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理论 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贡献

编者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早期独立撰写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蕴含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要素。正是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深入研究，促使处于思想转变中的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理论视野和前进道路。《大纲》创造性地运用生产力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辩证分析，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研究方法和思想路径上的重要启迪，由此也让马克思看到了恩格斯与自己从政治立场到学术旨趣的根本一致性，使两人合作创立新世界观从可能成为现实。进一步开展《大纲》的文本研究，有利于深入认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贡献，并经由这种认识的深化，更为有力地批驳“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错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灵魂和旗帜作用，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具有基础性、标志性的意义。而恰恰是在这个作为逻辑起点的问题上，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有意识地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错误观点，即通过“抑恩扬马”，把恩格斯贬低为只关注纯粹自然界的“直观唯物主义者”，从而把恩格斯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之外，并进而质疑恩格斯晚年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所作出的贡献，以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科学性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批驳“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就必须有的放矢地在“唯物史观何以创立”这个问题上下功夫，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恩格斯因素”，从逻辑起点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表明：“政治经济学转向”使马克思得以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社会运动和阶级关系，对唯物史观的创建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恩格斯发表于1844年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过程中构成了两人思想共鸣和交汇的起点。马克思后来深情地回忆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由《大纲》促发的强烈思想共鸣，开辟出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道路。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进一步开展《大纲》的文本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大历史观为引领，本文立足于对文本本身的研读，着重从四个方面探讨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贡献，以期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一、推动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转向”，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理论视野、提供解剖对象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即经济运动过程进行深入探究，是唯物史观得以创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真正促成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恩格斯《大纲》在《德法年鉴》上的发表。正是在《大纲》的影响下，处于思想发展突破期的马克思坚定地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出发来解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混沌表象中，发现了“异化劳动”这一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事实，并深刻认识到异化劳动导致的后果：“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由此得出重要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个“感性具体”进行批判性的“思维的抽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相互启发促进，一步步建立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开辟出“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全新的科学理论视野。

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为深刻洞察人类社会的过往，进而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规律提供了一扇窗户。应当说，恩格斯的《大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推动力量，促使马克思打开了这扇窗，而同样是这扇窗，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彼此在理论上的契合点，并很快开启了两人终身合作的历程。在两人合作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形成的唯物史观方法论，深入批判了建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及其异化本质之上的虚假意识形态，首次论述了人类历史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明确提出，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前提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进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创造性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并首度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这一系列重大理论进展，使《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之无愧地成为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纵观马克思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经济学转向”使马克思迈出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而促使马克思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的，正是恩格斯的《大纲》所带来的巨大的思想启发和精神鼓舞。也就是说，从唯物史观萌芽的那一刻起，马克思就不是一个独行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就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二、对国民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考察内含“生产力尺度”，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基石

“《大纲》是恩格斯最早用新世界观、方法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产生的理论成果。”《大纲》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为前提，对商业、价值、地租、资本、劳动等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初步但富于洞见的分析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然内含着唯物史观的在场，唯物史观的出场必然唤起政治经济学的在场。”《大纲》的这些分析和批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尺度”。

首先，《大纲》对国民经济学“商业”范畴的辩证考察体现了“生产力尺度”的内在要求。在《大纲》中，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商业被视为“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对商业的维护“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肯定商业在推动人类生产力提高以及丰富人类物质财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大纲》中对地租的定义引入了“生产力尺度”的重要维度。李嘉图对地租的定义没有将地租产生的原因包括进来，亚当·斯密对地租的定义没有将土壤肥力的差别包括进来。《大纲》将这两个片面的定义结合起来，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规定土地的生产能力，把地租定义为：“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大纲》把科学列入生产力诸要素之中，论证了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性。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家无法看到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功能。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财富只能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中产生，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恩格斯指出，“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科学作为生产力中的精神要素，可以使自然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接受人类的支配，因此，自觉运用科学，人类就会拥有无法估量的生产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在《大纲》中将科学纳入生产力要素，使其与地租、资本、劳动相并列。进一步地，恩格斯将生产力诸要素归结为“自然和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造，其中包含着“生产力三要素”的思想雏形。

同时也应当看到，恩格斯在《大纲》中对“生产力尺度”的初步掌握还没有完全超越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是，正是《大纲》对“生产力尺度”的大胆运用及其所包含的重要创新，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科学的生产力范畴之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和工业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粗糙的物质生产”才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方式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交替使用“生产力总和”和“生产工具总和”来表述物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生产力，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在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创建。在《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大。马克思指出，机器和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产力。这样，生产力概念就具有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者”两个要素。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将作为劳动者个体的工人也纳入生产力概念之中，从而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生产力三要素”得以齐备。“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概念的探究、发展和完善，极大地突破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认知局限和阶级偏见，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上升至生产关系层面，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构建核心范畴

在《大纲》中，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社会现象的综合考察，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财富分配不合理、“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的荒诞社会现象以及被压迫者道德沦丧的总根源，从而使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上升到生产关系这一哲学层面。

《大纲》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生产要素的分裂，对应产生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三大阶级分别凭借其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以一个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强者狡诈的权利来确定的，地主阶级凭借稀缺的土地资源获取较大比重的地租，资本家阶级凭借资本获取利润，只有劳动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且，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再度发生分裂，“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因而，《大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指出它是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恩格斯在《大纲》中从生产资料占有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方式，实则已不自觉地上升至生产关系层面。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但已经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野来考察分析私有制，批判社会关系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进言之，《大纲》揭示了私有制在道德领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恩格斯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环境下，只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生活资料的被压迫者走上犯罪道路具有必然性。“犯罪行为按照特有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有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载体，构成了滋生犯罪行为的温床。因此，依据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工厂数量，“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事件的数字”。

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无产者收入微薄且缺乏保障。为掩盖私有制造成的这一恶果，国民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在马尔萨斯看来，在人类社会中，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土地生产力则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这就必然导致土地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生活资料永远无法满足新增加人口的需要，“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因此，“过剩人口”无法避免。在《大纲》中，恩格斯从三个方面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深刻揭示与批判。恩格斯指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数级数增加的。而且，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科学必定会提高生产力，生产出足够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的生活资料。进言之，“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尔萨斯只看到了人口增长，却看不到“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而才会提出消灭过剩人口这种“卑鄙无耻的学说”。最后，马尔萨斯将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混为一谈。恩格斯指出，生活资料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是交互的过程，而就业手段的增加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因此，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批判，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学说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

由上观之，《大纲》对私有制的批判已经实质性地超越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正是这种鞭辟入里的批判，为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揭示私有制的异化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借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全面论证了“异化劳动”概念，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四种异化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其实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这一异化是由劳动的生产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引起的，劳动不再是人们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只是一种类似动物机能的存在形式。上述两种异化属于劳动本身的异化，它们进一步导致了物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所有异化便造成了人与人相异化。经由异化劳动理论的展开，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并由此决定了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而要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与扬弃。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通过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制定了新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从劳动的产物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物化的社会关系，看到生产以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为前提，从而提出了从劳动的产品（实物）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观点，这接近于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术语来表达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思想，并揭示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指出生产关系是受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的分工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包括对劳动材料和工具等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上述思想进程充分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生产关系在结构上归纳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三方面”，具有极为关键的基础性和贯穿性作用，而生产关系范畴从源头开始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携手进行理论创造的产物。

四、对“供给与需求”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科学方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与失衡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的购买能力，极大降低了社会总消费能力，导致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据此，恩格斯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进行了深入考察，从中初步把握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具有无限增长的潜力，加之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力就可以摆脱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制约，创造出几倍于人们日常所需的生活资料。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供给与需求从未相互适应：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围绕利益展开激烈争夺并相互仇视，却对供需关系的此消彼长处于被动且盲从的状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供给与需求不停地在兴奋和松弛中相互更迭，而每一次的兴奋与松弛，都会产生出大量的过剩土地、过剩资本、过剩人口。进言之，恩格斯从需求侧出发，对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社会需求不是由生产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工人阶级人数的庞大，使他们成为社会消费群体的主力军。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要素必然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工人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社会整体的需求被严重抑制。而在供给侧一边，受竞争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为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将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发挥到极致，必然导致“生产陷于高烧状态”。这样，一方面是极为有限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不加限制的生产能力，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规律起着平衡市场的作用，供给与需求处于永恒波动之中，但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对此观点，恩格斯以现实中的商业危机为例证给予了有力驳斥。恩格斯略带嘲讽地指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恩格斯指出，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人们总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以一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这必然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导致商业危机的爆发。在商业危机的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小资本家破产沦落为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会激化，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便会到来。由此，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富创建性的重要结论，即私有制的发展是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前提和条件，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消灭阶级对立，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和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恩格斯就从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运动这一哲学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整个社会有序生产的破坏，初步论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设想，从中显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理论雏形。同时，恩格斯在《大纲》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以《大纲》为原点的思想交汇，使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了“人对自然的作用”即生产力问题，通过引入生产工具概念，充实并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分析，使“交往形式”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正式提出“生产关系”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完整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随之也得以阐明。在此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提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而最具有标志性和决定性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新世界观为思想武器，着重分析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创性地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其缔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思想、活动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一个整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概括了作为两人共同思想结晶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这一核心观点的阐发及运用，又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最终成为“一块整钢”。

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特性，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标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历史性地形成的。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就需要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意义上，通过回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包含多重维度。从创始人的维度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就意味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科学结论。对此，列宁就曾深刻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任何通过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来淡化、削弱甚至否定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否定，而用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指导实践，就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的否定，其后果不言自明，并且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维护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地位，对《大纲》的文本研究是一个日益显露并仍需大力加强的重要领域。在《大纲》中，青年恩格斯展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经济运动过程的卓越洞察能力，以及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高超水准，深刻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性质，对商业、价值、地租、资本和劳动、竞争、垄断等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批判性分析，并初步论述了道德沦丧和对科学技术的误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重要观点及其所蕴含的唯物主义方法论，都给处于“政治经济学转向”关键节点上的马克思以巨大启发和实质性的推动，并使两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很快开启了携手创立新世界观的历史性进程。《大纲》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后续影响，都有力地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始终是马克思的同行者，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同路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4]曹典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5]刘佳、顾保国：《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伟大贡献》，《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6]郭瑞萍：《新时代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立足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视角》，《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

（作者：蒋红，云南大学二级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