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改革下的反思(在制度绩效的历史比较中寻找私有制消亡的经济底线)
用经济学方法破解私有制消亡之谜,最基本的方法是历史比较方法,即通过对私有制运行的经济绩效进行历史考察和比较分析,看其边际成本曲线、边际收益曲线及所决定的社会总价值曲线性质怎样、状态如何、趋向何方,以寻找其消亡的经济底线的方法。
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制作为经济关系的总和和经济活动的条件,始终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关键要素,总会在经济发展中付出一定成本、获得一定收益、产生一定绩效,不同性质、不同阶段所有制的区别总会在其经济绩效的多与少、正和负中表现出来;而经济绩效作为所有制的功能反映和作用后果,既体现所有制的运行状态、实践效果,也呈现所有制的运行轨迹和未来走向,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看什么?不是看其理论,而是看其实践,就是看其实际运行成本的高与低、收益的多与少,一句话就是看其的经济绩效怎么样。这就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这种所有制经济绩效的历史考察、历史比较,来认识和判断这种所有制的优与劣、存与废、兴与亡。
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法具有鲜明的历史比较特色。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经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考察,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本质、规律、趋势的历史分析,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历史揭示,都离不开对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利润变动情况的高度关注,离不开对资本积累、资本集聚、资本集中以及资本财富变动情况的高度关注,离不开对社会生产力、社会产品、社会收入、社会财富变动情况的高度关注,更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基本矛盾产生两极分化、激化阶级矛盾、导致经济危机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和经济成本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实质上内涵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运行成本、运行收益即经济绩效的高度关注。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绩效的历史考察和比较,他既呈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昔日辉煌”,也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末日丧钟”。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也认为,制度从来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函数,近代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工业化的推进和完成,从表面上看是要素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则是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只有推进制度变革和制度变迁,形成内有约束激励、外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机制,才能促使人们在追求个人价值中实现社会价值、在争取私人收益达成社会收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互动耦合的历史。诺斯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方法考察分析西方世界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一种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独特见解,也提供了一套从制度—绩效角度研究经济史的独特方法。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运行的制度经济绩效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和比较,可以从其运行成本和收益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演变曲线,从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递增还是递减、孰高孰低的动态特点,从其社会经济总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的总体态势等等角度划分为原始萌发、成长上升、缓慢发展、衰退消亡四个时期或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萌发期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这个借助圈地运动、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完成的“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现代历史的杰作”,虽然因创造了资本关系,使“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收益巨大,但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也是触目惊心,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从这一角度说,原始萌发期,是一个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都很高、且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的时期,虽然充斥着血腥暴力,但仍堪称有绩效的“光荣革命”。
第二阶段是成长上升期。原始萌发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点,一当它真正“站稳脚跟”、占据统治地位、进入“资产阶级的时代”,便很快创造出一个成长上升的“新天地”。不断扩大的产品销路和世界市场,空前高涨的商业、航海业和工业,迅速增加的商品和服务,不仅使人口密集起来、生产集中起来、财产聚集起来,而且让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不断递增的收益虽然一开始就面临利益冲突、阶级矛盾、两极分化等风险代价,但收益相对成本而言明显较高,从而迅速增加了社会总产品、总价值、总收益,使之具有较高的制度经济绩效,以至于即使是在这种所有制中吃了亏的那些人,也因为收入迅速增长、生活明显改善而热烈欢迎这种私有制。
第三阶段是缓慢增长期。随成长上升期之后而来的是缓慢增长期。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机器大工业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获得同量利润所需投入和消耗的资本不断增加,资本的利润率趋向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商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成就了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也助推了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即现代所有制关系的矛盾冲突。两极分化激化的利益矛盾、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让本来就巳经递减的边际收益曲线相交递增的边际成本曲线,使社会总产品、总价值、总收益的增长趋缓。好在边际成本尚未超过边际收益,即使偶有超过也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常态,因此经济增长还在、收入增长还在、制度绩效还在,以至于那些在这种私有制中本来就已经吃了亏的人仍能被动接受和勉强忍受这种私有制。
第四阶段是衰退消亡阶段。“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封建私有制一样也会衰老消亡。当“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正“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时;当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时;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时,即使完全抛开经济危机、两极分化、暴力革命等的加速、助产作用不论,仅仅是由这些因素共同演绎和表征的节节攀升的制度成本、一路下滑的制度收益、制度成本超过制度收益的持续不可逆转、锐减的社会总产品、总价值、总收益等,就足以让这种落入“绝对贫困”或“普遍贫困”陷阱不能自拔的私有制最终撞上南墙、敲响丧钟、走向终点。因为面对这种制度经济绩效持续为负且不可逆转的情形,不仅那些在这种所有制中始终吃亏的人,会奋起反抗、揭竿而起,即使是那些在这种所有制中一直居于统治、支配、优势地位的人,也会无法忍受以至于“自毁江山”。
可见,制度经济绩效为负且持续不可逆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消亡的经济底线,也是任何一种所有制消亡的经济底线。或者说,只有不再产生经济绩效的所有制才是终将会消亡的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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