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言姐弟恋养成文长篇(难忘的岁月奴下水文记忆3)
【作者】:杨世钦(西藏水文退休人员)
【编者按】:当你读到西藏一串串水文数据的时候,你可知道这一串串水文数据背后的故事?饱含着一代又一代西藏水文人的艰辛、困苦、危难、血汗、情感、家庭,甚至是生命。每当读到杨世钦先生写的《我的西藏梦》一书中“奴下水文站的记忆”,此情此景,总是让人哽咽不止,甚至是情不自禁的泪如泉涌。
老一辈西藏水文人在交通极端闭塞,犹如原始社会般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求实、开拓进取”的无私奉献精神,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在鞭策着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社会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西藏宝贵的水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又有什么理由不把西藏建设好呢!
【作者简介】:杨世钦同志,生于1943年。1965年,毕业于成都水力发电学校陆地水文专业,志愿申请到西藏从事水文工作。先后在米林县奴下水文站、仁布县奴各沙水文站、墨竹工卡县唐加水文站、羊卓雍湖地区水文站、水文局勘测队;到内地带西藏水文班学生、水文局政治处、拉萨水文大队工作过。杨世钦同志较长时间从事水文宣传工作,为宣传西藏水文精神,先后在多家报纸、杂志、期刊上,发表宣传西藏水文的文章十多万字,图片千多张。多家报社、杂志社聘用为特约记者和通讯员。
杨世钦同志于2004年退休,退休后通过十多年的努力,整理了以前工作时写的部分文章,同时又根据以前工作的记忆,撰写了部分文章。为弘扬老西藏精神和西藏水文精神,特出版《我的西藏梦》一书。
作者杨世钦年轻时的照片
【正文】
水文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水文人,必须长期工作、生活在偏僻、边远的深山峡谷之中。西藏水文人从建站开始,到改革开放前这二十多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五九年以前的水文人,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主要任务要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上面。因为那时的大部分水文站是孤军作战,水文站周围没有单位,也没有部队,再加之当时的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因此必须把安全放在重要地位。五九年以后的水文站,除完成测报任务以外,水文人必须考虑,如何在这里生存,而且生活得更好。
西藏不仅是边区,也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地方。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旧西藏老百姓不种蔬菜,也基本上不吃蔬菜,以前拉萨市街上,没有菜市场。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毛主席号召“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改革开放以前,西藏的各单位都是自己种蔬菜。国家每月只供应粮食和两斤菜油,其他副食必须自己解决。
1966年3月,我到奴下水文站时,水文站喂了两头母猪,其中一头母猪还带着六个猪仔,另外还有六头准备吃肉的猪,同时还养有鸡。刚到站时,除给我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和几十发子弹外,还给我一把鉄锹和一把锄头。我回忆那时的奴下站,在站房外面,种有八块地,(其中在老百姓村庄旁边有一块地,是奴下水文人住在村庄时,开出的一块地)平均每人足够一亩地。
奴下水文站住的房子,是1958年叛匪烧毁的房屋,在原有的墙基上盖上木板,房子已经很旧,共七间,每间房大约20平方。除去办公室、仓库,还有五间房。藏族洛桑多杰和炊事员索朗益西,同住一间房,我和陈绍良同住一间房。洛桑多杰的爱人是当地老百姓,也该住一间房,但当时的条件就这样,只好两位藏族同志住一起。厨房是用叛匪火烧毁站房后的锈铁皮,搭起的一个棚。因此奴下水文站站房,需要重新修建。但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具备。水文站院子中间堆了一大堆红色机制瓦,不知站长李子源从哪里搞来的,是准备修建站房用。
站长李子源在自建瓦房办公室组织大家学习
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
在奴下水文站的厨房外面,用铁丝挂上一块汽车废钢板,这是水文站上下班的信号钟。值班的职工每天准时敲打钢板,叫大家很早就起床,接着每位职工拿着锄头或鉄锹,到地里劳动。站长李子源常和大家商讨,每天干什么活。早上劳动快到八点时,观测人员去观测,其他职工将一直劳动到敲钟,才回站吃早餐。早饭后,测流的人上船,其他同志会自觉到地里劳动或者自觉去打猪草。
1967年,自治区发出了“西藏要自力更生,达到粮食自足”。此时,新疆建设兵团,一个团开进了易贡山沟,米林农垦团一个连来到奴下,河南省大批知青,来到米林农垦团。这时候,很多单位开荒种地。曾一段时间,供应粮食中的百分之六十是当地面粉,做的馒头黑黑的,很难吃,百分之四十是内地大米(或内地面粉)。
在这一号召下,奴下水文人在院子内的空地上,用十字镐把地翻了一遍,用竹筐把翻出的卵石,一筐筐抬到外面水坑里。再用手推车从外面拉回一车又一车土,填在院子内,使院子内出现了几块菜地。在院子外面,有三块面积大一点的地,改种粮食。同时还将河边的草坪,请农垦团的拖拉机开出几十亩地,种上粮食。将收获的粮食喂猪和鸡。
奴下水文人,发扬南泥湾精神,一锄一镐劳动。在播种时,我们借用生产队的新式步犁,王文田、陈绍良、杨世钦三人拉着犁,陈世发在后面掌握新式步犁,进行播种。我们三人拉犁满头大汗,嘴里还喊着“解放军啦,呵嗨!大生产啦,呵嗨!……”
林芝是西藏的江南,每年四月,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山坡上,开满了鲜艳的桃花,每当桃子收获的季节,我们在完成测报工作之余,划着船,沿雅鲁藏布江两岸打桃子,运回站上后,晾晒在房顶上。冬天将干桃子煮后喂猪,而且还会把猪喂得很肥。
杨世钦在自建瓦房办公室学习
辛勤的劳动,换来丰硕果实
奴下水文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年年换来硕果累累。二三十斤重的一个莲花白,十几斤重的白萝卜,一两斤重的土豆,的确存在。(1965年,我们在西藏农业展馆里,看见水文总站展出的一个莲花白,六十多斤重)奴下水文站每年的蔬菜自足有余。旁边的渡口所,是新来的单位,我们还送给他们不少蔬菜。
蔬菜收获后,很快进入冬季。这时,是奴下水文站杀猪,腌肉的季节。杀几头猪,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把猪肉用盐腌几天后,然后挂在房顶上风干,这是我们一年的猪肉。奴下水文站,每周二、周五,吃猪肉,星期六吃蒸鸡蛋,中间还有可能自己磨一次豆花。这样的生活,在当时应该是很好了,米林县的下乡干部,时常到水文站来改善生活;拉萨给米林县运货的司机,都常到水文站来吃饭。奴下水文站在米林县、林芝县和边防部队中,都是热情好客的好单位。
奴下水文站职工自己种植苹果,七十年代每人可分近千斤
苹果的故事
1965年9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日子,当全西藏人民还在欢乐的气氛中时,又迎来国庆节。刚刚进藏的我们,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感觉到生活上,有些不习惯,因为刚刚离开家,西藏缺新鲜蔬菜,更没有水果。
我们每天在办公室里,校核水文资料,我的旁边是电话机。大概是十月几号的一天,电话铃声突然响了,我拿起电话,是农牧厅通知水文总站,去一位领导分苹果。我高兴的告诉水文总站主任曹工。(我们都叫他老曹)我独自心里暗暗高兴,心想,如果一人能分几斤苹果,该多好啊!曹工骑着他自己的自行车,去了农牧厅,我心里总是盼望着苹果。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曹工回来了,但是看见他什么也未拿回来,只见他走到自己坐位前坐下,慢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可能有二两重,接着讲述了这个苹果的来历。他告诉大家: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陈毅副总理到西藏,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祝贺,当时陈毅副总理,在西藏农科所种下一颗苹果树,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农科所把这颗树的苹果,送到农牧厅,让每个单位都尝一尝陈毅副总理种的苹果,水文总站人少,只分了这一个。我感慨这个苹果的来历,同时也想吃这个苹果。
苹果在曹工的桌上不知放了几天,谁都想吃,可是谁也不敢吃。不知过了多少天,曹工将苹果拿到厨房洗干净,切成了颗粒,水文总站每人一颗。我拿着中指大小的苹果粒,放在手里看了又看,泪水从我眼里流了出来,苹果粒放进嘴里,久久不想吃掉。就这以后,我总在想,西藏要是有苹果吃该多好啊!
1966年初,我到奴下水文站时,看见院子内种有十颗苹果树,问起来历时,老同志告诉我:这是陈世发同志,1965年回内地休假,带回的十颗苹果树。他从川藏路回来,用麻袋包裹着十颗苹果树苗,白天放在客车顶上,晚上又从车上拿下来,就这样,把十颗苹果树苗带到奴下站。我听后非常感动,同时更加爱护这些苹果树。
也是在1966年,自治区组织了大批苹果树苗 ,用飞机运往西藏,准备在西藏大力种植苹果树,米林农场苹果园,林芝苹果园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站长李子源先后从林芝和米林县两次,共要了200株苹果苗,当时院子内,的确种不了那样多苹果苗,于是将院子外面地里,都种上苹果苗。
秋去冬来,老百姓的青稞、小麦都收获完毕,于是牛、羊,马全放出来了,一夜之间,水文站院子外面的苹果树苗,从树干到根,全被牛羊吃光了,最后只剩下院子内的三十六颗苹果树了。奴下水文人特别心疼,从此对院子内的36颗苹果树,更加爱护和管理。
1968年,最早种植的十颗苹果树开花了,这一年,一共结了二十多个苹果。奴下水文站也许是林芝地区,第一个有苹果的单位,自然也是西藏水文第一个有苹果的水文站。因此老百姓、部队战士,到水文站看苹果的人很多。这一年,因为各水文站职工,全部集中在拉萨,成立革命委员会,奴下站只留下我一个人,看水位和观测气象,部队派来一名报务员,加上炊事员共三人。二十多个苹果,使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来看苹果的人太多,怕苹果没有了,无法给其他同志交代。于是苹果还未成熟就摘了,并给其他同志留下。
一年又一年,奴下水文站年年分苹果,从一人几十斤到一人几百斤,每一位职工床下面,都堆满了苹果,同时还送给渡口所、部队、奴下村老百姓、山沟里的洛巴村老百姓。在我们的带动下,部队也开始栽苹果树。奴下水文站在西藏水文系统,创造了第四个第一,第一个有苹果园的水文站。
水文站职工自制的家具
修建站房,再创奇迹
1958年11月,奴下水文人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修建的两排站房,还未住上半年,就被叛匪烧毁。1959年6月,当奴下水文人再次回到站上时,又一次住进帐篷。水文人是多么希望重新修建一排站房啊!但当时的条件多么困难,西藏每花一分钱都得国家给,而且国家也不富裕,加上奴下不通公路。建站房条件完全不具备。但站长李子源和全体职工总是想,一定要重新修建站房。
六十年代初,站长李子源可能是通过部队砖瓦厂联系,弄来一些红色的机制瓦,准备盖站房。1967年汛后,全站职工开始修建站房,上山伐木,拉到河边再运回水文站。在奴下水文站往下游,有一个村庄叫“旦娘”,哪里住着一个营的部队,他们利用山沟的水力,安装了水锯,可以改木板。通过站长联系,我们到旦娘山沟伐木,运到营里,请他们帮助改木方和木板,得到部队领导大力支持。
已经是秋冬季节,天已很冷。在河边的平地上,奴下水文人在河边挖土,光着脚在土中加水,合成打土坯的稀泥,开始打土坯。每一位职工很努力,因为大家都希望,尽快有新房子住。我们每人工作一天,可以打200多块土坯,很快河边草坪上,摆满土坯。接着是挖地基。当土坯基本干时,站上顾了几位老百姓,老同志砌墙,我带领老百姓运土坯。这时一块土坯还有二十多斤,老百姓一次背两块土坯,我一次担六块,偶尔还一次担八块。
当土坯基本运完时,站长李子源叫我做木工活,这一新的活大家都不会,老同志以前造过船,但他们砌墙还较专业,因为五八年以前的站房,就是他们自己砌的墙。
在陈世发帮助下,我们先利用站上已有的钢筋,自己架上火炉,打房架需用的抓钉。接着我按站长提的要求,把房架图纸绘出,然后按图上的尺寸下料,终于把第一个个房架做出来了。在砌墙的途中,要安装门框和窗框。做门框和窗框的难度比房架难多了,我认真观看以前旧房的门框后,认为有把握做。于是又做了一个个门框和窗框,当大家砌土墙快结束时,房子的东西两边,我又做了百叶窗,以便天花板上面通风。
做门的难度和工作量更大,站长联系林芝养护段,从内地来的木工帮作。因为当时他们想造一支船,准备换工。
通过全站职工一年多共同努力,一排170平方米,红瓦白墙的站房终于建成,同时将大门也重新修建。当时我们在县财务科,只报销了6000多元人民币。这并非吹牛,实际上只买玻璃、铁钉、油漆和门扣之类东西。站房中间两间连通的房,作办公室,一间是报房,四间住房。这排新房子,当时在米林全县,在西藏全水文系统是最漂流的房子。杨世钦在正对大门的白墙上,用油漆画了两幅画,大门两边是毛主席的手写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联是毛主席手写体“为人民服务”,当时部队指战员、县里的领导、干部,来到水文站,对我们自己修建的房子赞扬不绝,还说:县委书记也未住上你们这样漂亮的房子。在全西藏水文系统,奴下水文站创造了第五个第一,水文站站房第一。
站房修好了,站长李子源很为难,如何分配?大家都出力了。最后杨世钦提出:让先进藏老同志陈世发、王文田、邓智敏(夫妻)李子源、陈绍良住,他们五人住进了新房。
1971年底,江南村、张秀山,两位年轻人分配到奴下水文站,他们成了水文站的主要劳动力。每次测流取沙,都是他们上船摇绞车,他们的到来,不仅给水文站增添活力和朝气。同时江南村的父亲是开邮车的司机,还给奴下水文人出行带来很多方便。
在修建好站房后,红色的瓦,还剩下不少。站长李子源决定,再修建厨房、饭堂和粮食仓库。此时水文站又多了两位年轻人,打土坯、砌墙……速度较快把厨房、饭堂和仓库修好了。接着又改建了泥沙室。
奴下水文之歌
在水文站锻炼成长
有人说:是西藏的环境改变了水文人,也有人说:是水文人改变了西藏的环境。应该说,是西藏的环境,促使水文人,去改变周围的环境。种菜、养猪、烧木炭、木工、泥工、理发、缝衣服、修理……水文人成为样样都要做,样样都会做的人。后来我成为技术不错的木工。同时自己还做衣服、裤子,家里的水电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搞。
奴下水文站通过自己劳动,使站上的面貌焕然一新。一段时间,站长李子源还买回一台汽油发电机,我们也有了电灯。春夏天,玫瑰花开放几个月,院子里苹果、玫瑰花的芳香,使人陶醉。院子中的电台天线杆上,挂上一个大喇叭,播送着中央新闻,时而又响起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当我们每天下午,完成一天工作后,将椅子放在院子里休息时,端上一杯茶,看见自己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心情真是无比舒畅。奴下水文站使我们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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