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不看不闻不问什么境界(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写成无神论著作《论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论衡》是王充反对迷信、祛除虚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学方面敢于质疑、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不听不看不闻不问什么境界?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不听不看不闻不问什么境界(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不听不看不闻不问什么境界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写成无神论著作《论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论衡》是王充反对迷信、祛除虚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学方面敢于质疑、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

勤学好问

人的能力、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而后天的学习,需要“学”,更需要“问”。王充在《论衡·实知篇》中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才能有高有低,只有学习才能懂得世间的道理,不请教发问就难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学之乃知”,强调的是学习的重要性。“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强调人应该勤奋好学,“且死不休”。他在《论衡·感虚篇》中说:“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寒冷不积累一段时间,不会下霜;温暖持续一段时间,冰雪才会融化。做学问同样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问不识”,则强调在治学中“问”的重要性。“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即使聪明智慧的人,不学习也不会懂得,不求教也不会明白。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提到,“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人通过勤学好问获得知识并取得成就,就像骨头、象牙、玉、石需要经过精心的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一样。做学问需要不断地向他人请教研讨,不能闭门造车。

博涉古今

王充主张做学问要博览百家、海纳百川。在《论衡·别通篇》中,他说:“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强调学习要涉广博通,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尤其如此,只有博涉古今、兼通百家,才能成为博学鸿儒。

“人不博览者,不闻今古,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王充认为,不博览群书的人,不了解古代和现代,看不到事物的整体,不知道是对是错,就像眼睛瞎、耳朵聋、鼻子失去嗅觉的人一样。治学者只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鉴、古为今用,才能明晓事理、学以致用。王充还强调治学不仅要学得广,还要学得深。他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迹达到的地方不同,所能见到的事物也是完全不同的,治学一样也需要学得广、钻得深,才能获得更深厚的学问。

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少时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勤奋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他喜欢遍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反对信守一家之言。他认为“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不历览古今圣哲的著作,讲论事情就不能切近事理,只背诵经传、死记章句,不通古今,是做不出真学问的。

敢于“距师”

做学问应该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王充主张破除对所有老师和古人的迷信,要勇于“距师”,敢于问难求解。他在《论衡·问孔篇》中指出,做学问困难的是规避老师错误的教导,正确辨别是非曲直。

汉代儒生治学流行“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致使“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其中很多是无知的“庸庸之辈”。对此,王充提出要有问难精神,学会“距师”。问难不是一般的提问或请教,而是质疑,是经过潜心思考之后提出个人主张。“距师”则是对老师的见解不盲目附和,不泥古守旧,要敢于力排众议,经过讨论争辩来核定道理,从而做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每句话都正确,如果弟子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

王充坚持治学要独立思考,绝不能盲从和迷信。在《论衡》中,他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在当时汉儒学者将先圣先贤的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非议的境况下,王充敢于问难、“距师”,显得尤为可贵。

学为世用

王充主张学为世用、学用一致,尤其强调写文章要务实尚用,有补于世。他在《论衡·自纪篇》中称:“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认为写作应有益于社会,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学问贵在能用。王充反对墨守经文章句,主张学习百家之言是为了应用,因为“圣人之言,贤者之语”都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有助于治家治国。在《论衡·超奇篇》中,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凡重视通融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与实际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文章仅仅能够诵读,没有“实际效用”,“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王充特别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因事而发。他在《论衡·对作篇》中指出,贤圣之为文,“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圣人作经艺,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圣人贤者所做的文章,可以匡正挽救不良的风俗,使民众的品行变得质朴淳厚,这正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他反对舞文弄墨之作,在《论衡·佚文篇》中指出,“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写文章不应是为了玩弄笔墨、堆砌辞藻,而应是为“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文人之笔,劝善惩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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