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贵荣回不去的时光（走过草原艰难的岁月）

　　2001 年 8 月，我通过公开竞聘，成为《草原》主编。此前，我是《草原》诗歌散文编辑室主任。我的前任是著名诗人、随笔作家《北中国诗卷》创办者赵健雄先生。过去的《草原》杂志，主编副主编的产生，从来没有采用过竞聘方式，都是文联党组直接任命。而现在使用这个办法，原因是老主编丁茂同志即将离任退休；《草原》是差额事业单位，经费没有保障，文联又无法解决。就需要通过激励机制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使《草原》能够走出困境，以使这个已经坚持了五十多年的文学阵地继续发展下去。经过严密公开的竞聘程序，我最终成为《草原》主编，我 1982 年 8 月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了《草原》杂志社，先当小说编辑，后来专职做诗歌散文编辑，1991 年成为诗歌散文编辑室主任。经过二十年的历练，对于编辑业务我是比较熟悉的，对于《草原》的社会影响、历史贡献、办刊情况我也十分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对于编辑工作、文学工作有一种莫名的热爱之心和工作热情。这些，都成为我当时参加竞聘的主要动力。

　　8 月 22 日，文联党组下了聘任书，我正式走上主编岗位。从 2001 年 8 月出任主编开始到 2013 年 10 月卸任， 总共十二年时间。12 年的主编生涯，最主要的工作不言而喻，是办刊。但在这篇文章中，不做详细说明。一是篇幅不允许，二是对 12 年的刊物情况做全面梳理比较困难。一句话，12 年的刊物，在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它的文章质量、装帧印刷、被选载、获奖情况、发行量以及社会影响等等，都有全面提升。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说一说杂志经费问题的解决和从差额转公益一类的情况。 　　上任后首先面对的就是杂志的经费问题。 　　对于杂志的经济状况，我知道一点，但并不完全了解，走马上任主持了工作之后，才知道刊物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账上只有不足两千元，还拖欠了半年的印刷费和一年的稿费。《草原》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89）被改为差额事业单位，每年财政只拨付人员工资的70%，其余的 30% 自筹，业务经费则完全需要自筹，财政分文不拨。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做了广泛的调研了解，在全国绝无仅有。自治区各盟市的文学杂志，也没有差额的，都是全额。这是一个具体的切实的困难，绕不过去，躲避不开。我竞选时的雄心壮志和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上任后的头半年时间，我的大部精力都用在了跑经费上。想了许多办法。一是建立了《草原》理事会。理事会人员选择主要是自治区的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企业家等，如刘振国、温治学、罗丛龙、苏日娜、阿拉泰、伊勒特、邓九刚、乔明、刘建增、万怀生等，以期通过理事会筹措经费、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二是请求夏日、白朝蓉两位老领导以及阿拉泰、苏日娜两位文化名人，通过自治区人大、政协两会做提案、提建议以争取自治区财政上的支持；三是给自治区党委杨利民副书记打报告， 请求他通过自治区财政给我们以经费支持。 　　当时《草原》为什么要放弃衣食无忧的全额拨款待遇而走上差额拨款的路子？因为年代久远，一些当事人有的去世，有的离开内蒙古，已经无法说清楚这件事情。我所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国家当时有一个政策，鼓励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脱离全额而走向差额，财政上不仅依然全额拨款，人员工资（待遇）要比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高出许多，大概不少于30%。 　　进入差额之后，头几年的经费拨付情况，确如政策所许诺；但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经费递减，每况愈下，这时的《草原》，人员工资的 30% 以及业务经费（办刊经费）需要自酬。我接手《草原》的时候，就是这个状况。因为财政经费没有了保障，必须自寻出路、自找办法。当时丁茂老师的办法是，依靠个人或朋友关系，多措并举筹集资金。雇用一些盟市作者跑关系，写报告文学，拉广告，通过盟市旗县以及企业筹集，杂志社组成写作班子为各盟市旗县写报告文学，或指派有能力的编辑编辑出版有盈利可能的书籍，或创办有盈利余地的非文学类杂志等等，来筹措资金。当时办了一个叫《报告文学》的临时杂志，给地方政府、企业写报告文学，树碑立传，收取费用，以支撑《草原》办刊。1993—1995 年，我个人就在不影响编辑业务的前提下，承包了三年的《报告文学》，到全自治区多盟市甚至旗县组织报告文学，为解决刊物的经费问题做了一些工作。这就是当年的《草原》在办刊经费创收上所走过的路子。看起来，经费问题似乎在不断得到解决，实际是经费问题永远没有得到解决，朝不保夕，入不敷出，勉力维持，惨淡经营。刊物质量每况愈下，刊物的纸张、印刷、印张、稿酬、作品质量下降到最低点。到我接手《草原》的时候，账上只有2千元的余额，还拖欠了半年的印刷费和一年的稿费。

　　我当时隐约感觉到如此筹集经费办刊的方法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这样一份承载着重大文学使命有着五十年光荣历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老牌文学杂志。一眼看去，这条路子已经走不通。当我开始着手寻求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一个意念在逐渐变得清晰， 变得强烈。这就是，通过自治区财政的专项拨款来彻底解决《草原》的经费问题。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在跟我的主管领导阿云嘎主席请示、汇报、交流。2001 年年底的一天，我给阿主席汇报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经费问题的进行情况，同时说了我的关于向政府财政请求经费支持的想法。希望文联出面，汇报《草原》状况，并申请经费支持。因为《草原》做为文联的二级单位，直接给自治区打报告是不合适的。阿主席稍有为难，因为文联多年来一直饱受经费短缺的困扰，每到年底，水暖费、电费都交不起。文联正准备也向政府申请经费追加，如果给《草原》打了报告，势必影响文联费用的申请。看着我失落的表情，阿主席十分同情，突然灵机一动，说：“嗨 ,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发动一下老作家们，以他们的名义，联名向自治区党委写信。这么重要的一项事业，我想领导们不会坐视不管。” 阿云嘎补充说，“这个办法文联曾经想采用，但几经考虑，觉得不合适。你们是文联的二级部门，又是这么重要的一项文学事业，完全可以动用老作家们，再合适不过了。”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好主意。按照阿云嘎主席的意见，我们立刻付诸行动。几天的时间，我和副主编仁钦·道尔吉找遍了全文联几乎所有已经离退休了的老作家。令人感动的是， 几乎所有找到的老作家们都毫不犹豫地给我们签了字。其中，老作家们那种无条件的关爱和支持，那种对文学事业的热情以及真诚教诲，让我终生难忘。联名信由贾漫老师亲笔起草， 话说得得体，有分寸也有力量。有的老作家在签名前，还多少要看一看信的内容，敖德斯尔老人则看也没看一眼，接过我递上的信就签了名字。赵纪鑫老师当时不在呼市，贾漫连意见也没征求一下就代为签上了。我说这样不合适吧。贾漫说，没什么不合适的，他这个人我知道，对文学、对《草原》的感情深得很，回头我再跟他解释。后来见着赵纪鑫老师， 说及此事，赵老不仅没有埋怨，反而表示完全同意。第一次去找韩燕如老人，下午四点来钟，老人还午睡着呢，没敢惊扰；第二次去，韩老笑呵呵地迎接我，我说明来意，老人二话没说签了字。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大抵如何做人，如何办好刊物，其中有一句话：小尚啊，这个做人，你要往金钟上撞，不要往瓦缶上撞。云照光老人则是此次行动的总策划者。他看着信 , 看到比较激情华丽的地方，拿起笔随即删改了，还自言自语地笑着说：“嘿嘿，贾漫我还不知道，就好搞这一套。给领导的信不能这么写。”信的抬头、称谓云老也做了精心调整。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云老第二天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他要我重新打印后赶快送过来。那天下午，云老亲自把信送到了储波书记的办公室。就连不在文联的巴·布林贝赫老人，也在信上签了字。据仁钦·道尔吉说，他向布老说明来意，布老只匆匆看一眼，知道是为《草原》争取经费，十分痛快地签了字。在信上签名的老作家还有：邓青、耶拉、朋斯克、丁茂、刘成（莫·阿斯尔）、超克图纳仁。　　

此前，就这件事情，我曾向时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阿古拉部长请示过，想让他在信上做一个批示。阿部长说，你们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去做，不必请示我。为刊物争取经费，是好事情，我支持！不久之后，在当时财政厅厅长符太增的主持下，《草原》的经费得到落实。难得的是， 在确定了《草原》的经费后，阿云嘎主席立即又提出了《花的原野》的经费问题。他说：“文联的这两个文学刊物，一蒙一汉，五十多年，患难与共，都为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都经受着经费的困扰。《草原》的经费落实了，不给《花的原野》，肯定不合适。他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明天他的联名信就又送到储波书记手里了。”符太增厅长是一个痛快人，是一个极有文化良知的领导，阿主席的建议，他毫不推托地认可。这样，搂草打兔子，《花的原野》的经费也随之解决。 　　此一件事情，虽已过去二十年，但印象太深，至今想来，各种细节仍历历在目，难以忘却。其中的一个问题——说心里话，是一个让我后怕的假设——我老在想，假如当时阿主席不曾给我们出这个点子；即使阿主席出了点子，假如老作家联名信的事情做不成；即使有了联名信，假如不是云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递上去，或者阿古拉书记就不同意做这样的事情；假如储波书记、陈光林副书记、张国民部长将这封信束之高阁，不予批复；假如符太增厅长只是象征性地给你批个十万八万的而不是 50 万（我们当时核算的费用是 49.5 万元， 符厅长不仅没有往下砍，反而又增加了五千），《草原》或许早就停刊了。 　　但后怕的同时，我的心又总是被一种巨大的鼓励、信任以及欣慰之情激荡着、感动着。《草原》，这个几代人为之奉献为之操劳，繁荣发展了五十多年的光荣事业，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下去。看看吧，有多少人在支持着它呀！ 　　从财政厅回文联的路上，阿云嘎主席长呼一口气，十分高兴地说：“闹好了，可是能过几年轻松舒坦的日子。好好干吧！” 　　每年 50 万元，列入财政预算。时间从 2002 年 1 月算起。 　　事实上，每年 50 万元的经费，并不宽裕，但因为是第一次争取经费，不敢要得太多。此后的五年中，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的支持帮助下，又几次争取到了自治区财政厅的临时追加补贴，数目在 100 万元以上，人员工资以及办刊费用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 　　到了 2007 年 9 月，刊物的经费问题迎来了又一次突破。这一年，在我的推动并具体操作下，由内蒙古文联向自治区财政厅以及王玉明厅长递交了《关于为 < 草原 > 编辑部增加经费的申请报告》，很快 , 在王玉明厅长的主持下，在原先的每年 50 万元的基础上，从2008 年起每年又增加 60 万元，列入预算。至此，《草原》的费用问题基本解决，作为主编， 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去办刊物了。

　　《草原》的命运注定有一点不平凡。斗转星移，时光流递。从经费最终解决的 2007 年，转眼就到了 2011 年。这一年的十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此决定涉及全国成千上万的文化事业单位。《草原》自然也不列外，包括在“体制改革”的范围中。《决定》为文化事业单位确定了三种生存方式：一类公益事业（国家财政全额拔款）；二类公益事业单位（差额补贴）；三类公益事业单位（企业性质，国家不给予补贴）。国家出台这样的决定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增加竞争激励机制，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可以淘汰一批国家财政上的包袱。 　　大约在中央《决定》正式出台的头半年里，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已经在自治区铺开来，《草原》已经被列入第一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要先行完成转企改制。得到这个讯息后，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是国家行为，你无法阻止。但又不甘心。《草原》从 1950 年创刊，60 多年里，为自治区以及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自治区的每一代作家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几乎都是从《草原》起步的。历届自治区领导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杨植霖、胡昭衡、周惠、布赫、刘云山、乌云其木格、储波、杨利民、陈光林、云照光、暴彦巴图、夏日、连辑、乌兰、许柏年等都曾对《草原》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怀，并且大都在刊物上发表过作品。陈清漳、韩燕如、孟和博彦、玛拉沁夫、安柯钦夫、超克图纳仁、敖德斯尔、张长弓、扎拉嘎胡、特·达木林、安谧、朋斯克、贾漫、汪浙成、张志彤、邓青、杨平、照日格巴图、陈广斌、丁茂、李廷舫、周彦文、韦魁元、张时鲁、包玉英、张湘霖、邓九刚、赵健雄等自治区著名作家、诗人，都曾在《草原》工作过。《草原》是名副其实的作家的摇篮，它为自治区以及全国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而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学杂志，就要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旦推向企业化，人员以及办刊经费没有了保障，它将会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其实，关于差额转全额的工作，从 2002 年经费争取成功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先后给陈光林副书记、连辑副主席、张国民部长、符太增厅长、乌兰部长等领导和部门打过报告，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解决。现在，体制改革在即，杂志已经被列入转企改制的第一批名单，已经无路可退。我没有慌张，倒是由此看到了破釜沉舟之后的一线生机。差额转全额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首先我们找自治区编办（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他们是此次体制改革的主管部门。从分管处室的荆宁处长到杨再明主任，以及张润生副主任，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呈递报告， 据理陈述。文联党组对此也十分重视，王金喜书记亲自给杨再明主任打电话，极力强调《草原》的重要作用和它的巨大贡献。放下电话，王书记对我说：“贵荣，你拿上报告赶快找他去。让编办的领导们进一步了解《草原》的情况。这个事情我想他们会重视的。”不久之后，杨主任派了相关处室的领导专门来杂志社了解情况。每一次去编办，我总是反复强调， 据理陈述，让《草原》这两个字深刻地印在编办领导们的脑海之中。为了使这件事情做到牢不可破，我们在跑编办的同时，再一次使用老作家联名信这一方式，直接给乌兰部长和胡春华书记上书，请求两位领导出面解决《草原》的差额转全额。依然请云照光老人牵头。他不仅毫不推辞，还对我亲自起草的联名信详细审读并加以修改，同时还提议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超克图纳仁、贾漫、杨啸也参加联名上书。最终参与联名上书的老作家是：云照光、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超克图纳仁、贾漫、杨啸、琴子、照日格巴图、朋斯克、张志彤、哈斯乌拉、阿云嘎、阿尔泰、邓九刚、斯琴高娃。一共十五位。上书的时间是 2011年 7 月 12 日。胡春华书记对联名信非常重视，不久即将联名信转自治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处理。9 月 15 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处理意见上呈胡春华书记。“汇报”中说：按照中央要求，《草原》杂志虽然被列入先行转企改制范围，但考虑到《草原》是我区唯一一家省级汉文文学杂志，承担着民族文学传承和发扬的重任，且其目前的经营状况如果推向市场将难以生存。因此，自治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积极协调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和新闻出版总署，争取将《草原》杂志社不列入转企改制的范围。如果协调不成，再考虑后续的改革发展意见。9 月 16 日，胡春华书记在“汇报” 上做了批示：老同志们提的意见有道理，请乌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及有关同志认真研究。同年 10 月份，以文联党组的名义，向自治区编制委员会送呈《关于申请〈草原〉杂志变更经费形式的报告》。　　至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充满希望的等待。 　　2015 年 1 月 23 日，自治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文件（内机编办发［2015］37 号）送达内蒙古文联。文件名称为“关于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事业单位分类意见的批复”。全文如下： 　　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 号） 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编办关于全区事业单位分类意见的通知》（内政办发［2013］53 号）精神，经自治区编委 2015 年第一次会议研究同意，现就你会所属 4 个事业单位的类别批复如下：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4 个　　文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草原》杂志社　　《花的原野》杂志社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除了上述三件主要工作以外，还有几件工作顺带着也说一说。一是杂志先后获得首届和第二届内蒙古出版（期刊）奖；2009 年 12 月获得由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颁发的“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二是在 2008 年 12 月，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草原》编辑部更名为《草原》杂志社。由“编辑部”改为“杂志社”，不仅规范了名称，刊物的性质和地位也相应提升。三是在 2009 年 12 月，由我们申请，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审批，杂志从月刊变更为半月刊，2010 年起实行。文学杂志从月刊改为半月刊， 是全国文学期刊发展变化的一个大趋势，比如《人民文学》《诗刊》就是这样，全国各省区的文学期刊也大部分采取这种形式。得到批复后，在我的主导下，经文联党组研究确定， 用下半月创办了两个新杂志：一是《文艺论坛》，交由文艺理论研究室（文艺评论家协会） 编辑出版；一是《新剧本》，交由电影家协会和电视艺术家协会编辑出版。两个杂志填补了内蒙古文艺事业中的两个空缺：一是文艺评论，文艺理论；一是电影电视剧本和影视理论。两个杂志对内蒙古的文艺评论、影视剧本创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2 年、2007 年的两次经费申请，2011 年的差额转全额工作，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其间的辛苦更是一言难尽，这件事情以我一己之力也无法完成，期间任建、贾翠霞、刘广燕等同志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外，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草原》作为自治区的最高文学杂志，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当我们发出呼吁之声，伸出求助之手的时候，那么多的朋友、老作家、自治区领导毫不犹豫、义不容辞地帮助我们，让人感念。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该收尾了，忽然想到在跑经费、跑一类公益事业的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事情，20 年过去，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却，那就索性顺手写下来，做为正文之外的“花絮”，聊供阅读者一哂。

　　陈书记写信。2004 年的四五月间，陈光林书记打电话，想看看内蒙古老诗人的诗歌。我从书架上找了贾漫、巴·布林贝赫、安谧、陈广斌、赵健雄等人的诗歌集，送到了陈书记办公室。陈书记很高兴，关于内蒙古文学和诗歌，聊了很长时间。他又问：杂志最近的经费情况如何？我如实告诉陈书记，并不宽裕。因为虽然有两年前的每年 50 万元的增加， 但除了人员费用以及必要的办刊费用外，所剩无几，文学活动的举办受到很大制约。陈书记没再说话，提起笔来给财政厅张华副厅长写了一封信，信很简短，就是希望自治区财政给《草原》一点支持。陈书记嘱托我带上信亲自去找张厅长。我拿了信，辞别陈书记，出来蹬了自行车喜不自禁地往单位（原组织部招待所）走，快穿越新华大街的时候，回头一看夹在后座上的信封不见了，吓一大跳。急忙掉头原路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瞅，在旧党委（青城巷）南侧门外党委印刷厂附近的路上找到了信封，信封上已经碾压了两三道自行车辙印。读者诸君如果想知道这封信价值几何，告诉你，40 万。 　　苏日娜捐款。老朋友苏日娜得悉我出任《草原》主编，第一时间发来信息表示祝贺。不久，在一个文学活动上见着她，我正为经费问题愁苦不堪，她看出来了，旋鼓励我“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可轻言放弃”云云。过两天，会计告诉我，苏日娜老师给刊物捐了两千元钱。我 8 月份接手《草原》的时候，账上也只有两千元。 　　云老改稿。老作家联名向储波书记上书的时候，云老就对贾漫起草的文稿仔细阅读并加以修改。2011 年老作家联名向胡春华书记、乌兰部长上书，文稿是我起草的。云老详细看了稿子，一边看一边修改。八十余岁的老人，那种认真又吃力的状态，我当时就特别感动。不合适处删除，言不尽意处则添加。云老不仅自己首先签了名，还在末尾把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超克图纳仁、贾漫、杨啸几位老作家的名字也写上，提示我们请这些作家也要签名。这份珍贵的资料留在了杂志社。翻开云老修改的这份文件的末尾，发现我当时曾提笔写下了这样几句：此为云老修改稿，并在文末提出签名的老作家名单。捧读此稿，情不自禁， 泪为之出。　　杨书记题词。2006 年 4 月，《草原》举办出刊 500 期纪念活动。我们请求布赫、乌云其木格两位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作协高洪波副主席、自治区领导杨利民、陈光林、连辑和云照光等部分老作家题词祝贺。布赫、乌云其木格两位副委员长的题词是通过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转交给我们的。杨利民副书记、陈光林副书记、连辑副主席以及老作家的题词则是我亲自登门求取。这天，孙伏龙同志打电话给我：尚主编，杨书记的题词快写好了，你过来取一下吧。我赶紧跑到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办公楼，伏龙同志领我到了杨书记办公室。杨书记正给办公桌上刚写好的题词铃印。一张整幅宣纸，八个行楷大字：文学殿堂，作家摇篮。笔墨酣畅，遒劲有力。地上还铺陈着好几张写着同样内容的宣纸。杨书记说：多写了几张， 贵荣你自己挑选吧。我挑选的结果是，哪一张都舍不得放弃，都想拿。于是我说：杨书记， 给您留一张，别的我都想拿走呢。杨书记爽快地笑着说：好，都拿走，回去你们自己挑选去。辞别杨书记出来，伏龙跟我说：写了一上午。 　　2020 年 7 月 12 日写于冰庐 　　原载于《草原》 　　作者简介： 　　尚贵荣，汉族，1960年3月出生于鄂托克旗。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创作。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出版有《流浪的云霓》（散文）、《当代散文诗人十五家》（多人集）、《爸爸手记》（随笔）、《野马西风》（散文随笔）、《塞外随笔》、《冰庐文钞》（文学评论）、《冰庐杂记》（散文随笔）、《羯族枭雄石勒》（历史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