魂》的人都对潘玉良有一个初步印象：一个长得很美却命运多舛的女画家。

直到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不禁大吃了一惊，画中的她身材壮硕、五官粗放。

出于好奇，去查了些资料，结果资料上显示，不少见过潘玉良本人的人都说她长得一点儿都不好看。据熟识她的人说，潘玉良是个又矮又胖、嘴唇很厚、长着狮子鼻的丑女人。

潘玉良自画像

其实，真实的潘玉良，远比影视剧里那个美得惊人的潘玉良更震撼。

不能否认，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证，长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对来说总是要艰难一点儿。

这更增加了我对潘玉良的好奇，一个完全不漂亮的女人，究竟是怎样完成了从妓到妾再到画家的三级跳呢？

潘玉良

说起来，这部电影算是一部童年回忆，央视电影频道曾经播过。

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画面，便是巩俐饰演的女画家潘玉良在澡堂里偷偷画裸女。

周围人发现后，把画都撕烂了，她被推入浴池，一脸的委屈和狼狈。

潘玉良祖籍扬州，自幼父母双亡，只好跟着好赌的舅舅生活。后来舅舅赌输了，便把年仅13岁的她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给当时妓院的头牌姑娘千岁红当使唤丫头。

无奈入风尘，这完全不是她的错，后来却被心存不良的人当成了攻击她的理由。

一个清晨，她目睹千岁红赤裸地躺在河边，身上布满伤痕，气息全无，之后便被妓院的人草草下葬。

这幅情景在玉良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厌恶欲望交织的妓院，发誓一定要逃离这里。

鸨母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一次次从妓院中逃跑出来，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其间她还试图跳水、上吊，均因看管过严而未遂。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贵人— —潘赞化。潘赞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洋，是个新派人物，他被眼前这个可怜而又刚烈的女子打动，决定为她赎身。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潘赞化也是一个胸襟开阔、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第一次出来接客时，她就被安排坐在刚刚上任海关总督的潘赞化身边，这是当地商会借此笼络他的招数。

没想到，笼络不成，对方便以纳妓之事公开造谣、诋毁，四处败坏他的名声。

潘赞化愤而辞去海关总督的官职，在报纸上登出结婚启事，正式迎娶玉良。

潘赞化不仅给了玉良新的生活，更彻彻底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娶她之前，他没有想过要她报答；在娶她之后，他则竭尽全力地呵护她。他亲自教她识字，还请来老师教她画画。

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看轻，知道她受过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怜惜她。他给予了她尊重、平等，也给了她人生更多的可能。

潘玉良对潘赞化感念不已，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冠以他的姓氏，因为他不仅给了她婚姻，更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玉良自此冠夫姓，是为潘玉良，并在丈夫云南起义期间，考取了当时的最高艺术学府——上海美专。

学过画的人都知道，人体素描绘画中身体比例以及各部位形状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也是每个研究绘画艺术的人，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只是在那个年代，人们观念守旧，思想保守，画上面的模特个个不穿衣服，简直伤风败俗啊。

玉良和同学们正上课时，就有人聚众闹事，冲进来打烂石膏像、撕毁他们的画作，一路追着担当人体模特的学生谩骂。

无奈之下，玉良只好拿着画笔偷偷地在澡堂作画。

众人发现后的反应，就像自己失了贞洁一样，没脸活在世上，指着她不停地骂“坏女人坏女人”。

为了寻求更加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潘赞化遵从玉良的心意，送她赴法国深造。

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校，专攻油画。她省吃俭用，住在地下室里潜心学习绘画，终于凭借作品《浴女》拿到国际大奖。

当她被高薪邀请回国担任美院教授时，玉良以为自己终于能留在国内安心发展，为祖国服务。

可周围同事的流言蜚语，报上各种关于她青楼出身的报道，甚至于当初最支持他的丈夫，也和她有了隔膜。

潘赞化的大夫人也看不过，跑到上海来将她叫回家，无比威严地宣布：“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当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大的，你永远是小的！”

她不得不再一次，远走国外。1937 年，42 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爱人作为临别纪念。

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这40年间，她和潘赞化一直隔岸相望，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潘赞化常常给她寄宣纸，还托人给她带去国内的物品，有一段时期，潘玉良特别想回国，潘赞化去信暗示国内风雨交加，不宜归来。如果她执意回国，估计躲不开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

在巴黎时，潘玉良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

她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心投入画画。由于不善经营，她日子过得很苦，身体又不好，以至于老年靠一点救济金过日子。

晚年，她贫病交困，样貌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说她唱京剧中的黑头连妆都不用化。一个女友人去探访她，她披着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这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叫王守义，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开了一家中餐馆。

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守义，却立誓要将所挣的钱财来资助留学生中的艺术家们。他一直资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时候会去他的餐馆坐坐，唱一段京剧。

正是这个男人，给在异国他乡的潘玉良唯一的一点温暖。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帮她接洽画商、保管画作，如今人们见到的几千件潘玉良画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费尽千辛万苦从法国运回国内的。

为了这份恩情，潘玉良为王守义做了一个雕塑，至死都摆放在她的卧室里。

对潘玉良来说，一个潘赞化，一个王守义，都是渡她的人。潘赞化成就了她，王守义则守护着她。身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于恶浊之世。滔天浊浪中，幸而有他们用温情撑起的一叶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潘玉良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虽然晚期和王守义同居过也是如此。在异乡漂泊了 40 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向守在她旁边的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

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

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以及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

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王守义不负所托，倾力完成了她的遗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恶疾去世，朋友们把他葬进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这两个异乡人，总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潘玉良自画像

与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实人生，总是透露着一股凄凉和苦涩。很多人提起这位民国最知名的女画家来，不免为她唏嘘。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她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没有美貌，没什么朋友，没有钱，最后连健康都失去了。

而这一切，只不过缘于她热爱画画。如果她不选择画画，或者画风不那么大胆的话，她原本可以留在国内，生活在爱人的羽翼之下，过着安稳的生活。

被梦想击中的人其实是没得选择的，潘玉良想，她唯有迎着梦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运与之相随，哪怕通往的只是虚无。

作为一个女人，潘玉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幸运的——她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任她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业上，她始终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

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则新闻，说的是一位老画家画女儿裸体，创作了一组油画在网上引起非议。

大家纷纷讨论，成年女儿在父亲面前裸体，这是艺术还是色情炒作?

殊不知，连年过半百的外婆都十分支持这一决定，因为这是父亲在用自己艺术的力量为女儿留下青春的美。

殊不知，每次作画时，母亲都在一旁陪伴，舒缓女儿的害羞紧张情绪。

殊不知，当网上各种流言蜚语传播开来，女儿几乎没有出过家门，而这种局面，竟然发生在如今已然思想开放的21世纪？

内行人看到了艺术，外行人却只看到了污浊不堪。

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在展现玉良的艺术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露点镜头。

因而这部电影当年在拍摄时，不管是潘玉良的妓女身份，还是片中的裸戏，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只不过，比起这些，玉良和潘赞化那种彼此尊重的相处模式更让人感动，爱一个人，不是牢牢地把她绑在身边，而是送她去更广大的天空飞翔。

不求回报，倾心付出，明明可以牵牢风筝的线，却顺从了风筝自己的心意。

同样的，还有潘玉良在那样的年代，身为一个女人，不断追求梦想，突破命运围栏的不易。

她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传奇。

故事也许几经改变，在不同人的口中，有了不同的演绎，而传奇的内核，却是永远在历史上闪闪发光的。

只可惜，她最终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回国愿望，徒留一座坟墓，和四句诗：

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

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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