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18件镇馆之宝（可是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另外两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拥有各类藏品43万余件（套）。2007年，经专家甄选和市民投票，南京博物院评出18件“镇馆之宝”。其他“镇馆之宝”长这样：

镇护之宝——西汉金兽

迄今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最重的金器，金属铸造和捶击工艺的完美结合。

这样：

通天之宝——透雕人鸟兽玉饰件

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良渚先民通天神、显权威的神秘象征物。

还有这样：

御窑之宝——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全国现存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带盖明洪武釉里红梅瓶。

而“画像之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长这样：

对不起，是这样：

好像还行？这是拓片，实际观看效果是这样：

灰蒙蒙地，对于普通观众，不仅第一眼看上去平平无奇，多看几眼还是难以发现特别之处，因此就算博物院已经挤爆，聚集在这些砖头面前的人也不多。

但其做为江苏唯一一件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文物，被许多人认为是国宝中的国宝，当然有足够理由：

一、只见于南朝帝王陵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主题画像砖的陵墓共有八处，全是帝王陵墓，而包括士大夫阶层在内的其他墓葬无一见到此类画像砖。

其中三处在丹阳，分别为齐景帝萧道生、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墓。另外五处都在南京：狮子冲的两座被认为是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墓，雨花台的两座尚未确证墓主，规格也属于帝王一级。但这几处发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都残缺不全，人物与名字也多对不上。

唯独南京博物院藏的这幅保存最为完好，出土时间最早，艺术价值最高，来自1960年发掘的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一般认为是刘宋中晚期帝王陵，当年报告的执笔者罗宗真认为是刘宋孝武帝刘骏。

二、属于大幅拼镶砖画，工艺上有所创新

比起一砖多图的空心画像砖以及一砖一图的实心画像砖，拼镶砖画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据推测，是先将白描粉本（古人作画，先施粉上样，然后依样落笔，故称画稿为粉本）制成模子，再用模子将画面压印在有编号的砖坯上，烧制后按编号顺序一一嵌砌在墓壁上，组合而成。

其突破了一砖一画格局，通过增多砖数而扩大画幅面积，从而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题材。印模制作也更加复杂，工艺要求较画像砖为高。

最重要的是由于多砖拼镶，大幅砖画很难采用凸起浮雕手法，转而使用线条表现，而中国古代绘画技法，重点正在于线条运用，因此从中可以真实地看到当时绘画的特色。

三、粉本作者很可能是南朝大画家顾恺之或陆探微

做为帝陵陪葬物件，无论制作工艺还是粉本作者都是上上之选，不过对于粉本作者究竟是谁，迄今没有统一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位南朝大画家身上：顾恺之、陆探微。二人合称顾陆，又与张僧繇并称“六朝三大家”，唐代张怀瓘以为“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

中国美术史上，唐代以前的绘画材料，除了文字记载以及少数唐宋摹本外，原作留存至今的数量十分稀少，材质也以墓室壁画或漆木画为主。而无论作者是哪位大画家，做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魏晋人物画实物，与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画，将其做为了解东晋南朝绘画风格的典型标本，则毫无问题，这是它被称为“画像之宝”的主要原因。

四、画作背后的历史

全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左右两大块，对称装饰在主室南北两壁，每块长各244厘米，高88厘米。共绘制八人，人物身侧刻有名字，由外侧向内观看，南（左）壁为嵇康、阮籍、山涛和王戎，北（右）壁为向秀、刘灵（与一般史籍记录的刘伶不同）、阮咸和荣启期，画面两端和每个人物之间均有一树，分别为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乔木，均为同根双枝形，共十株。

整幅画面，从布局、细节与人物神态，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玄学典范人物的想象：

其中五株为杏树，杏从三国起就被道家视为“仙物”。据葛洪《神仙传》卷十，三国吴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要求重病愈者植杏五株。

没有竹子。“竹林七贤”的说法较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然而士人好竹起于东晋，南朝宋达到高潮，正是粉本绘成之时，魏晋时士人并不好竹。现在一般认为七贤实际聚会的“竹林”只是树木一种，没有什么深层含义，画作上没有竹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画中人物形态各异，都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得到印证：

嵇康弹的是古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他死时年仅四十，不仅文章、思想，古琴上的造诣也屈指可数，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

阮籍着长袍，一手支褥，一手置膝，手指放在嘴间，似在长啸。《世说新语·栖逸》载阮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魏晋时著名隐士），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旁有酒杯，“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不管司马昭为晋武帝求婚，还是钟会数以时事来问，阮籍都借酒躲了过去，但最终还是躲不过为司马昭写下劝进表《为郑冲劝晋王笺》。

山涛是七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手挽袖，一手执杯欲饮，《晋书·山涛传》说他“饮酒至八斗方醉，（晋武）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山涛是司马氏远亲，后为西晋吏部尚书，典选十余年，王戎说他：“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身后还有一个像是钱箱的东西，七贤之中，王戎年纪最小，家世最贵，官位最高，又以好财闻名于世，《世说新语·俭啬》门下九条，倒有四条与他有关，房玄龄评其“取容于世，旁委货财”。

向秀一肩袒露，闭目沉思，是学者形象，向秀曾注《庄子》，现在通行的《庄子》郭象注，一说郭象在向秀基础上“述而广之”，一说郭象窃取向秀成果，只做了一点改写加工，成为学界一桩公案。汤用彤认为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四大派别之一（《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有朦胧之态，是彻彻底底的酒鬼，“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酒德颂 》）。常乘小车,携一壶酒,使人带铁锹跟随,谓曰:“死便埋我。” （《晋书·刘伶传》）

阮咸垂带飘于脑后，正在弹奏一件圆体直项的四弦乐器，当为古琵琶一种，“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晋书·阮咸传》）阮咸可能进行过改良，后来唐代在古墓中发现一四弦乐器，与图中类似，元行冲认为，“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高雅，乐家遂谓之阮咸。”（《新唐书·元行冲》）现存最早的阮咸实物藏于日本正仓院。

日本正仓院藏螺钿紫檀阮咸

荣启期本是春秋时人，是八人中唯一一个披发的，“荣叟老带索，欣然之弹琴”（陶渊明《咏贫士其三》）。最早记载见于《列子》：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邮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之所以在“竹林七贤”外加了一个荣启期，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荣启期知足常乐、高蹈远举的思想风度，与竹林七贤一致。二是为了画面均衡，八个人才能两两对称。

帝王陵中出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体现了当时玄学的巨大影响力。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东晋袁宏《名士传》：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正始，竹林，中朝（西晋），加上袁宏所处的东晋，构成玄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玄学开始就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于时朝廷还是儒学为主。西晋时士人心态发生转变，认为“士当身名俱泰”，士大夫一边处理政务，一边谈玄论道。到东晋门阀士族兴起，士大夫与皇室共天下，玄学影响力达到顶点。

刘宋以次等士族兼军阀结束了门阀士族统治，但在文化上、社会上，门阀士族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创立此项葬制的刘宋皇帝为了笼络士族，乃采用士族仰慕的玄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以保持文化认同，获取士族的认可和支持。即使之后梁朝皇室已经开始崇佛，还是没有改变这一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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