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功夫中的所有配乐（周星驰功夫中的）

11月29日，古琴演奏家龚一、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笙演奏家翁镇发将在上海音乐厅携手上海民族乐团，为观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

这场音乐会的多首作品都出自同一位作曲家——顾冠仁。79岁的他，也将亲自上台指挥。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终身艺术顾问，顾冠仁在60年的时光里写下了许多经典民乐作品，是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从17岁的“渔歌”，到70岁的“畅想”

1959年，年仅17岁的顾冠仁第一次来到舟山渔港采风。生于江苏海门的他，从小在长江边长大，却是第一次踏上渔船，与渔民们一同出海。

这是一次丰收的旅程，渔民们唱着劳动号子，在与风浪的搏击中收获了来自大海的满满馈赠。节奏有力的劳动号子和舟山民歌，深深打动了顾冠仁。回到上海后，他与作曲家马圣龙合作写下了民乐合奏曲《东海渔歌》。渔民战胜惊涛骇浪的情景，以及丰收欢乐的场面，被锣鼓、唢呐等民族乐器演绎得十分生动。

60余年过去了，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至今仍是许多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之一。顾冠仁与马圣龙更想不到的是，这首曲子还被导演周星驰选中作为电影《功夫》的配乐，随着影片一起“声入人心”。

2012年，古稀之年的顾冠仁又一次写下了一首与大海有关的作品《蓝色畅想》。旋律中的蓝天、白云、碧海、波涛，引发听众的无限遐想。这是一首写给青少年的音乐，顾冠仁希望年轻人能定准航标、乘风破浪。

从17岁写下充满民间风情的小曲，到70岁写下充满现代风格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顾冠仁一直在民乐创作的天地中求新求变。

顾冠仁至今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琵琶曲的感动。“我家邻居是当时江南丝竹界小有名气的乐师瞿东森。他琵琶、笛子、二胡样样精通，经常与学生们在家中一起演奏。我当时就觉得民乐太好听了。”在瞿东森老师的影响下，顾冠仁开始学习琵琶。1957年，他考入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琵琶演奏员。《东海渔歌》《京调》《三六》这三首作品的创作，让他脱颖而出。乐团决定让他专攻创作，去上海音乐学院正式学习作曲。

在上海音乐学院，顾冠仁除了上课就是泡在琴房或图书馆，他潜心学习作曲、复调、作品分析、管弦乐配器法等课程。1965年，他回到民乐团，没想到等待他的是长达十多年的创作空白期。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他研究唐诗宋词，钻研民歌资料，并利用借调上海沪剧团、上海京剧院的机会学习戏曲音乐。这对他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上海民族乐团复团，顾冠仁终于盼来了创作的春天。仅1979年一年，他就创作了两首较有分量的作品：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和民族管弦乐《春天》组曲。此后，他的民族管弦乐《将军令》、古筝与弦乐队《山水》等作品常演不衰。近二十年来，顾冠仁又奉献了大型民族管弦乐《八音和鸣》《岁寒三友———松、竹、梅》以及曲笛与古筝双协奏曲《牡丹亭》等知名作品。如今，已近79岁高龄的他，依然笔耕不辍。

在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看来，顾冠仁的音乐总在思考古往今来的人生哲理，寻觅地域风情和自然风光。他的艺术深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融入民间音乐的多彩神韵和丰富智慧。

2019年10月顾冠仁在《敦煌之夜·蓝色畅想》作品音乐会上致辞

让新江南丝竹，走出“八大曲”的套路

音乐评论家刘再生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来形容顾冠仁的音乐。他的作品深受江南丝竹的影响，流淌着细腻流畅的江南风韵。

1985年，顾冠仁参加《中国民族器乐集成》(上海卷)的编纂工作，在6年时间里对上海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录音，随之对江南丝竹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顾冠仁告诉记者，江南丝竹流行于江苏、浙江、上海，以典雅、细腻、流畅、委婉著称，是秀美的江南山水及善良纯朴的江南人民性格的生动写照，也是我国民族音乐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乐种之一。江南丝竹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及海派文化善于吸收其他艺术品种、博采众长等特点息息相关。

20世纪初，江南丝竹逐渐形成了“八大曲”，即《中花六板》《慢六板》《三六》《慢三六》《四合如意》《行街》《云庆》《欢乐歌》八首乐曲。

1961年，19岁的顾冠仁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将“八大曲”之一的《三六》改编为弹拨乐合奏。在保持其传统旋律架构的基础上，加大了不同乐器间的反差力度，增强了节奏的松紧变化，充分发挥了各种弹拨乐器的特色。这首改编版《三六》既保持了原曲的韵味，又给听众带来了新的感受，至今仍是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多家乐团的保留曲目。

江南丝竹有着细腻委婉之美，但长期以来也存在着音乐语汇较为单一、贫乏的问题。有些传统曲目是同一“母体”的变体，在演奏中甚至容易出现“串曲”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不同曲目或不同段落中的共性太多，缺乏个性。如何加强乐曲的个性，是赋予江南丝竹新生命的关键。”顾冠仁坦言。

20世纪80年代，顾冠仁开始了“新江南丝竹”的探索。1982年的《春晖曲》在保留传统江南旋律特色的基础上，糅进了沪剧中“基本调”长过门的音调及二胡的演奏特色，极富个性。2012年的《东滩晨曲》描写的是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的晨曦。顾冠仁借用了西安鼓乐的表现手法，用大、小钹模拟鸭子嬉戏的情景，把崇明“非遗”项目“鸟哨”演奏加入乐曲中，使音乐形象而逼真。

对话

“国潮”要成为经典，还得靠好作品

上观：您多年来致力于“新江南丝竹”的创作，“新江南丝竹”与传统的江南丝竹相比，有哪些变化？

顾冠仁：江南丝竹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欣赏习惯在不断变化。传统江南丝竹单线条的旋律以及单一的调性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欣赏要求了，必须求新求变。新江南丝竹所表现出的时代气息与过去不一样。在创作手法上，增加了音乐的对比度，节奏模式也变得多样化。和声、复调的运用在传统江南丝竹中也是没有的。

但是，不管怎么变，韵味不能变。这种韵味也许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是一种音乐感觉。写新江南丝竹音乐，必须对这一民间乐种有深入的了解与感情，掌握它的特点。

上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将民族乐器融入交响乐的创作，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顾冠仁：民族乐器与交响乐团的合作，是一件好事情。能否真正产出好的作品，前提是作曲家对民族乐器的性能、特色，以及乐器之间的共鸣要有深入的了解。有些作品虽然预想的效果很好，但最终的呈现却不尽如人意。每件民族乐器都有其独特的性格与音乐语言，作曲家要懂得扬长避短。不要把二胡写成小提琴，更不要把古筝不当古筝，敲敲打打，一句旋律都没有。旋律是体现民族乐器特色的重要手段。

上观：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比，似乎更注重旋律？

顾冠仁：中西方音乐尽管文化底蕴不同，但西方音乐也重视旋律美，两者也有相通之处。西方音乐的和声发展得比我们早，这一点值得民乐学习。

我认为，不论是哪个地方的音乐，都要表现美，表达情感，而表达情感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旋律。民族乐器即使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笛子也可以把情感表达得很充分，就是因为民乐非常重视旋律。因此，民乐创作的旋律不能丢，在此基础上，各种音乐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比如我在写《牡丹亭》时，为了营造梦境般的音乐效果，采用了12音的和声，非常现代，但这种技法的运用与旋律并不冲突。

上观：近年来喜欢民族音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把一些新颖的民乐演奏形式称为“国潮”。您认为民族音乐今后该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保持生命力？

顾冠仁：民乐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丰富多样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这种形式的音乐表现力很强，要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小型多样的乐器组合或者小型重奏也是民乐的传统。

上海民族乐团等不少民乐团近年来都在探索新的表演方式，运用多媒体为背景，或者让演奏员穿上古装等，这都是很好的探索。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本身，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真正留住观众。

现在有很多年轻作曲家都在努力，希望他们能够把传统的民乐精髓与现代的作曲手法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又充分发挥中国音乐的韵味之美，寻求民族音乐的时代表达。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陈俊珺 题图来源：上海民族乐团提供

来源：作者：陈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