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国是访问丨北上广深之外）

新阶段过去4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快速城市化，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新阶段

过去4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快速城市化。

用40多年走过欧美国家200年的城市化之路后，中国城市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能否持续发力？

全球领先的房地产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李倩玲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在新的阶段，城市化将出现新的特点。

李倩玲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会呈现“城市群化”的态势，形成各大城市群“多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在城市群内部，随着城市体系分化加速，又会呈现梯次崛起的态势。未来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超大型城市和全球竞争型代表城市之外，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城市脱颖而出，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增长极”。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近65%。您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的趋势如何？还有多大潜力？

李倩玲：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仍将继续保持增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10.6亿，城市人口增量1.45亿。

从城市发展格局来看，未来城市化的人口流动格局将进入优化提升阶段，从“东西梯度”向“多中心”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成渝城市群等战略推进，东西差距呈收缩之势。在我国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中，成渝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能级不断提升，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同列第一梯队。因此，未来城市化格局会形成核心城市群引领发展，同时空间分布将呈现多中心结构，格局将更为均衡化。

此外，城市化率突破60%大关是一个分水岭，之后城市化发展会从高速增长的“量变”进阶到高质量发展的“质变”优化阶段。这意味着在注重城市发展内涵之下，对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优化提升。

比如：一线城市城市化率已接近80%，以城市产业提升、城市功能和载体优化为核心目标的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政策和市场都重点关注的领域。

国是直通车：有声音认为，未来中国会出现二次城市化，即从城市化向都市化转变，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李倩玲：我们认为，城市化向都市化的转变只是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要对大都市内部发展进行提质，对都市区核心功能进行更新与创新，从“都市圈化”进而延伸至涵义更广的“城市群化”，即中心城市通过极化-扩散-协同-创新等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与人口互动，从而形成“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再城市化传导路径，以及以“强核-外散-扩圈”为主的全球城市群发展的中国案例。

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型，中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重点聚焦于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同时提出了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要求。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未来中国城市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

李倩玲：我们认为，在“强核-外散-扩圈”新型城镇化动能传导路径之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势必会形成“城市群”多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在城市群内部随着城市体系分化加速，又会呈现梯次崛起的态势。

城市群的日益崛起成为中国快速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串联起来的网络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节点，构建起了中国在新历史阶段的空间格局。

其中，长三角、大湾区、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依托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突出的发展优势位列第一梯队，中国的经济和资源也越来越朝向五大城市群集聚，带来了大量优质人才、金融资本、创新技术以及产业资源，推动了区域内产业和消费的升级，使得五大城市群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空间，并积极推动内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此外，随着我国传统城市化红利逐渐减弱，未来5年甚至10年，“头部城市”发展功能呈现梯度扩散趋势，在各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体系分化态势会进一步加剧。

未来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超大型城市和全球竞争型代表城市之外，会有越来越多优秀城市脱颖而出，在区域中承担不同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从战略能级上包括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及战略接续成长型城市等，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增长极”。

国是直通车：您刚刚提到中国五大城市群将成为发展的第一梯队。与国外知名湾区（都市圈）相比，它们有哪些独特之处？

李倩玲：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为核心的第一梯队，在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中具备特殊地位。在仲量联行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全球三大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解析。

以这三大湾区城市群为代表的国外著名城市群，同我国五大城市群相比，在驱动机制、辐射能级、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有迥异之处。

第一，驱动机制不同。国外城市群大多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自发形成和催化发展的。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发展更依赖于政府及相关政策的作用，彰显中国制度优越性。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国家战略和政策驱动之下，不仅有“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自贸区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片区，拥有多样性的制度环境。

第二，辐射能级不同。国外城市群基于人口分布吸引力的考虑，辐射范围多集中在1小时通勤圈。在中国，基于新基建的高效发展和串联优势，五大城市群的空间辐射范围更广，城市群面积规模、人口规模和市场体量更大，例如：五大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已经扩展至3小时城际或区际交通圈。

第三，发展模式不同。国外城市群的发展多依托和聚焦于某一特定资源优势，动力相对单一。例如，纽约湾区资本云集，有“金融湾区”之称；旧金山湾区依托世界一流高校和人才高地资源，被誉为“科技湾区”；东京湾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带之一，由高端制造主导，被称为“产业湾区”。而中国五大城市群内部，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发展更为多元和综合化，城市之间形成明显的错位与职能分工。

中国五大城市群的崛起和发展在遵循世界城市空间演进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具备明显后发优势，探索出一套更具在地性特色的“中国模式”。

国是直通车：您怎么看城市化的这种新趋势？

李倩玲：我们始终认为，对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解读，不应局限在传统的住宅产业层面，事实上房地产发展也不仅仅停留在低效的载体打造上。楼宇经济、创新驱动、物流布局、消费平台、文化功能等都已经成为各城市发展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这过程中，商业地产的发展以及运营管理是重要的支撑。

从城市到城市群，意味着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将更为密切，核心城市与卫星城机遇共享，传统与新兴机会并存。对于企业而言，更为多元的选择需要从战略高度探讨不同区位城市的投资机会及其组合。对于城市而言，要素高效流动将进一步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如何构建以人为本的产业生态，彰显城市特质等，这些都是城市化新阶段带给我们的新课题。

来源： 国是直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