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仙电影故事（金华山笔记之黄大仙要素）

原创 2017-08-23 黄茂军 九德最好

✎ 文 | 黄茂军（资深媒体人）

小编按：本期《金华山笔记》为大家带来“黄大仙”的故事。这个一度在香港电影里抛头露面的流行元素居然发源于金华，并与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黄大仙是金华山最大的卖点，问题在于，怎么卖？“是不是一座祖宫、几处神迹就足以架构一个5A级景区，引来信男善女的无限香火？千里之外的香港黄大仙祠会不会对故里祖庭构成遮蔽？为什么如过江之鲫的信徒多在海外？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前赴后继地匍匐在一位金华道士的像前？”这些设问，在本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民间的江湖中，关于金华的人物最著名的莫过于一鬼一仙：鬼是兰若寺里的聂小倩，仙是赤松宫里的黄大仙。有意思的是，两位栖身于中国古籍里的非人类，其知名度都拜一地所赐，那就是香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倩女幽魂》，几人能识聂小倩；同样，如果没有香港黄大仙祠的香火，天下华人又如何领略“金华分迹”的灵验——传说中黄大仙出没的山林，正是金华山。

这绝对是金华山的卖点。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卖？比如黄大仙，是不是一座祖宫、几处神迹就足以架构一个5A级景区，引来信男善女的无限香火？千里之外的香港黄大仙祠会不会对故里祖庭构成遮蔽？为什么如过江之鲫的信徒多在海外？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前赴后继地匍匐在一位金华道士的像前？历史记载里的黄大仙似乎从没有走出过金华山，但坊间传闻里的黄大仙却分迹港澳地区、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侨仙”，也是最为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心灵慰藉师。

▲香港黄大仙祠（图片源自网络）

恳请伟大的金华山开示，该如何去激活这个不朽的黄大仙要素？

2012年4月13日的《金华日报》 第8版刊有一篇《黄大仙的前世和今生》，文中通过采访金华市侨联原主席蒋荷荆先生，述说了一段黄大仙回家的故事：

1985年，浙江省侨办的周添成接到香港方面寄来的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听说黄大仙是金华人？希望能得到黄大仙故里的答案。“信奉了几十年，香港人甚至不知道黄大仙是哪里人。”蒋荷荆说。即便是在老家金华，黄大仙的生平也鲜为人知。

这封来信最终转至金华。当时的市领导很重视，要求有关部门查明，黄大仙究竟是不是金华人？“统战部领导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找了群艺馆的老戴，开始研究，翻阅了大量史料，从最早的晋代《神仙传》（葛洪著），到唐代《元和郡县志》（李吉甫撰），再到《太平寰宇记》，以及明清时期的《金华府志》《金华县志》。最终确认，黄大仙确实是金华人。”蒋荷荆说。

据说当时香港的宗教团体分别派出了四个小组，分赴浙江、四川、广东、云南四地找寻黄大仙故里。最终，史料和实物最具说服力的金华，在这场黄大仙故里之争中完胜——今天的金华人如果视当年蒋荷荆先生们的发现与证明仅仅是一场荣誉之争，那么，这一荣誉给金华山、给金华带来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黄大仙故里”之争应该有更为现实的考量。

我在翻阅黄大仙的传播路径中发现，其信众分布由广东及香港、由香港及东南亚、由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侨民比例巨大，这些身世飘零的异乡人可能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和文化的被认同，他们需要辨识度，需要对周边的不确定性实现掌控……造神是满足上述需求的本能，所谓黄大仙的“灵验”和“有求必应”，应该就是造神的结果。

所以黄大仙有“侨仙”的别号。

▲黄大仙信众与游客（图片源自网络）

2004年夏，我去广东的佛山、潮州和福建的德化三地采访，这三座城市都以瓷都自居，因为它们都把陶瓷这个既不高科技也不环保的夕阳产业做成了地方支柱性营生，对一些传统陶瓷产地（比如景德镇）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陶瓷工业城市（比如唐山和淄博）构成强有力的冲击。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三座城市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中国最为著名的侨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乡党将一份份海外订单发回到老家，最大程度地刺激了上述地区的陶瓷业的中兴。

全球公认的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权威，美国查普曼大学都市未来学研究员乔尔·科特金在他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对五个“全球部落”（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中强大的侨民是成功的决定因素：

侨民社区中许多成员都具有双语或多种语言能力，他们能觉察出他们参观或居住的社会中“失去了一切”，他们更能发现他们的群体有何共同、和“别人的群体”有何差异，也许正是因为需要对他们周围的现状保持敏感，所以除了在商业和金融的成就外，侨民群体在艺术、电影和传媒娱乐业等方面的成就也极其发达。

在沿海省份浙江的版图中，金华却是一典型的内陆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说，内陆与沿海不仅存在地理的差异，更存在心理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就侨居海外这个角度而言，金华人显然不及与其比邻的温州人，所以在两地的经济传统和行为中，各自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金华人担货行走时，温州人漂洋过海……比照前面所援引的科特金的发现，我们似乎有理由为金华的内陆性操心。

黄大仙应该成为此间金华人提升经济格局的一把秘钥。

前面我们说了，出门在外的人需要辨识度，需要文化的被认同和对周边不确定性的掌控，类似黄大仙这样的神成为一种文化的向心就成自然。这股文化向心力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本的流向？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自黄大仙故里被确认后，金华和香港之间的往来与互动明显频繁，金华山黄大仙祖宫的香客中，操着一口粤语大呼小叫的接踵而至。

▲金华黄大仙宫（图片源自网络）

科特金曾经断言：“全球部落的成就显示在涌现的世界经济中，价值、对获取知识的重视和世界视角的重要性……在日趋跨国化和高度竞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高度依赖于对知识和知识获取，培养这种人群出现的社会将会繁荣。”阐述的依然是侨民在地方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但科特金不应忘记全球部落持续不减的寻根热情，这股与全球化伴生的文化基因破解浪潮已经在很多地方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回归与扩张，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雕刻出世界最血脉偾张的经济版图，典型如以色列。

二

金华山完全有条件被打造成全球各地黄大仙信众共同的老家和乐园。

有消息云，地方决策者已经对此有所动作，一座“侨仙文化园”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金华山落成。有必要提请决策部门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从旅游角度建设，容易把一个大项目做小，需要扣题的是黄大仙的“有求必应”究竟是什么？

在我所能找到的关于黄大仙的史料记载中，几乎都提到俗名黄初平的道士“以行医济世为怀而广为人知”，更有研究文章称，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美誉最初就是来自他得道之后的赠医施药，而非当下最负盛名的灵签——这一传统和世界很多地方的宗教一脉相承——某种程度上理解，黄大仙其实首先是一位良医。

黄大仙的“行医济世为怀”，成为后来者继承的衣钵：

1915年，道侣梁仁庵、梁钧转父子，从广东西樵山普广祖坛奉接赤松仙子宝像来港。原先在湾仔供奉，1921年，大仙乩示，到竹园吉地，建“啬色园”至今。啬色园本来是上述几位绅商的私人修道别墅，1921年初接黄大仙来港时，并不是任人参神，但因后来善信要求入庙参神者日众，各绅商平日乐善好施，于是就定下开放时间，并将香火收入，拨充善举，赠医施药，年年无间。（百度百科·香港黄大仙祠）

两组关键词需要适时浮出水面：中医药和养生。

按说这两组词其实是一个种概念和子概念的关系，养生是中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养生为防，医药为治，所以个人以为还是分列开来各表为好——传说黄大仙和他哥哥得道之后回老家，发现村里和他们同辈的人都苍老不已，唯有他们自己依然是青春模样，神话里的神仙术落在今天其实就是得养生之法，所以黄大仙不仅是一位良医，更是一位驻颜有术的调理专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在黄大仙横空出世之前的东汉，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更早以前的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上述史料说明，在黄初平成为黄大仙之前，中国的中医药行当不仅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一套经过临床检验的中药体系，这应该是他能够兑现“有求必应”的前提。

▲华佗五禽戏（图片源自网络）

金华不仅是杏坛风云之地，也是杏林繁茂之乡，黄初平的“被”黄大仙，直接遮蔽了他的扁鹊本色，这点和后来大儒朱震亨隐身于朱丹溪的盛名惊人相似。

说到朱丹溪，我个人有一故事。

2003年9月，我得到一个采访北京同仁堂的机会，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对中国传统医药特别痴迷的先生，他其实只是同仁堂的一位政工干部，负责安排我的采访事宜，这位北京土著对朱丹溪尤为推崇，三两句话，就必有“丹溪先生云”的引经据典，特别搞笑的是他一说“丹溪先生”就得站起来，弄得很神经质。

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一本正经地说：“节饮食，戒色欲，这是丹溪先生的养生主张。”

也是从这位先生那里，我第一次知道金华的磐安还是一个大面积种植药材的地方，而黄大仙故里兰溪，更是走出一家康恩贝药业。这事过后没多久，康恩贝上市，已经离职的我还跟过去的同事建议“这是一个好选题”，因为康恩贝一直坚持生产中成药，建有国内最大的现代植物药制造基地——康恩贝植物药产业园。

▲康恩贝生物制药公司（图片源自网络）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一个信号，中医药业方兴未艾；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古老的养生理论很可能激活一个巨大的市场——咱们最后切题：黄大仙要素应该紧扣“中医药”和“养生”概念，金华山的地貌物候，是再合适不过的承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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